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社會被一樁駭人聽聞的案件震動了。東京文京區的一棟普通樓房里,警方救出了一名年僅12歲的泰國女孩。這名女孩在日本停留不過一個多月,卻被迫接待了60名男性客人。她原本是泰國一名普通的中學生,與妹妹和祖父母生活,母親常年在外打工。母親告訴她“可以去日本工作”,女孩單純地以為能幫家里減輕負擔,卻沒想到那竟是噩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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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她和母親一同抵達日本。沒幾天,她就被帶進了東京文京區一家所謂的“按摩店”。母親甚至親自教她如何“服務客人”。女孩起初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什么,只是機械地服從命令。雖然她多次說“我不想做”“我不要這樣”,卻無人理會。
7月中旬,母親拍拍屁股離開日本,將女兒獨自留在那間小店。接下來的二十多天,店主細野正之強迫她與幾十名客人發生性行為,收入超過60萬日元,卻全被母親和店主瓜分。這名女孩被安排睡在廚房角落,沒有自由,更沒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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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9月中旬,女孩終于鼓起勇氣走進東京出入國管理局,說出“我想回泰國”。她以為自己會被逮捕,但只是希望能結束這一切。日本警方聽了她的經歷大吃一驚,與泰國大使館、國際移民組織合作展開了救助,細野正之也受到逮捕。
案件曝光后,全日本震怒。媒體和公眾紛紛痛斥這種冷血的剝削,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買春文化” 與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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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輿論沸騰之時,上任不久的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迅速作出了回應。在11月11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她正式指示法務大臣“就買春行為的法規進行必要的討論”。一句話,讓沉默多年的問題重新擺上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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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賣春防止法》自1956年制定以來,形式上禁止賣春行為,但實際上主要懲罰的是“賣”的一方,也就是提供性服務的女性,而“買”的一方即付錢的男性,往往得以逃脫法律的懲罰。這種“雙重標準”的存在,使得性交易長期被“灰色化”處理。社會在表面上譴責,卻在現實中默許,讓買方幾乎不必承擔責任。這種結構性的偏差,正是導致人身交易、未成年性剝削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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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指示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關注,是因為她現在明確要把矛頭指向“買方”,也就是那些花錢購買性服務的男性。她認為,長久以來日本社會的不公正“默許”已經到了必須終結的地步。她的發聲也被許多人視為“女性首相才能推動的變革”。
社交媒體上,支持的聲音也是一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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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性犯罪的懲罰太輕了。也許這仍然是因為日本依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性犯罪會在女性和兒童的心靈與身體上留下終生無法抹去的屈辱記憶,而男性卻往往很快就忘記了,甚至讓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過罪惡感。希望以這起事件為契機,日本能認真地對待賣淫與性犯罪的處罰問題,真正實現女男平等,并切實維護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人的人類尊嚴。”
這樣的評論比比皆是。
同時也有人指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早已被批評多年。美國國務院每年發布的《人身販運報告》中,日本長期被列為“第二等級國家”,指出其在人身交易、尤其是兒童性剝削防治方面措施不足。如今這起案件,幾乎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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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律體系在性相關議題上,一直存在遲滯性。直到2023年,日本才將“性同意年齡”從13歲提升到16歲,原本的性同意年齡在發達國家中最低。此次高市的行動,被視為繼那次刑法修訂后的又一步改革,不僅是對法律漏洞的補救,更是一場關于性別正義與社會價值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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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場改革的討論,也并非沒有爭議。一部分人擔憂,嚴厲的法律可能會讓靠性工作維生的女性陷入困境。如果在缺乏足夠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全面打擊買春,許多經濟困難、沒有社會保障的女性將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甚至可能被迫走向更隱蔽、更危險的地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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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性產業該怎么辦呢?目前有許多女性從事性產業,如果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情況下強行取締,恐怕會有大量女性失去生計。也有大學畢業后進入性產業,為了償還助學貸款的女性;還有因為迷上牛郎而背上債務、不得不工作來償還的女性。如果這些問題不一并解決,性產業只會轉入地下。這樣一來,“美人計”之類的行為可能會增加,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希望政府在推進相關政策時,能把這些問題一并考慮進去。”
這正說明改革不能只靠“懲罰”。必須同時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支援體系,為那些想脫離性產業的女性提供經濟和心理支持。比如,提供職業培訓、住房援助、心理輔導等實際幫助,讓她們有機會重新融入社會。否則,法律只能治標,無法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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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買春”的態度曖昧,尤其是性交易總會被包裝成“文化”“服務”或“風俗”。這些模糊地帶為犯罪提供了土壤,也讓無數受害者被掩蓋在沉默中。而這次12歲異國少女的悲劇,無疑讓這種沉默再也無法繼續。
雖然目前高市首相的表態只是“指導討論”,但政治信號仍然意義重大。日本民眾都希望她作為第一位女性首相能在性別議題上堅定女性立場做出貢獻,即使她本人出身自民黨保守派。同時她也面臨著如何在懲治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她要向社會宣告:性剝削絕不能再被容忍;另一方面,也必須確保那些曾被制度邊緣化的女性不會因此陷入更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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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改革不會一帆風順。制定新的懲罰機制,既需要明確界定“自愿”與“被迫”的界限,防止法律過度干預個人行為,也要防止惡意規避。日本的司法體系在性犯罪案件中,往往取證困難、判決保守,這些現實障礙都急需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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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這一步是必要的。日本的性產業長期依賴“灰色默許”運作,而這種結構的受害者往往是最弱勢的人群,如未成年女孩、貧困女性、外籍勞工。她們的悲劇,是法律和文化共同放任的結果。買春不是私事,而是對社會良心的考驗,高市如今的“改革,與其說是場政治行動,或許更是想推動社會的一次自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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