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 | 慢敘事與深思考：拉斯洛的文學啟示錄

在加速社會中，他通過“慢”來抵抗遺忘，促使讀者重建感知與時間的維度。

原文 ：《在加速時代重建思考的節奏》

作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副教授 陳廣興

圖片 |網絡

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納霍爾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榮獲此項殊榮。評獎詞稱，他“以引人入勝且富有遠見的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證明了藝術的力量”。這一表述不僅肯定了他作品的藝術成就，還揭示出其創作的精神指向——在崩塌與絕望之中，藝術依然能為人類保存思考與感知的可能性。拉斯洛的小說具有典型的“慢敘事”特征，那種刻意為之的緩慢與沉重，既是一種文體選擇，又是一種思想姿態：在加速社會中，他通過“慢”來抵抗遺忘，讓被時代洪流沖刷的歷史細節與個體經驗重新顯現，促使讀者重建感知與時間的維度。

“熔巖緩流”般的語言涌動出命運暗河

拉斯洛小說以長句結構著稱，拒絕傳統標點與章節，以嵌套從句模擬意識流動。他將寫作視為一種私人行為，小說情節簡單，依賴節奏、速度和旋律來敘述。人物內心活動復雜多變，作家密集運用大段獨白，使語言呈現出自我沉溺與哲思并存的特征。譯者余澤民將拉斯洛小說特質概括為“如同熔巖緩流”，具有“黏稠、幽邃”的語言質感，這種密度讓閱讀成為一次近乎窒息的體驗，也迫使讀者在艱難的閱讀過程中參與思考與批判。

拉斯洛小說采用的是音樂創作的節奏機制，呈現出一種沉重的“慢”。小說中重要的不是現實主義情節，而是隱喻性的人與世界的整體狀態。《撒旦探戈》（1985）的書名源自酒館中村民跳探戈的場景，鄉村故事本身單薄，敘述筆觸卻稠密而精巧，書寫出周而復始、無法逃脫的命運感。開篇塑造了雨水、積水、屋檐滴水等“水”的意象：雨天晦暗、混沌的景象、泥濘和氛圍，打破線性敘事中的希望結構，只剩回環往復的永恒泥沼，以此表征人的存在性不安。小說結尾，醫生用木板將窗子封死，在一片黑暗中成為世界的“局外人”。這一意象顯然帶有作家的自我投射，其內在精神與卡夫卡、貝克特、加繆等人揭示的“荒誕”相互呼應。通過激活視覺、聽覺、觸覺等多重感官層面，小說讓讀者獲得具身沉浸體驗，形成哲學式思考，從而喚起對困境的思索與潛在的行動力量。

多棱時空碎片折射出的現代精神困境

拉斯洛擅長通過具體場景將絕望具象化，借助人物的“等待”與“盲從”展現出人類在混亂中的被動與麻木。這種絕望并非驟然而生，而是在細節中層層滲透。

《反抗的憂郁》（1989）以多人物視角的碎片化敘事，講述一個小鎮因“鯨魚馬戲團”的到來而引發的社會騷亂。驚惶的居民試圖重建秩序，但所有努力都是徒勞，“憂郁”最終取代了“反抗”，成為一種更深層的宿命體驗。在這部小說中，小鎮的時間與空間被緊密封閉，彌漫著停滯與倦怠：人們既無法逃離，又無法迎向未來，只能在懸浮的當下繼續生存。而那些拒絕麻木、堅持清醒的人正是在憂郁中展現出人性的微光。

拉斯洛小說中的時空碎片，還體現在敘述視角的多重轉換與敘事跳躍中。《仁慈的關系》（1986）由八個短篇構成，采用不斷更換敘述者的方式，使講述的權力與真相處于持續動蕩之中。在《甩掉埃勒·博格達諾維奇》中，“我”借助他人的目光審視自身與同伴的存在，從而意識到命運的荒誕；《理發師的手》講述一個被私欲支配的殺人者在逃亡途中成為新的犧牲品；《茹茲的陷阱》中的小標題為“A→B”“B→C”“C→D”，追蹤者與被追蹤者的命運交錯；《荷曼，獵場看守》和《手藝的終結》以兩個版本敘述同一事件——第一個版本中，本應將有害動物數量降到最低的看守荷曼，無法戰勝對這些動物的憐憫，陷入混亂而走向自我崩潰；第二個版本中的荷曼，卻因反常行為成為他人講述中的恐怖象征。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拉斯洛對“人”的復雜理解，也暴露了敘事本身的悖論：世界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取決于講述的角度與方式。

《溫克海姆男爵返鄉》（2016）對人類生存之殘酷本質的揭示是通過寓言性的人物塑造來實現的。家園的消失意味著精神的淪落，個人記憶與現實秩序之間的裂隙由此暴露。市長、警長、圖書館館長、摩托幫首領、旅行社職員、郵遞員與孤兒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拼合出一幅冷峻的社會生活圖景。小說采用散點透視的敘事方式，描繪這些“赤裸生命”的生存狀態，在流散的敘寫中重新界定“家鄉”“身份”與“記憶”的意義。同時，它也借由這一結構探討難民危機、吉卜賽人處境與媒體倫理等當代問題，從而構建出一部兼具現實批判與象征深度的社會悲劇。

“當代卡夫卡”的跨媒介史詩

拉斯洛將卡夫卡視為精神偶像，并直言自己與其筆下的土地測量員K存在深切共鳴。卡夫卡的K迷失于個體精神的封閉城堡，拉斯洛筆下的人物則是“大寫的K”——以人類集體面貌呈現歷史轉型中的徘徊與幻滅。

拉斯洛小說的史詩氣質在與導演貝拉·塔爾的跨媒介合作中被進一步強化。1994年，由拉斯洛編劇、塔爾執導的電影《撒旦探戈》上映，以影像語言延展了小說的史詩性。影片榮獲柏林國際電影節“卡利加里獎”和布魯塞爾國際電影節“黃金時代獎”，并被桑塔格盛贊為“過去十五年來最經典、成就最高的一部電影”。影片以標志性的長鏡頭美學呼應小說的長句結構，當人物展開哲學對話時，鏡頭往往被拉長至十分鐘，與小說中“不分行的段落”形成互文關系，共同營造出“時間的黏稠感”。1997至2000年間，兩人再次合作，將《反抗的憂郁》改編為電影《鯨魚馬戲團》。影片雖恢復至145分鐘的常規時長，但仍延續長鏡頭美學，全片僅有39個節奏緩慢的鏡頭，在影像節奏與情緒密度上再現了拉斯洛“慢敘事”的特質。

從小說到電影，拉斯洛的創作始終以啟示錄的姿態直面人類世困境。無論是小說中“大寫的K”所承載的集體迷茫，還是影像中長鏡頭與長句共同構建的時間感，都在揭示現代性危機的同時守護著藝術對人類精神的見證功能。對拉斯洛而言，寫作從不是提供答案的手段，而是保留人類組織語言、描述混亂與見證存在的能力。藝術讓人們得以與苦難保持距離，在絕望與希望的永恒徘徊之間，維系對人性與存在的思考。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社會科學報》2025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