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在熊患炸了！2萬多起事件，竟和明清虎患的誘因驚人相似？

“日本嚴重的熊患與明清農田泛濫的虎患相似，顯示人類活動空間擠壓野生環境的生態災難。”

▲ 氣候變遷使日本熊在冬眠前覓食困難，被迫下山尋食

原文標題：日本熊患與明清虎患

作者簡介

禤駿遠，Ian Huen，企業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著有《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及《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新作《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

近年來， 日本 全國各地出現前所未有的「熊患危機」。

自2025年春季以來，熊只頻頻闖入居民區、商店甚至校園與機場，造成至少10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為有統計以來最嚴重的一年。

過去熊出沒事件多限于登山客與采藥者誤入深林，如今卻在都市與農村交界頻繁現身。專家指出，氣候變遷導致山毛櫸等堅果歉收，使熊在冬眠前覓食困難，被迫下山尋食；加上農村人口外流、耕地荒廢，城市邊緣逐漸與野生環境連為一體，讓人熊沖突不斷升級。

日本熊的數量近年持續上升，黑熊估計達44,000頭，棕熊約11,000頭；但棲息地減少、氣候異常與獵人減少，使管理陷入惡性循環。

專家警告，日本正面臨野生生態與人類生活空間急速重疊的轉折點。若不及早建立長期監測與生態共存機制，僅憑獵殺與臨時驅離恐無法根治。

對現代人來說，野獸之患似乎屬于遠古時代的傳說，然而在過去的歷史中，這類「獸患」往往與自然環境變遷、人口壓力和農業失衡密切相關。

▲ 　日本城市邊緣逐漸與野生環境連為一體，人熊沖突不斷升級

以中國明清時期的虎患為例，從福建、江西到浙江的地方志記載顯示，15至19世紀間的虎害極為頻繁，許多縣志皆有「白晝食人」、「連年虎災」等記錄。

據學者統計，明清兩代東南地區虎患多達500余起，遠高于宋元以前的十余起。此現象與山林濫墾直接相關。

隨著明代以來人口激增，耕地需求劇增，農民開始深入丘陵山區開墾，大片林地被砍伐為田，致使虎失去棲息地，被迫下山覓食。這種「人逼虎下山」的現象，與今日日本熊患，頗為相似。

在中國歷史上，農業危機與生態失衡往往相伴而生。

明代中葉以后，人口由洪武年間約6,000萬增至天啟、崇禎年間的1.6億以上，農地開發速度遠不及人口增長。為應付糧食短缺，各地展開山地開墾與濫伐。

福建、廣東、江西等地的山林被迅速破壞，《農政全書》即指出：「山盡則水竭，林伐則虎來。」在崇禎年間的旱災與饑荒中，東南山區出現多起虎災，村落死傷數百人。這些現象說明，當農業以短期糧食需求為優先、忽視環境承載時，最終會生態反噬。

明末清初的糧食危機更揭示出當時農業結構的脆弱。

▲ 明清兩代東南地區虎患多達500余起

自1620年代以后，連年災荒席卷北方，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出現「流民過百萬」「人相食」慘象。根據《明實錄》和《清實錄》的統計，1640至1643年間，陜西鞏昌、平涼等地饑民起義成勢，最終導致李自成入關、明朝覆亡。

氣候學家指出，這一時期正處于「小冰期」極端階段，黃河流域夏季氣溫比現代低約攝氏一度，導致谷物歉收。

清初雖恢復秩序，但南方山區的農業開墾繼續推進。乾隆年間的統計顯示，全國可耕地面積由明末的6億畝增至10億畝以上，但這種擴張建立在山林犧牲之上。

地方志如《上猶縣志》、《泰寧縣志》均載：「樵牧無禁，山林悉墾，虎多出食人。」同治年間江西、福建、浙江三省虎害再起，死傷逾萬。這些記錄可見，當人地矛盾未解，開墾的短期收益會帶來長期生態災難。

若將視角轉回今日日本，可以發現類似的結構性問題。自1971年起，日本政府推行「減產政策」（減反政策），為穩定米價、維護農民收入，長期補貼農民減少稻作。結果半世紀間稻田面積由高峰的330萬公頃減至140萬公頃，糧食自給率降至38%。

▲ 崇禎年間，東南山區出現多起虎災，村落死傷數百人

農村人口老化嚴重，65歲以上農民占比高達80%。2025年的「令和米亂」中，5公斤白米價格由2,500日圓（約114.6元人民幣）暴漲至4,000日圓，反映出結構性供應失衡。

當地方農業式微、山地廢耕，原屬農林生態緩沖區的山際地帶轉變為「半野生地帶」，熊便順勢南下，進入人類生活空間。

農林水產省并預估至2030年，水稻、小麥與大豆耕地將較2020年再縮減34%至142萬公頃，果樹耕地減少45%至僅11萬公頃，而2024年基干農業從業者僅約111萬人，較2005年幾近腰斬。

與明清時期的情況相比，兩者在技術與社會形態上的差異自毋庸置疑，但相同點在于資源配置的失衡。明清時代的生態危機源于過度開墾，而今日日本的危機則來自土地荒廢。

過去人逼虎下山，今則人撤退后熊重返。這兩種現象本質上皆揭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失衡：前者出于生存壓力的過度索取，后者則源于經濟結構的錯配與政策的短視 。

▲ 日本熊的數量近年持續上升

要走出這樣的惡性循環，既需要政策調整，也需文化上的自省。

日本正嘗試以「智慧農業」與AI技術應對人力短缺，這或許能減輕部分壓力，但若不從制度上重建地方農業與環境的共生機制，科技亦難以獨力挽救生態崩壞。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以「短期穩定」為目標的政策，若忽略長期的環境承載力，終將反噬自身。

回望歷史，我們看到一個反覆出現的循環：明清時代人逼虎下山，太平天國戰后人墾林地，日本現代人棄耕山田。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當社會在糧食與生態之間失去平衡，野獸的足跡便會重新出現在人類的門前。熊患或許并非災難的開端，而是自然對人類的一次提醒，一場關于土地、資源與責任的永恒對話。

本文刊載于亞洲周刊2025年第46期

文章與雜志內容相比有刪節

策劃：邱立本

編輯：田志豪

審核：宋陽標

出品：香港 亞洲周刊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