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一針見血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11月6日,在國際進口博覽會分論壇“提振消費:世界共享中國機遇”上,上海財大校長、經濟學家劉元春發表了一場題為《擴消費的短期與中期政策選擇》的演講。
在這場近30分鐘的演講中,劉元春首先指出,我國面臨的消費問題。到底哪些是真問題,哪些是假問題,仍然不明確,接著劉元春又列舉了多項數據,來論述我國消費的典型事實。
先說結論,劉元春認為,在失衡的格局下,強制性儲蓄過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從而導致了居民消費率過低,而劉元春給出的解決辦法就是收入分配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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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海財大的校長,劉元春的履歷自不用多說,而在這次30分鐘的演講里,他多次提到要認清事實,那么關于消費上的問題,我們都有哪些事實?
第一個事實就是我國消費率過低。目前我國的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約為55%,而一般的發達國家則在80%左右。
還有一個指標就是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只有39.9%,而作為對比的話,和我更相近的日本這個數字是50%-55%,韓國則是64.6%,美國則更高,在68%。
另外,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行政消費占比反而比較高,達到了30%,而私人消費則不足70%。也由于總消費率偏低,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仍不到40%,這個數字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而且是還低了15個百分點。
那么消費率過低這個事實,又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它意味著我們沒錢消費。這句話看起來像正確的廢話,但其實還真不是。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基于這個原則,我們就應該明白,一個經濟體要想國民普遍性收入更高,那么就必然需要更高的消費來支撐人們的高收入。
所以,我們消費率低,可以說是我們收入低;也可以說是因為消費低,導致了收入低,亦或是因為收入低,導致了消費低,兩者互為因果。
基于這一點,我們就需要明白,要想提高消費,我們就必須要先打通收入,否則因為低消費,收入上不去,消費繼續低,就很難根本性改善。
我們必須要主動調控,優先把收入提上來,這樣才能夠讓收入反哺消費,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人們有了收入,就會愿意去消費,企業營收增多,利潤提高了,才有動力提高員工工資,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另外劉元春認為,我們的消費增速還在下降,這與GDP增速不匹配;此外被動存貨投資和價格水平下滑,以及工業產能利用率下降,都反映出整體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是因為收入問題,但除了收入問題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問題?其實也有,而且還不少。
這其中最大的因素,除了收入之外的,就是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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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
其實就是一個高速增長的時代,大家都在瘋狂向前跑,跑的慢的、落伍的,我們都不管,因為還有那么多人還在跑,但問題在于,我們只顧著跑,卻忘記了照顧那些跑得慢的、落伍的,結果就是,這十幾年進程下來,跑得慢的越來越多,落伍的越來越多,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龐大的數字。
這個怎么理解呢?
通俗來說就是,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可以只顧著增長,但忘記了在高速增長的時候利用這個時機去完善,去完善什么?
完善我們的35歲求職門檻、完善我們的加班、周末、辭退等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在高速增長的年代,沒多少人注意,但因為沒有去及時解決,到了今天,問題全部暴露出來了。
這個時候去解決,成本要更高,因為員工今天不確定性增多,背后往往意味著,企業也更難。價格戰把員工收入打低了,也把企業利潤打沒了,低消費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最終,都反映到了企業身上。
這個時候我們再去要求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反而繼續加劇了企業的用人成本。
所以,回過頭來再看,我們會發現,有些東西的解決,是需要在光景最好的時候,越是高速增長,我們就越不能只看增長,否則到了另一個周期里,任何事情解決起來,都要更難。
例如今天我們所提到的收入問題。
自去年以來,我們就一直在大力刺激消費,在“十五五”里面,我們更是將“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列為未來五年的主要目標。
但刺激消費的前提是,收入得足夠高。
在分析我國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原因時,劉元春指出,盡管近期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新增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的確在下降,但更關鍵的因素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過低。
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居民部門占比只有60.6%,低了世界平均水平5.5個百分點;另外企業部門占比24.7%,高了5.6個百分點,行政部門占比24.7%,高了0.1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在三個部門之中,居民收入分配最低,我們的企業部門反而是最高的。
我國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時,居民消費支出比例也在持續下降,這表明我們依然面臨收入分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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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期來看,劉元春認為我國消費面臨的七個問題,其中就包括消費不足問題加劇、消費信心處于底部徘徊、國民收入出現收縮性分配、居民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消費降級現象明顯、一線城市消費疲軟,以及與房地產相關的消費低迷。
根據劉元春的測算,短期需要補足的消費達到實際消費的6%,規模接近2.9萬億元;而以舊換新等補貼能撬動消費約2萬億,因此刺激力度可以進一步加強。
在中長期,劉元春則認為收入分配非常重要。
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只有把收入從分配端更合理化,把中產基本盤繼續擴大,才能夠擴大我們的消費。
當然僅僅有錢還不夠,還得有安全感和確定性,從這個角度延伸開來我們可以說的,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從收入到社會保障,再到教育減負,過去高速增長時代我們沒有做的事情,在今天乃至未來,我們全部都需要一一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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