期刊薦讀 | 威廉·韋伯對南京大屠殺責任的思考——基于韋伯檔案的考察

作者介紹

張生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

內容摘要東京審判期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威廉·韋伯對南京大屠殺案相關證據，以及松井石根、武藤章、廣田弘毅等人的責任進行了個性化思考，提出了其個人關于判決的階段性意見，這些意見與法庭正式的判決并不完全一致，這恰恰顯示了最終判決是多方意見碰撞的產物。韋伯在思考中提出了很多問題，如日軍所謂“事變”的陰險含義、民事官員的責任、誰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法庭的定罪策略等等，促使我們更加深入地研究南京大屠殺史。

關鍵詞南京大屠殺 威廉·韋伯 證據 責任 松井石根

近期，在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 Australian War Memorial）發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庭長澳大利亞法官威廉·韋伯（William Webb）的個人檔案。其中，在其個人審判文件（Sir WW’s Judgment）草稿中，發現了一些他關于南京大屠殺案相關人員責任認定的階段性思考。這些思考與最終判決書的內容存在差異，有的區別十分明顯，體現了韋伯個性化的思維邏輯。可見，對南京大屠殺案相關責任人罪責的認定，并非一蹴而就，更非日本右翼所說的“預定”的結果。由于相關資料比較稀見，特按照原文編譯并加以簡要的討論，以利于相關研究的深化。

需要說明的是，為最大程度保留韋伯思考的原始特征，除必要的連綴詞句由筆者所為，以下內容均為韋伯原本的文字和口吻，體現了韋伯對相關證據采信與否、如何定罪的權衡。

一、關于南京大屠殺案的證據

《關于單個控罪的證據·控罪45（Count 45），南京大屠殺》是韋伯關于南京大屠殺（Rape of Nanking）案證據的總結和評論。

韋伯寫道：“日本人在中國違反國際法的犯罪，現在作為‘南京大屠殺’而審結。”1937年11月左右，日本華中方面軍組成，下轄1937年8月中組成的上海派遣軍，以及在杭州灣北部登陸協助上海派遣軍的第十軍。松井石根擔任華中方面軍和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武藤章擔任華中方面軍的副參謀長。

1937年12月1日，華中方面軍接到大本營攻占南京的命令，南京12月13日被攻占，許傳音、貝德士和馬吉的證詞表明，當時沒有抵抗。“第一天日軍表現還好，然后就實施暴行，所以陶德曼報告德國政府：‘暴行和犯罪并不是個別人的行為，也就是如上報告中確認的，日本軍隊是一部獸性機器’。（R.4604，筆者按：即韋伯所引證據編號，下同）”

韋伯將日軍暴行分為四個部分：

1.大規模屠殺。貝德士作證說他確信有12000人遭殺害。大量士兵已經丟掉了武器，日本人從房屋和安全區中搜到這些人加以殺害，事實上，中國士兵脫下制服以平民身份在難民營各處求生。日本人通過檢查手部是否有勞作繭痕等方式尋找這些人。被告證言并不否認日軍全城搜查穿著平民服裝的士兵，按照大杉浩的證詞，這些人被送去了戰俘營，而按照中澤三夫的證詞，送至軍隊，但無法確認后續去向。榊原主計聲稱在南京抓獲4000名俘虜，一半送去上海，一半留在南京。按照武藤章的說法，核心爭議在于這些被俘獲的中國人能否作為戰俘。最終在1938年日軍決定，日軍方面以中日沖突被官方定性為“事變”為由，決定不將被俘中國人視為戰俘（R.3436）。目擊證人尚德義向法庭證實，1937年12月16日1000人在長江岸邊被掃射，目擊證人伍長德的證詞顯示1937年12月15日約2000人在西門被掃射，目擊證人馬吉作證說看到數千具尸體遍布各處，目擊證人許傳音指出屠殺行為遍布城市各地，紅卍字會受委托掩埋尸體，共埋葬了43000具尸體，同時還有其他團體參與類似行動（R.2574）。另有一張表格顯示，南京崇善堂參與掩埋受害者工作。這些組織從1937年12月26日到1938年4月20日，在南京和附近地區掩埋了112266具尸體。以上報告的受害者人數達260000人（R.4537）。

2.大規模強奸。許傳音、貝德士等幾個證人都說到強奸。程瑞芳女士的宣誓證詞提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孩（被強奸）；麥卡倫說一個晚上發生了1000起強奸案例。

3.普遍的搶劫。許傳音、貝德士、馬吉的證言，安全區成員費吳生宣誓證詞，陶德曼的報告都有所提及。

4.對財產的肆意摧毀。許傳音、馬吉證言，費吳生宣誓證詞，拉貝報告說，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大火摧毀（R.4594）。按照貝德士的證言，恐怖氛圍在兩個半星期到三個星期中十分強烈，城市陷落六到七周后仍很嚴重（R.2538）。許傳音估計這種恐怖狀態持續了約三個月之久，后續仍有發生。按照陶德曼的說法，南京周邊地區的狀況比城區更為糟糕。

韋伯總結道，外國人組織了一個安全區，試圖阻止年輕的男人被槍殺，年輕的女人被強奸。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秘書劉易斯·史邁士，六周內每天撰寫兩份抗議書，重要的是，他報告的內容從未被日本大使館否認（R.4457、4458）。更多的證據是，日本大使館職員試圖協助，但他們無能為力（R.4473）。報告被送往東京的外務省和南京的日軍司令部（日高信六郎，R.21453）。東京收到了報告，外務官員立即告知參謀本部負責人，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告訴了陸軍大臣（石射豬太郎，R.29970）。

韋伯還特別提及，“有幾個被告目擊證人作證說在南京根本沒有看到暴行。我認為沒必要理睬他們，他們應該看到了”。

韋伯評論說，沒有證據表明暴行依令而行，但是，按照美國副領事詹姆斯·埃斯皮1938年2月2日的報告，在寧外國人處境良好（R.4561），這似乎暗示日軍曾接到要小心對待外國人的命令。馬吉在與日本士兵交涉的過程中，形成了“日軍被命令遠離外國人”的印象（R.3930）。“日本大使館的官員告訴委員會，日軍有意讓南京的局勢進一步惡化，但大使館人員將努力緩和其行動（R.4587）”。基督教聯合托事會的博因頓牧師對上海的英國大使說，“日本大使館官員緊隨日軍進入南京，他們驚恐地發現難民營中日軍公開酗酒、謀殺、強奸和搶劫。他們無法干預軍隊司令官，這些人的態度粗暴冷漠，導致軍隊徹底地失控，任由其在城市中肆意妄為。因為對東京電令軍隊加以控制感到絕望，日本大使館官員甚至建議傳教士們設法在日本公開此事，以便日本政府能被輿論迫使去管束軍隊（R.4559、4560）”。

這一態度被新調任的警備司令天谷將軍1938年2月5日的演講所強調，他批評了外國人把日軍暴行報告傳播到海外、煽動中國人的反日情緒的態度（R.4588）。

韋伯接著指出松井從多個渠道獲悉南京大屠殺的情況：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7日進入南京，一直待到21日，他的參謀長飯沼守向他告知了日軍存在的一些粗暴行為（飯沼守，R.32673），然后憲兵（R.21902）和顧問（R.3453）向他匯報了日軍暴行。在其宣誓證詞中，松井承認12月17日從憲兵隊那里聽到一些令人不悅的粗野行為（R.33822），憲兵隊看守的報告由其參謀長塚田攻轉交（R.33854），這些令人不悅的粗野行為包括謀殺、強奸、搶劫和物資強征（R.33849）。進入南京以后，松井從日本領事那里聽到了類似的暴行描述（R.33850）。

韋伯隨即提出：根據對松井副參謀長武藤章的指控，武藤1937年12月17日聽到南京大屠殺的情況，對此非常憤怒（R.33089）。外國居民期待局勢能有所好轉，但他們失望了。安全區委員會文件中的一封信指出：“隨著高級指揮官抵達南京，城內秩序本應恢復，但昨晚的局勢反而比前些晚上更為糟糕。”

12月18日，最高指揮官松井發布命令，規勸日軍規范行為，但該命令“表述近似傳統演講，并無面對極端和嚴峻形勢的措施”。沒有任何一位日軍指揮官能證明其自身已切實執行該命令，盡責阻止暴行發生。松井在證詞中說，12月18日他召集了全體高級指揮官，目的是就杜絕粗暴行為向他們直接下達指示。

武藤是松井的副參謀長，按其供述其核心職責是協助參謀長開展工作。他當時也身處南京，并于1937年12月20日陪同松井返回上海（筆者按：原文如此）。他未聲稱自己對暴行不知情，也未提及自己采取什么措施阻止暴行。僅以“他沒有決定的權力”為由來推諉責任，同時表示“當然沒有不維護軍隊紀律和道德的義務（R.33090）”。韋伯認為，這種辯解是不成立的，他忽視了“不作為”所應承擔的責任，這種“不作為”本身已應承擔罪責。

韋伯接下來反復提及木戶幸一的證詞，而木戶在過去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是少有提及的。外務省收到南京大屠殺的報告，立即告知了軍務局。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私下告知陸軍大臣杉山元一兩次，但杉山元以“考慮戰場上的軍事，不適合處理此問題”為由，沒有將問題（石射豬太郎，R.29992）提交內閣。受此影響，法務大臣鹽野季彥表示內閣沒有被告知在中國的暴行（R.30538）。大藏大臣賀屋興宣在宣誓證詞中也這么說（R.30640）。木戶幸一聲稱，他直到投降后從未聽說過南京大屠殺（R.30841）。但這一說法與史實存在矛盾。事實上，日軍在京滬地區的行為問題曾被提交樞密院，在交叉質證中，木戶幸一被迫面對《日本時報》（Japan Times and Mail）的一篇文章，該文章提及有樞密院成員提出，“外國人發表了文章，對京滬地區的日軍進行了造謠中傷”。木戶回應說，根據報道內容，也許有針對中國人錯誤的優越感，這一錯誤必須糾正（R.31518）。在交叉質證中，木戶否認1938年時他意識到日軍犯下的暴行，他在樞密院的講話表現出日本人的傲慢態度：“我只知道這么多，日本人易對中國人產生優越意識，蔑視中國人，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R.31522）”

此外，按照反駁起訴方的記錄，大倉男爵（Baron Okura）說：“我發現了各種各樣描寫京滬地區日軍行為的災難性的資料”，他仔細研究后認為此類行為源于日軍的優越感。木戶回應道：“我也聽到報告，涉及上海地區日軍的行為，就像大倉男爵說的，我不認為是絕對真實的，然而，事實是有相當數量其他來源的類似報告。”（筆者按：這里的下劃線為韋伯所加）

“事實是，負有直接責任的軍隊指揮官是朝香宮鳩彥王，他在日軍進入南京10天前就加入軍隊（R.3461）。他娶了明治天皇的一個女兒，其擔任政府職位的過程明顯存在特殊性。”

“能推斷木戶知道更多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但他此刻不想承認。在前面提到的會議上，他只說了關于上海的事，即使我們能推知他也知道關于南京的事，也難以認定他作為教育大臣的罪責。”

韋伯在這里提出了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即日本政府中所謂民事官員的責任問題。他隨即指出：“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追究廣田弘毅的責任，因為他采取的措施遠遠不夠。”

韋伯還寫道，正如上面提到的，廣田確實與陸軍大臣提到一兩次南京的暴行，南京發生的此類事件肯定不符合內閣和陸軍大臣的預期。陸軍大臣答應立即行動并發布強烈的警告（石射豬太郎，R.29975）。此外，廣田還向格魯（筆者按：當時美國駐日大使）保證“司令官已經向在中國的所有指揮官發布最嚴格的指示，破壞行為必須停止，本間將軍也已被派往南京調查，確保指示得到遵從（R.3000）”。

韋伯評論說，“事實是，日軍方面并未對負有責任的軍官采取正式懲罰措施。我們僅知曉司令官松井石根最終離任，同時有80名指揮官一同離任，其中包括朝香宮鳩彥王（R.3457）”。但這被否認是一種懲罰。我們可以推斷日本軍隊和政府在戰爭期間不想處理自己的軍官，由此可推斷，日本軍隊與政府在戰爭期間刻意回避對涉案軍官的追責，此類事件公開會損害軍隊聲譽，況且皇室的朝香宮鳩彥王還牽涉在內。

韋伯說：“我傾向于不接受廣田弘毅在這個案子中怠忽職守的罪責，已經通過陸軍大臣采取了相應的步驟。”同時強調“木戶和廣田的責任，還需結合后續東鄉茂德和重光葵案的審理進行綜合觀察，這一觀察結果可能對后續案件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韋伯提出：“關于那些為他人犯罪行為負責的官員的責任邊界，本次審判必須審慎界定。正如我在1948年1月23日備忘錄第 45 頁所指出的，我們必須銘記，直至本次戰爭結束前，此類責任并未形成普遍認可的法律共識，這是不能過度擴大追責范圍的重要原因。但關于該點，有另一個原因，審判創造了法律，作為立法者，意識到其法律的后果。現在，民事政府承擔對軍隊行為的責任的后果可能是，在未來戰爭結束時，政府中將無人傾向于締造和平，因為整個政府被審判、監禁。政府官員承擔責任，將來政府中就不會出現為結束戰爭而做出努力的個人，因為投降將意味著自己被審判、死亡。戰爭政府中的民事人員，不應為軍隊所犯的戰爭罪責承擔責任。他們可作為留存力量，為后續促成投降、推動戰爭盡早結束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若當時日本缺乏這股力量，恐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喪生——盡管這顯然與軍國主義者的訴求相悖。”

“我傾向排除盡可能多的民事官員的責任還有第三點原因：防止戰爭結束后政治反對派以正義為名進行大屠殺。”

也許意識到已經遠離南京大屠殺案這個話題，韋伯最后說：至于松井和武藤的判決，疑問在于他們是否以控罪45定罪，抑或加上諸如控罪54，或者僅僅以控罪55定罪。控罪45指控的是，命令（ordering）、導致（causing）和允許（permitting）對南京居民進行屠殺，從而屠殺了平民和非武裝士兵，“命令”和“導致”未被證實，控罪54和控罪55之間有個明顯的區別，“允許”只能意味著內涵的態度，相應地用“你可以”諸如此類，與怠忽職責（neglect of duty）不同，在這個意義上，“允許”未被證實。松井發布了一個命令，規勸行為好些（Exh.3397, R.32616），這沒有表達“允許”。他因為沒有采取更嚴格的措施而有罪，即正如控罪55所指控，怠忽職責而有罪。我傾向于認為武藤也如此。

“結論：松井石根和武藤章控罪55有罪，未證實：控罪45。”

二、關于松井石根

韋伯以23頁長的篇幅，討論松井石根的戰爭責任；格式齊整，每個部分都加了小標題，其內容之豐富，甚至超過了對整個南京大屠殺案證據的討論，完全可以看成韋伯判斷此事性質的內心進路，或者說，韋伯通過對相關事實的整理，形成了對南京大屠殺案的整體判斷。其內容分為“發現的事實”和“結論”兩個部分：

（一）發現的事實

松井石根1937年8月18日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同年10月30日擔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華中方面軍由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組成，朝香宮鳩彥王和柳川平助中將分別擔任司令官。

1937年10月8日，松井發表聲明稱：“魔鬼般的鋒利刺刀即將出鞘，以施展神圣威力，本軍使命在于懲罰腐朽的南京政府和狂妄的中國人。”侵占南京前夕，他宣稱：“作為中國首都的南京陷落是國際性事件。應當深入研究此事，發揚皇軍的榮光以震懾中國。”

南京大屠殺

松井作證說：“12月13日至16日進入南京的部隊均由富有經驗的軍官指揮……這支新編部隊來自本土，但都是富有經驗的老兵……朝香宮在占領南京十天前才加入，鑒于其參與時間短暫，我認為他無須承擔主要責任，真正的責任主體應是各師團指揮官。”

沒有中國人抵抗

金陵大學歷史學教授貝德士博士聲明，當時城內未發生任何形式的抵抗。南京圣公會牧師馬吉聲明，12月13日后，在南京的中國守軍無抵抗行動。受雇于南京鐵路局的許傳音聲明，1937年12月13日當天中國守軍已全部撤離南京，城內無軍隊抵抗。

松井在南京

12月17日松井進入南京，一周后返回上海。

12月18日他發布了指令，全體官兵必須嚴守紀律，各級指揮官需對部下行為嚴加管束，謹慎約束個人行為。

屠殺平民

韋伯列舉了幾個重要人物的證詞。金陵大學醫院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的報告：12月13日后數日，醫院迅速收治大量不同年齡的男女及兒童傷員，傷情包括槍傷、刀傷等暴力傷害。12月13日以后不少日子，醫院迅速住滿了所有年齡段的各種傷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大批男人被帶到長江邊掃射，他們的尸體被推進江中。另有大批男人被帶到城外，用機關槍掃射，受傷的再用刺刀刺殺。

尚德義在難民營中被捕，他陳述，超過1000名平民被捆綁押至長江岸邊，命令他們坐下后用機槍掃射。

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人員費吳生作證說，12月15日他看到大約1300名身穿便服的平民從難民營被帶走，列隊捆綁后遭搜身并槍決。

許傳音作證說，第三天他開車穿過城市，在某街道有超過500具尸體，沒有一具尸體身穿制服，他們都是平民，年輕的或者年老的，包括婦女和兒童。所有遇害者均為平民（含老幼婦孺），無軍人裝束，日軍曾將1500名平民從安全區帶出，機槍掃射后推入池塘。

金陵大學歷史學教授貝德士作證說，數百件案子被報告給日本官員。他目睹一系列針對無辜平民的槍擊事件——無任何挑釁或明顯理由。據他所知，有12000名平民（包括男女老幼）在城內遇害。日本人進城后多日，平民尸體仍散落在大街小巷和他住宅周圍。南京陷落時，梁廷芳上尉在軍醫部隊中，他作證說，大約5000人被從難民營帶到江邊，列隊后遭機槍掃射，屠殺從早上7點持續至次日凌晨2點，800名日本目擊者包括軍官，部分人甚至坐在轎車中觀看。

前面提到的南京圣公會馬吉牧師說，12月13日以后日軍對中國平民的態度展現了令人發指的殘暴。最初是單個或30人一組的士兵隨意殺人，他們仿佛掌控著生死大權，隨后演變成有組織的集體屠殺，尸體到處都是。他曾目睹成列的男性被帶出城外處決，主要使用步槍和機槍。還有數百人遭刺刀集體殺害。12月14日或15日，他路過兩排手綁在前面的中國男人，大約1000名男人被帶到揚子江邊，像割麥子一樣被機槍交叉火力射殺。12月18日，他約見日本大使館副領事田中一起張貼了保護財產的告示，他們抄近路穿過一個巷子，結果碰見大量尸體，不得不開車折返，因為不軋過尸體就開不過去。他在江邊看到三五百具，衣服已經燒光，許多尸體被燒焦。12月21日，他看到許多尸體躺在路邊。

伍長德是南京的一名警察，他作證說，他和其他300名警察與許多平民被帶到南京西門，他們分成大約16組，每組超過100人，遭到機槍射殺，然后倒上汽油點火焚燒。

屠殺士兵

貝德士博士作證說，超過30000名士兵投降放下武器，然后在72小時內在城墻外被立即射殺。國際委員會雇用勞力掩埋他們。

掩埋受害者的詳情如下：崇善堂掩埋隊掩埋受害者人數112266名，紅卍字會掩埋受害者人數43071名，共155337名。

強奸

貝德士博士作證說，占領后的一個月中，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報告德國當局，他認為發生了至少20000起強奸案，每日每夜都有士兵成群結隊在城內（主要在安全區）搜尋婦女。一個中國婦女甚至被17個日本士兵強奸。

馬吉牧師說，1938年1月3日日本人企圖引誘安全區當局把婦女送回家，安全區建議年長婦女回家以示順從，結果，日本士兵對回家的婦女又進行強奸。強奸行為持續不斷，男女老少均遭殺害。如果婦女反抗或拒絕，她不是被槍殺就是被刺死；若其丈夫試圖援助，也會被殺。12月20日，他看到一名日軍士兵實施強奸。1938年1月1日，他看見兩名女孩在安全區外遭輪奸。2月1日，他目睹兩名士兵強奸一名15歲少女，他向哨兵報告時，對方大笑起來。

搶劫

德國駐華外交機構報告說，城內無一家店鋪未遭破門搶劫。

南京美國大使館的信函證實，南京幾乎所有商業設施均被洗劫一空。

貝德士作證說，在某些情況下，搶劫經過精心組織，在軍官的指揮下系統地動用軍隊的卡車，銀行保險庫被乙炔槍打開。他目睹一列長達三分之二英里的物資運輸隊伍，滿載著家具。差不多所有商行有點價值的東西均被掠走。

馬吉牧師作證說，日本人從民眾手中搶走任何他們看上的東西，如腕表、自來水筆、錢、衣服和食物。

縱火

德國駐華外交機構報告說，約三分之一的城市被日軍縱火燒毀。

貝德士博士作證說，從12月19日或20日開始，大火時常發生，持續六周之久。有時候使用汽油，更多的是用化學燃燒條。私人財產被沒收，以供進駐的日本居民使用。蘇聯大使館被燒，基督教青年會大樓也被燒，兩座重要的教堂和兩處主要的德國產業也未能幸免。

馬吉牧師作證說，12月21日幾乎所有在南京城的外國人簽署了一份請愿書，以人道主義的名義懇請日本大使館制止焚燒人們房屋的毫無意義的行為。

軍紀廢弛

外國人士攜帶請愿書赴日本使館，以人道主義名義呼吁停止無差別焚燒民宅行為。松井石根在陳述中強調：

“我區分了遵守命令的士兵和廢棄責任的士兵，南京率領軍隊的軍官有責任監管遵守軍紀和不遵守軍紀的士兵。我的聲明整體基于士兵們對中國居民的行為和管理，我認為占領南京的士兵們是優秀的，但是管理和行為規范缺失。”

德國駐華使館報告說，12月14日，因為進軍太快而供應不足的日軍被放任，其行為無法描述為正常的軍隊。

1938年1月14日德國駐華使館報告柏林外交部南京陷落后的相關形勢，報告說日軍當局顯然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日軍如野蠻部落般洗劫城市數周，侵犯了20000名婦女和女孩，粗暴地對待數以千計的平民，機槍掃射進行大屠殺已成為仁慈的處決方式。

德國駐華使館的報告清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軍紀廢弛、殘暴和犯罪，已經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整個軍隊即日本人的行為。

南京美國大使館的通訊披露，像成千蝗蟲掠過城市的日本士兵帶來了無法言說的掠奪和暴行，士兵們如同被縱容蹂躪這座城市的野蠻部族，被屠殺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計其數。

貝德士博士說，占領三天后，憲兵隊高級軍官發布保護外僑財產布告并張貼于門口，但士兵們不僅無視這些布告，而且經常把它們撕下來。

馬吉牧師說，日本士兵完全無視他們領事館關于保護外僑財產的告示，遑論美國大使館的告示。12月21日，田中告訴馬吉，駐南京的師團將改善形勢，到12月24日一切將安排妥當，但此后并無明顯的改善。

費吳生說，12月19日是完全無政府狀態的一天，軍隊控制不了士兵，12月20日，故意破壞和暴力不受限制，街上最重要的商店起火，從其窗戶可以數到14處著火點，他還看到日本軍車裝滿了從商店里掠奪的東西，然后縱火。

南京憲兵不足

貝德士博士說，大使館官員有很大的理由訴苦，占領南京時，只有極少的憲兵可用，共17人。

馬吉牧師說，“剛開始，好像沒有憲兵，后來努力增加了，我們受此鼓舞，認為事態會好轉，后來發現這幾乎成了一個笑話，因為憲兵們開始做與士兵們同樣的事，而大量的中國警察被屠殺了”。

遞交日本大使館的抗議書被送往外務省

韋伯對日本外務省知悉南京大屠殺并傳遞給日本陸軍這一事實非常重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邏輯殺傷力不言而喻，他寫道：

許傳音說，抗議書被送交日本大使館和司令部，但沒有布告禁止強奸、掠奪和屠殺。馬吉牧師作證說：“幾乎每天都有報告送交日本大使館，我們當中很多人也個人去報告，像我就多次去日本大使館去報告暴行個案。”貝德士博士說，起初的三個星期他幾乎每天都送交大使館一份包含此前情況的打印報告或信件，通常還會與相關官員如領事福井、副領事田中討論一下，這些人因為忌憚軍事當局，所以幾乎無能為力，他們能做的事就是把這些報告通過上海傳往東京。駐華無任所大使伊藤作證說：“我從外交團隊和新聞記者那里收到報告，說南京的日本軍隊犯下各種暴行，我沒有尋求證實這些報告，但我確實上報一個我所聞事情的總備忘錄，所有我收到的報告都送到了外務省。”

安全區委員會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博士作證說，起初的六周中，委員會幾乎每天撰寫兩份抗議書，每天在日本使館舉行會議，無人否定報告的準確性，他們不停地答應會做些事，但1938年2月前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一份英國駐南京大使館的報告稱：“基督教的博因頓牧師……稱，日本大使館官員緊隨日軍進入南京，他們驚恐地目睹了難民營中日軍公開酗酒、謀殺、強奸和搶劫的行為。他們無法干預軍隊指揮官，由于軍隊指揮官表現出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使得軍隊可能故意被放任于城市進行懲罰性行動。由于受到軍隊控制，對東京電令軍隊加以控制感到絕望，日本大使館官員甚至建議傳教士們嘗試在日本公開此事，以便日本政府迫于公眾輿論而約束軍隊。”

關于日軍錯誤行為的報告由外國僑民送交總領事，報告送交東京的外務省和南京的日軍。

被告目擊證人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作證說，12月13日勝利進入南京后，南京的代理總領事通過電報報告了暴行，這些報告毫不耽擱地送交陸軍省軍務局局長，那時，外務大臣被警告應立即采取某些行動來壓制這些不體面的行為，目擊證人告訴外務大臣，一份電報的復制件已經送交陸軍省，希望在即將召開的陸軍省聯絡會議上警告軍事當局，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反對這些行為。一兩天后，在聯絡會議上，他向軍務局第一課的負責人提及暴行問題，要求立即采取嚴厲的措施加以制止。軍事當局代表感同身受，同意他的請求。

石射豬太郎后來作證說，不久收到了南京代理總領事的報告，關于日軍暴行的英文報告由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三位代表起草。在接下來的聯絡會議上，石射豬太郎向軍務局第一課負責人出示了報告，重申了外務大臣不滿的態度，軍事當局代表回應稱，已經向南京占領軍當局發布了嚴格的命令。他作證說，有一整套這樣的報告，超過70件案子是強奸案，所有報告都給了外務大臣。石射豬太郎聲稱，每次從情報局負責人那里看到外國媒體上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告，都會遞交給外務大臣、副大臣和所有局長。他認為，廣田向陸軍大臣提及此事一兩次。這些報告雖然有很多重復點，但這些報告的主要觀點還是被認可的。

軍事當局意識到了

韋伯也確認，松井石根作為日軍最高指揮官從多個途徑得知南京大屠殺的發生，這是對其定罪的關鍵，他梳理了其過程：

審問中，松井聲稱，他幾乎一進入南京城就聽到了南京領事的報告，歐美人士認為他的軍隊犯下很多暴行。1937年12月16日的南京安全區檔案包含了下列內容：“昨天我們一致抗議，因為我們認為高級軍官的命令下達后，秩序會恢復，但昨晚比前天晚上更糟糕，所以我們認為這應該引起皇軍的注意，士兵們的上述行動是不被允許的。”

審訊中，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作證說，他和松井進城參加祝捷儀式時，城市已經清掃，他沒有聽說日本士兵搗亂。參謀長塚田告訴他一些關于偷竊、襲擊、殺人和強奸的事。此后，命令發給了所有單位，除了離開城市的警衛部隊。占領南京的最初命令要求，只挑選表現良好的部隊進城，其余部隊待在城外，但是事實是所有的部隊進了城，“這讓松井氣惱，對下屬咆哮”。給人感覺是，太多的部隊進城，就會有麻煩，因為從上海以來很多部隊吃盡苦頭。他們這么長時間生活在壓力下，感覺讓他們進城是不可取的，松井聽說那些案件后變得異常狂暴。松井聽到這些事時武藤也在場，松井暴怒對下屬咆哮。報告并沒有提到很多案例，它一公開，命令就下發給憲兵，壓制這些行為，逮捕參與者。命令在松井聽說后立即下發，當他們到南京參加儀式，松井得到信息說命令立即傳達了，憲兵正常履職，命令強調了更為嚴格的紀律，事件發生在日軍進入南京的12月12日至14日。武藤記得，有報告說中國人被日軍搶劫、入室搶劫和強暴，大概報告了10到20件案例，他接著說，松井進入南京時，有一二十件案子報告了他。

松井說，12月17日他進入南京，第一次聽到憲兵隊通過他的參謀長塚田報告的暴行案例，立即嚴令各單位調查、懲戒當事人。在交叉質證中，他作證說從南京領事那里聽到了類似的事情，但在宣誓證詞中未提及，因為不是正式的報告，而是在談話中提及，這發生在12月18日或19日。

暴行在城市陷落后持續很久

威爾遜醫生作證說，1937年12月13日城市陷落后暴行持續了6到7周。

許傳音作證說，暴行在最初的3個月內都很嚴重，后來慢慢地平息了。

馬吉牧師作證說，大約6周后，暴行逐漸遞減。

沒有采取措施制止暴行

許傳音作證說，日本當局沒有試圖制止暴行。沒有一張布告、沒有一張通知貼在街上制止暴行、強奸和搶劫。

馬吉牧師說，他告訴大使館的調查員，他看到并趕走了一個強奸中國婦女的日本士兵，士兵竟大笑起來。這些報告給了大使館，大使館派了個調查員，不是真心要調查案件，是想看看信息提供者是誰，如果真想制止這些事，他們早就做到了。如果他們槍斃25個人，暴行就會結束，可在他們看來實在太輕微了。另一件案子，拉貝先生和日本軍官看到一個士兵正在強奸一個婦女，軍官所做的就是抽打了士兵。

懲罰很少而且力度不夠

貝德士博士說：“大使館的民事官員向我們保證，東京的嚴格命令已經傳達，南京秩序即將恢復，但直到1938年2月5日或6日高級軍官來到，我們沒有看到明顯的改善。我聽說高級軍官召集了大批低階軍官和未授銜軍士，嚴肅地告知他們為了軍隊的名譽必須舉止良好。此前，我們沒有看到或聽到士兵被軍紀處罰，哪怕他們被高級軍官們看到正在屠殺或強奸。有三四個案例，拉貝和安全區成員與日軍高級軍官在現場，看到日軍士兵槍殺、刺殺或實施強奸，士兵僅被要求向軍官敬禮，并被口頭斥責，但既沒有記下士兵的名字，也沒有軍紀的指示。”

被告目擊證人塚本浩次是上海派遣軍的檢察官、華中方面軍的檢察官和司法官，他作證說，進入南京后日軍進行了非法活動，他進行了調查，有四五個軍官涉案，犯罪主要是掠奪和強奸。他記得有一些屠殺案例，但不記得是否懲罰縱火或大屠殺的罪犯。犯罪發生在不同的地方，但他相信很多案子發生在南京的難民營里。他處理了10件案子，但涉案人數大大超過案件數。

高級軍官抵達

2月6日，新的警備司令天谷將軍，為南京的外交代表們在日本大使館舉行了一場歡迎會。他批評了外國人把日軍暴行報道到海外的做法，說這助長了中國人的反日情緒。

松井作證說，參謀本部1938年1月底把本間將軍派往其司令部，本間說，東京當局為在華日本士兵暴行的報告感到憂慮。松井作證說，參謀本部沒有與其通報有關士兵的行為，也沒有被參謀總長或陸軍大臣斥責，他猜測本間得知外務省送交軍隊有關暴行的報告。

松井未被要求報告南京情形

審訊中，松井說：“抵達東京后我被立即安排在后備役，所以我不知道但肯定有調查和報告，我沒被要求去報告。”

1939年一份名為“中國事變軍隊報告”的日方文件，包含了題為“軍事形勢和從戰亂地區復員的軍人”的備忘錄，上面寫道，一些回到日本的軍人沒有管住他們的嘴，其中舉例，如“戰場上我最喜歡的事就是掠奪”，以及“戰場上除了強奸我不想別的事”，還有“中國軍隊囚犯有時候被排隊殺掉以檢驗機槍的效能”。

松井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松井石根作證說，由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組成的華中方面軍司令部的職責是統一這些部隊的命令，關于命令和監督，他和戰場上官兵們的關系完全是間接的，南京不幸事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華中方面軍對戰地官兵沒有直接的權威。

在交叉質證中，松井作證說，他所說命令和監督是不直接的，意思是命令通過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的指揮官施行，他承認第十軍和上海派遣軍在其統轄之下。他進一步作證說，他沒有權力直接處理軍紀和道德問題，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他被授權指揮兩支下屬軍隊，但基本上軍隊內部的軍紀和道德是師團長們的責任，他有責任和義務確保其下轄部隊保持良好的軍紀和道德風尚。不過，他說他沒有權力命令成立軍事法庭，除了作為司令官向其下轄軍和師團指揮官表達期望，并無權力如此。松井說，他不能否認維持軍紀與軍事戰略存在緊密的聯系，因此，就其下轄兩個軍而言，他確實有權干預與軍紀有關的事務。

然而，交叉質證中，他說因為1937年12月17日他從憲兵那里得到關于日軍士兵暴行的報告，12月18日召集了各軍和師團盡可能多的軍官，以便直接給他們指示。

“亞洲人的亞洲”

秦德純將軍作證說，1935年秋松井來到北平，希望在北平成立“大亞細亞協會”分會，松井鼓吹說，亞洲應當是亞洲人的亞洲，歐美影響應當清除。秦將軍進一步作證說，松井想把英美驅逐出亞洲。

松井1933年成立“大亞細亞協會”，1935年到1936年他在中國游歷以推動“大亞細亞運動”，松井擔任“大日本亞細亞發展聯盟”副會長和顧問。戰爭爆發后，他去了南方的印度支那和菲律賓，煽動那些國家的人民與“聯盟”合作。1940年10月，《大亞洲主義》的編輯者語中，松井對中日戰爭作為“解放亞洲”的戰爭感到滿意，這終于隨著皇軍開進法屬印度支那而提出了真正的問題，朝著“解放亞洲”邁出了步伐，具有歷史性意義。

1941年7月發行的雜志中，松井寫道：眼前的敵人很清楚是英國、美國和一些民主國家，以陣亡的10萬英雄的名義，他絕對反對與美國的任何妥協。

（二）結論

基于上述環環相扣、邏輯緊密的事實，威廉·韋伯得出如下結論：

自從日本軍隊1937年12月13日進入南京，屠殺和其他罪行規模巨大，最初的3天里30000名投降的中國士兵被冷血屠殺。德國大使館12月14日報告說，日本士兵被放任在城市中，舉止“無法形容為正常的軍隊”，日本總領事把“恥辱的行為”報告了外務省官員，美國大使館報告說，日本士兵像蝗蟲掠過城市，犯下數以千計和未知令人絕望的暴行，日本士兵被放任像野蠻人部落褻瀆了城市，屠殺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不計其數。

松井12月17日舉行了祝捷儀式，待在城市里至少一個星期。他抵達時，日本領事告訴他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這些消息已經傳到歐洲和美國，但他除了12月18日對軍官們進行粗疏的講話外無所事事，接下來的日子，被屠殺的中國人的尸體阻塞了大街小巷，江邊的尸體也數以百計。12月19日，被紅十字會的費吳生描繪為絕對的黑暗。12月20日，中國首都街道上最重要的商店著火，費吳生從窗戶數有14處著火點，看到被縱火的商店前日軍裝滿贓物的卡車。

只有極少的憲兵。沒有張貼制止屠殺、強奸、搶劫和暴行的布告。

松井一到達南京就被告知暴行但實際上無所作為，他待在南京期間，暴行仍以不斷增長的強度繼續發生，他一定目擊了不少。

唯一理性的結論是，如果他沒有命令日軍追求他“膺懲南京政府和暴虐的中國人”的目標的話，他縱容他們。

他對針對蘇聯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沒有責任。

“控罪27、54和55，有罪。”

三、基于韋伯檔案的幾點延伸性討論

（一）所謂“事變”的背后

韋伯檔案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前文提及的武藤章的證詞，“最終日軍在1938年決定，與中國的沖突被官方看成是‘事變’，所以被俘獲的不可以看成戰俘（R.3436）”日軍這一說法的重要性，久為學界所忽視。其實，大家都知道，日軍擅長把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稱為“事變”，以混淆事件的性質，逃避戰爭國際法所規定的義務，如“柳條湖（或曰沈陽）事變”，甚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還稱為“中國事變”。

其“好處”是隱晦又陰險的，那就是可以肆意捏造“土匪”等罪名，屠殺中國軍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洞若觀火：“從‘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到戰爭結束為止，日本歷代內閣都不承認在中國的敵對行為是戰爭。他們堅持稱它為‘事變’，并以此為借口，日軍當局主張戰爭法規不能適用于這一敵對行為的實行。日軍的首腦者認為這個戰爭是‘膺懲戰’，因為中國人不承認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和領導地位，拒絕與日本合作，所以為懲罰中國人而作戰。由于這個戰爭所引起的一切結果，都是殘酷和野蠻的，日軍首腦者的意圖是要摧毀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

日軍將這一從侵占中國東北就實行的策略，落實到南京大屠殺中，如武藤所供述的那樣，就是不把俘虜的中國人當作戰爭國際法中的俘虜，而東條英機也有同樣的供述。日軍進行戰爭犯罪，有其自造的“法理”，這是日軍有外國僑民在場目擊的情況下仍然堂而皇之燒殺淫掠的借口之一，也是南京大屠殺所謂“現代性”的重要根源。

（二）誰應該對南京大屠殺負責？

關于南京大屠殺案，韋伯探討了廣田弘毅和武藤章的責任。

其中，關于廣田，韋伯用了簡短的文字：“南京暴行。南京暴行的報告送交外務省，廣田要求陸軍大臣杉山元采取措施制止暴行，但暴行繼續。”“他對軍人戰爭期間在中國發生暴行持冷漠態度，但南京令人震驚的暴行使其向陸軍大臣杉山元提及此事，盡管文明世界大聲呼吁，但他沒有進一步向天皇或內閣報告以結束屠殺、強奸、搶劫和煽動，這些罪行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立即結束。毫無疑問，他完全有權力和清晰的責任這樣做，但他卻未能履行職責，他必須為不計后果地放棄責任的行為，承擔罪責。”“控罪2、3、4、6-15、29-33和55，有罪。”其中，控罪55，就是指怠忽職責，放任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和繼續。

關于武藤章，韋伯將其合并與日軍在菲律賓的暴行一起討論。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如下：“從1937年11月4日到1938年7月初（筆者按：原文如此），武藤擔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副參謀長，該方面軍同時下轄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武藤陪同松井從蘇州飛到句容以便參加12月17日日軍舉行的正式入城式。中山說，武藤僅在南京待了6天，從12月15日到12月20日，盡管武藤受審時說待了10天。武藤承認那里發生了掠奪和強奸，然而，他堅稱只有一二十件案子報告給松井手下的兩個指揮官。南京大屠殺之后，一本譴責暴行的書籍讓日軍蒙受恥辱，他也作證稱，這暴露了日軍軍事教育的弱點，他說，這些現象，在西伯利亞遠征第一次發生，強奸、搶劫和屠殺案件首次被報告，這些犯罪在日俄戰爭和中日戰爭卻鮮為人知。被問及他如何提升日軍官兵的教育和行為時，他強調他并不在可以采取措施的位置上。”在結論部分，韋伯寫道：“在南京作為松井石根的副參謀長、在菲律賓作為山下奉文的參謀長，武藤一定知曉日軍的致命行為，但他沒采取措施來矯正或約束軍隊，如果他不是縱容默許暴行的話，那就是怠忽職責。控罪2、3、4、6—15、29—33和55，有罪。”其與廣田弘毅控罪一樣。

眾所周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有55項控罪，第1項指控全體被告領導、組織、教唆或共謀發動侵略戰爭；第27項控罪指控全體被告對起訴各國發動侵略戰爭，第54項控告全體被告，除大川和白鳥外，“參與共同計劃或陰謀，命令、授權和準許各地日軍司令官、陸軍省官員、各地憲兵隊和勞務班職員，對起訴國的軍隊、戰俘和被拘留的平民，頻繁地從事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的行為；未使日本政府采取適當步驟確實遵守及防止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的行為”。第55項控罪為“控告同上被告，因其官職應負有采取適當方法確實遵守及防止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之法律上的義務，而竟完全漠視和蔑視其法律上的義務”。

按照韋伯的草稿，松井石根被控陰謀發動戰爭、虐待殺害平民戰俘、怠忽職責，其中，第54、55項控罪與南京大屠殺有關；廣田和武藤的控罪則包含多種罪行，僅第55項控罪與大屠殺有關。然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終判決，與韋伯對松井石根、廣田弘毅和武藤章控罪的個人見解存在差異。其中，廣田最終被判決第1、27、55控罪成立，即除發動戰爭罪以外，在南京大屠殺案中負有怠忽責任。武藤第1、27、29、31、32各項控罪成立，與虐待殺害平民戰俘有關的第54、55項控罪也成立，其中第54項控罪系新增，但所指是武藤在蘇門答臘和菲律賓的行為，而在南京大屠殺案中，法庭認為“武藤既居于下屬的地位，他自不能采取制止的措施。所以對于這一駭人的事件，武藤沒有責任”。至于松井石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判決書中指出：

……法庭認為有充分證據顯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他沒有采取措施，那些能控制這些暴行的措施。在占領南京城前，他確實曾發布命令吩咐他的軍隊要規范自己的行為，而且后來出于同樣的目的進一步發布了命令。但是眾所周知這些命令沒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這一點。辯護方為其辯護說，那時他正在生病。但是在這些暴行發生的時候，他的疾病沒有阻止他履行軍事指揮權，也沒有妨礙他在城內發生這些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天之久，以及他指揮著那支應對所發生事件負責的軍隊。況且他知道這些暴行，他既有權力，也有義務控制住他的軍隊和保護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須為他的瀆職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最終，松井石根第55項控罪成立，其余第1、27、29、31、32、35、36、54項控罪均被認定“無罪”。

韋伯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其意見并沒有成為法庭的最后判決，這恰恰顯示了法庭的國際性，其判決是多方見解碰撞的結果。就南京大屠殺案責任的追究而言，以今天歷史學家的“后見之明”，未始沒有遺憾，比如韋伯在南京大屠殺案證據總結中提到的“朝香宮”。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作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幾乎一直待在南京，1938年2月6日，松井第二次趕赴南京處理日軍暴行，朝香宮舉行了晚宴，主動提及“軍紀風紀問題”，并把責任推給第十六師團中島今朝吾所部，而第十六師團明明屬于上海派遣軍。這說明他確實明知南京發生了什么，但在戰后卻因為各種原因逃脫了罪責。當然，朝香宮的罪責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

（三）所謂民事官員的責任

韋伯在討論南京大屠殺案的證據時，反復提到木戶幸一，給人的印象是，韋伯幾乎確認木戶知悉南京大屠殺。同時，韋伯討論了民事官員是否應對軍隊犯下的罪行負責，并提出因為要留下一些人負責投降事宜以實現和平，他傾向于不追究這些人的責任。

對木戶幸一的判決似乎呼應了這一觀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關于戰爭犯罪，當南京進行殘暴行為時，木戶是內閣的閣員。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他對未能防止這一暴行應負責任。”對控罪第54、55兩項，木戶被判無罪。

但對于民事官員與軍隊所犯罪行的連帶關系，因為軍國主義時期日本特殊的國家結構而趨于復雜。法庭對廣田弘毅第54、55項控罪的最終判決是：“關于戰爭犯罪，沒有證據證明廣田如罪狀第54項所主張的曾下命令、授權或許可實行這類犯罪。關于罪狀第55項，他與這類犯罪有關的唯一證據，就是關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和2月的南京暴行。他以外務大臣的地位，在日軍進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關于這類暴行的報告。根據辯護方面的證據，他認為這類報告是可信的，并曾將這項問題咨詢陸軍省。還從陸軍省得到保證，說將停止這種暴行。在得到這種保證以后，至少一個月中仍有關于暴行的報告。根據本法庭的意見，廣田沒有在內閣會議上主張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制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來制止暴行，這是他對本身義務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證沒有實行，并且每天都進行著成千的殺人，強奸婦女，以及其他暴行，他卻以此種保證為滿足。他的怠忽已達到了犯罪的程度。”

實際上，從具體操作看，對所謂民事官員在軍隊所犯罪行中的責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有很大的裁量權，即“自由心證”。廣田在控罪第55項中罪名成立，系因為“廣田似乎是一個極有能力的人物和強有力的指導者，在他所任職的整個時期中，他對于軍部及各屆內閣所采用所實行的侵略計劃，有時是設計人，有時是支持者。”相形之下，在對重光葵的判決中，法庭相當“體貼”地指出，“關于戰爭犯罪問題，當他任外務大臣時，軍部已完全支配了日本，無論哪個日本人如果要非難軍部恐怕必須有極大的決心才行”。

（四）法庭以怠忽職責定罪松井石根等人的策略

如前所述，韋伯在討論南京大屠殺案的證據時，討論了控罪第45、54、55的區別，非常糾結地討論了“命令（ordering）、導致（causing）和允許（permitting）”與怠忽職責的區別。其中，第45項控罪控告個別被告在南京“非法殺害已解除武裝的軍人和平民”。當時法庭沒有掌握日軍的屠殺命令，也不能證實有“you may”情形的存在，因而采取以松井、武藤、廣田等人明知南京大屠殺發生，而沒有采取得力的措施及時阻止南京大屠殺，負有怠忽職責的定罪策略。

不僅法官采取這種策略，檢察官也采取了這種策略。加拿大檢察官諾蘭在質證松井時，就聚焦于松井石根當時是否通過多個渠道得知日軍暴行。諾蘭提及松井宣誓證詞中提到的令人不快的事情，詰問這些指什么？松井聲稱不是親見，是從記者那兒聽說的，具體是指“強奸、搶劫、暴力掠奪”。諾蘭發現松井說出了新的消息渠道，再次問松井從哪里得到報告？松井改說是從憲兵那里。諾蘭追問，抵達南京后，憲兵之外還有什么渠道聽說暴行？松井說從日本南京領事處也聽到類似的報告。諾蘭質問松井為什么不把這些寫到宣誓證詞里？松井聲稱當時當成傳言，沒拿它當正式報告。諾蘭再提到中山寧人宣誓證詞，提醒松井：除了日本外交人員，松井還從軍司令官和師團長們那里得知日軍暴行，松井只是狡辯說，是從軍司令官而沒有從師團長那里得知，而且關于一般戰事，不涉及暴行。諾蘭提到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質問松井塚田是否告知日軍暴行？松井只得認輸，“他確實告訴我了，說他這是從憲兵那里獲得的報告”。

歷史研究的價值就是與形形色色的“遺忘”作斗爭，再次翻閱韋伯的檔案，我們很有替古人補臺的沖動。東京審判時，松井石根陣中日記和“日記拔萃”未被發現提交法庭，畑俊六、岡村寧次、飯沼守、中島今朝吾、山田栴二、小川關治郎等日軍官兵的日記也未搜獲為證，里面大量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沒有及時進入人們的視野；而這些年陸續發現的文獻表明，日軍其實有屠殺命令存在，只不過紙質的命令因為可以推知的原因已經滅失。

在馬里蘭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里，保存著久未面世的日軍官兵日記，由保坂晃戰后寄交盟軍司令部軍法處，美軍審查后認為“重要性一般”。然而，內中赫然記載著：1937年11月29日，其所在部隊在常州郊外“奉令”用機槍射殺平民80余人！說明屠殺命令早在抵達南京前就已經頒布。

曾擔任南京警備任務的中島今朝吾日記內容赤裸，更是不能見天日：“基本上不實行俘虜政策，決定采取全部徹底消滅的方針。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計的群體，連武裝都不能及時解除。……因為當初從未設想過將采取這一措施，參謀部忙得不可開交。事后得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名中隊長處理了約1300人。在仙鶴門附近集結的約有七八千人。……處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個大壕溝，但很難找到。預定將其分成一兩百人的小隊，領到適當的地方加以處理。”

參與占領南京的上海派遣軍第十三師團第一〇三旅團旅團長山田栴二在日記中寫道：“派本間騎兵少尉去南京，聯系處理俘虜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說將俘虜全部殺掉。”“派相田中佐去軍部，商討俘虜處理問題及其他事宜。”“部隊竭盡全力處理俘虜。我在江邊視察處理的情況。”“因處理俘虜，出發時間延期了。上午全體出動努力處理俘虜。”

曾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的田中隆吉說，他親耳聽到上海派遣軍主任參謀兼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勇說：“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于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戰后，松井石根的秘書、右翼分子田中正明企圖為松井翻案，確認山田栴二收到過長勇殺掉俘虜的命令！

以上文件表明，韋伯當時無法證實的“命令（ordering）”，恰恰是歷史事實，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前人在當時的策略是基于實際條件的現實選擇；而進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殺研究，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今天，仍然是學界的任務。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