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傳奇！韋處厚與開州的深厚情感揭秘

唐元和十一年的霜降時節，秦巴古道的青石板上，馬蹄聲碎。43 歲的韋處厚一襲青衫，帶著長安的風塵與朝堂的失意，遠赴 1460 里外的開州。這位出身京兆韋氏逍遙公房的關中士子，本是憲宗朝手握官員考核大權的考功員外郎，卻因黨附宰相韋貫之，一朝被貶為遠離政治中心的州刺史。彼時的他或許未曾想到，這場仕途的低谷，竟會成為一段千年情緣的開端。在巴山蜀水間的三年歲月里，他以文人的情懷擁抱山水，以政治家的擔當造福百姓，將深厚的開州情結化作經天緯地的實績，為這座古城刻下了永不磨滅的精神印記。

山水知音：詩筆繪就盛山魂

開州的山水，是韋處厚貶謫歲月里最溫暖的慰藉。這座地處川東北腹地的古城，東河與南河在此交匯成澎溪河，三面環山、兩水夾流的地理格局，造就了 “城在水中，水在城中，人在山水中” 的獨特風貌。初抵開州的韋處厚，在公務之余踏遍城郊盛山，那云霧繚繞的亭臺、清冽甘醇的泉井、蒼翠挺拔的竹崖，漸漸撫平了他心中的憤懣與彷徨。他以詩人的敏銳捕捉著自然之美，用簡潔凝練的五言絕句，為盛山十二處景致立傳，成就了流傳千古的《盛山十二景詩》。

《宿云亭》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窗。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的詩句，精準勾勒出雨后開州的全景。雨霽初晴時，盛山亭臺的臺階仍凝著水珠，推開晨窗，城墻邊的垂柳齊整如屏，江水如絲帶環繞城池，一幅山水相依的畫卷躍然紙上。這不僅是對地理風貌的寫實描繪，更藏著他對這片土地的接納與熱愛。而《茶嶺》一詩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則將目光從純粹的景致投向民生實業，既寫出了開州茶嶺的豐茂，更寄托了他培育地方產業的期許。

韋處厚的山水情懷，源于他兼容并蓄的文化素養。從孔孟之道的濟世理想，到老莊哲學的道法自然，再到法家思想的務實精神，多元的學識讓他既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審視山水間的資源稟賦，又能以文人的心境體悟自然中的人生哲理。他在《流杯渠》中寫下 “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卮。將來山太守，早向習家池”，既描繪了開州士子重陽曲水流觴的雅韻，又暗合了自己寄情山水卻不改初心的品格。

這組詩作很快走出開州，韓愈為其作序盛贊，白居易、元稹、張籍等詩壇名家紛紛唱和，一時 “長安紙貴，家有之焉”。韓愈在序中寫道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這場跨越千里的文人唱和，讓開州的山水通過詩歌走向全國，使盛山從一座地方性的名山，成為承載著唐代文人情懷的文化地標。北宋時韋驤、馮山的隔代唱和，更印證了這份山水情緣的深遠影響，讓盛山的詩意在歲月中不斷沉淀。

民心相印：三年民情暖千年

韋處厚對開州的深情，遠不止于山水之樂，更在于與百姓的魚水相依。初到開州時，他并未因貶謫而消沉，而是秉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胸襟，將全部心力投入地方治理。他 “重漁樵，興農工”，體恤民情疾苦；“崇德敬佛，興學重教”，教化一方百姓，用實實在在的政績贏得了民心。

開州百姓的飲茶習慣，讓韋處厚看到了產業發展的契機。他發現本地雖產好茶，卻因種植零散而產量稀少，百姓只得遠赴吳越、蒙山采購。于是他大力倡導種茶，為茶農提供優惠政策，鼓勵成片種植。沒過多久，盛山周邊便 “茶山成片，茶樹相連，芳香醉人”，那 “含露紫英肥” 的茶園，不僅成為開州的經濟支柱，更化作百姓碗中醇厚的茶香。這份因地制宜的產業培育，讓開州作為 “中國茶葉發源地之一” 的美名，在唐代便廣為流傳，而如今聞名遐邇的龍珠茶，正是這份傳承的見證。

在城市建設中，韋處厚展現了超越時代的遠見。他深知開州兩江交匯的地理特點，在盛山開鑿 “靈泉井”，以陶管引泉水入城，設置公用水井；又在街道兩側挖掘排水溝，連接護城河，構建起系統的供水與排水體系。這套基礎設施的建設，極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條件，也為開州故城 “九井十八巷” 的格局奠定了基礎。考古發現印證，唐代開州故城已有內外城之分，官署、民居、商業區布局合理，城墻邊垂柳成蔭，盡顯 “天人合一” 的規劃理念，這背后離不開韋處厚的擘畫之功。

韋處厚的仁厚之心，不僅惠及百姓，更延伸至遠方友人。得知詩人張籍身患眼疾，他特地采集開州午日的車前子，跋涉三千里寄往長安。張籍收到這份厚禮后感慨萬千，作詩答謝：“開州午日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慚愧使君憐病眼，三千馀里寄閑人。” 一顆小小的車前子，承載著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更彰顯了韋處厚 “愛民如子” 的品格在人際交往中的自然流露。

元和十四年正月初九，韋處厚奉詔回京的消息傳來，開州百姓傾城相送。人們扶老攜幼，登上盛山之巔，目送他的車駕消失在群山之間，直到再也看不見蹤影。這份自發的送別，化作了流傳千年的民俗 ——“上九登高”。如今每逢正月初九，數十萬開州人會涌上盛山，踏青祈福、親友相聚，山間人聲鼎沸、笑語盈盈。從唐代的追思到當代的狂歡，這場延續 1200 余年的登高盛會，早已成為開州人刻在血脈里的文化基因，是百姓對清廉官員最真摯的紀念。

文脈傳承：書香浸潤舉子鄉

“巴渝最早的官學建于唐代的只有開縣（今開州）一處”，巴渝文化學者熊篤的論斷，道出了韋處厚對開州文化教育的開創性貢獻。唐元和十三年，韋處厚在開州東門外近郊創辦文廟（州學），設立儒學署、興建學宮，選拔飽學之士教書育人，從此開啟了開州系統化教育的先河。

在唐代的巴渝地區，官學的設立尚屬罕見，韋處厚的這一創舉，讓開州在臨近州縣中領風氣之先。他深知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將崇文重教的種子深深播撒在開州的土地上。學宮建成后，書聲瑯瑯不絕，不僅培育了本地學子，更吸引了周邊地區的士人前來求學。這種重視教育的傳統，逐漸塑造了開州人 “崇尚氣節、愛國情懷、不畏強權、秉公守正” 的精神基因，成為這座城市最寶貴的文化財富。

千年以降，韋處厚開創的文教傳統綿延不絕。清代時，開州相繼設立盛山書院、臨江書院、漢豐書院、培俊堂，文風鼎盛，人才輩出。1895 年的 “公車上書” 中，在史料可查的 600 余名聯名舉人里，開州獨占 6 名，數量位居川東各縣之首，“舉子之鄉” 的美名由此遠播。如今的開州舉子園，以文峰塔、考院、文廟等建筑復現科舉場景，學子們身著漢服拜師祈福，延續著韋處厚當年種下的文脈香火。

韋處厚對開州文化的貢獻，不止于教育奠基，更在于文化認同的構建。他自到開州后，便與巴人高僧清公、禪師柳律結為 “方外交”，超脫世俗的情誼讓他深深融入當地文化。得知始建于東漢建安二十四年的長寧寺年久失修，他主持修繕重建，將其定名為 “長寧寺”，使其成為 “寺宇壯觀、殿堂氣派、香火旺盛” 的蜀東佛教文化中心。明代時，朱元璋賜名 “大覺寺” 并奉為國寺，這份宗教文化的傳承，離不開韋處厚當年的心血。

九月初九的流觴曲水宴上，韋處厚與開州士子一同飲酒賦詩，讓文人雅集的傳統在當地生根發芽。他的《盛山十二景詩》不僅是文學珍品，更成為開州文化的核心符號，讓 “盛山文化” 以詩書傳家、清廉為政為核心，融入城市的精神血脈。如今的盛山植物園，古典園林與民俗演繹相融，非遺美食與四季花海交織，成為傳承這份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

宦海礪心：三年開州定平生

開州的三年，不僅是韋處厚造福一方的三年，更是他個人境界升華的三年。這位歷經四朝的政治家，在巴山蜀水的滋養中，以詩書為骨，以山水為師，開闊了胸襟，洞達了世事，為日后位居宰輔奠定了堅實基礎。

韋處厚的生母生前篤信佛教，青燈古佛、暮鼓晨鐘的信仰深深影響了他。在開州期間，與清公、柳律等高僧的交往，既是對母親信仰的延續，也是他貶謫生活中的精神慰藉。每當站在長寧寺的大殿上，他總會雙手合十，默默向亡母致意，那份虔誠中，藏著對親情的思念，更藏著對人生的感悟。這種精神寄托，讓他在逆境中保持平和心態，以從容不迫的姿態應對治理中的種種挑戰。

忙碌的公務之余，韋處厚愈發篤好典籍。他的著述 “起筆六經，落筆法言，引經據典，洋洋灑灑”，兼容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智慧。這種深厚的學識積淀，讓他在治理開州時既能堅持儒家的民本思想，又能借鑒道家的順應自然，更能運用法家的務實精神，形成了綜合治理的獨特思路。他 “重漁樵，興農工” 的經濟舉措，“興學重教” 的文化實踐，“修繕寺廟” 的社會治理，無不體現著多元思想的融合。

開州的治理實踐，更塑造了韋處厚日后的政治品格。回京任職后，他始終秉持在開州形成的務實作風，“務在濟時，不為身計”。穆宗朝時，戶部侍郎張平叔提議食鹽專賣，韋處厚根據在開州任職時對山南西道實際情況的了解，上書《駁張平叔糶鹽法議》，堅決反對這一擾民政策，主張 “設法施行，須順風俗…… 山谷貧人，隨土交易”。這份基于地方實際的遠見卓識，得到了唐穆宗的嘉許，最終罷止了食鹽專賣制度，惠及萬千百姓。

文宗即位后，韋處厚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靈昌郡公，成為當朝宰相。他在相位上 “中外補授，咸得其宜”，獎掖人才，立身正直，將在開州踐行的民本思想推向全國。史家評價他 “處厚當國，務在濟時”，而這份濟世情懷的源頭，正是在開州三年與百姓同甘共苦的歲月。正如開州高僧清公當年所言，韋處厚 “三年乃還”，終將在 “水邊官拜宰相”，這份預言的應驗，既是命運的垂青，更是他在開州磨礪后的必然。

千年回響：精神永續照古今

韋處厚在開州的三年，如同一顆投入歷史長河的石子，激起的漣漪綿延千年。他的情結與貢獻，早已超越了時代的界限，成為開州城市精神的重要源頭，為當代發展提供著不竭的智慧與力量。

在經濟領域，韋處厚當年倡導的茶葉產業，如今仍是開州的特色名片。3000 多年的茶葉生產歷史，讓開州始終享有 “茶鄉” 的美譽，當年他親手培育的茶嶺，如今已是郁郁蔥蔥的茶園，龍珠茶的清香飄向全國。而開州作為 “水陸所輳，貸殖所萃” 的交通樞紐，在韋處厚當年的政策推動下，商貿優勢持續發揮，成為川東北重要的物資集散地，這份對地域優勢的精準把握，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發展提供著啟示。

在城市建設方面，韋處厚當年奠定的 “城水相依” 格局，依然影響著開州的城市規劃。如今的盛山公園，既保留了宿云亭、流杯池等十二景遺跡，又新建了劉伯承同志紀念館，自然景觀與人文精神交相輝映。他當年建立的供水排水理念，經過千年的傳承與發展，演變為現代城市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九井十八巷” 的歷史記憶，成為開州城市文化的重要標識。

在文化傳承方面，韋處厚的影響更為深遠。從唐代的官學到清代的書院，從 “公車上書” 的舉子到當代的學子，崇文重教的傳統在開州從未中斷。開州舉子園作為全國首個科舉文化主題公園，文峰塔的風鈴與考院的書香，訴說著這座城市對知識的尊崇。而 “上九登高” 民俗被正式設立為 “正月初九民俗登高節”，成為全民參與的文化盛會，既延續著對韋處厚的思念，更演繹出 “自強不息、敢為人先” 的當代精神。

韋處厚的治理實踐，為唐代地方治理提供了成功范例。他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綜合施策的治理思路，重視教育的長遠眼光，以及 “功成不必在我” 的政績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代開州堅持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既守護著千年文脈，又發展著特色產業，正是對韋處厚治理理念的傳承與創新。

站在今日的盛山之巔，俯瞰開州城的繁華景象，東河與南河依舊如絲帶環繞，茶嶺的清香依然沁人心脾。韋處厚的身影早已融入這片山水之間，他的詩歌被代代傳誦，他的功績被永遠銘記，他的精神化作了開州人血脈中的文化基因。這位唐代的政治家與文學家，用三年時光在巴山蜀水間書寫了一段傳奇，而這段傳奇所蘊含的愛國愛民、勇于擔當、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后人，在新時代的征程上不斷攀登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