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鄉村振興的精神源流與蘊含其間的中國文化智慧

■王國燦

引言：根脈所系，靈魂所依

當浙江麗水層層疊翠的梯田倒映著北斗星光，當貴州黔東南的侗族大歌在數字化平臺上獲得千萬點擊，當陜西袁家村的手工布鞋通過電商走進都市公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產業富裕的表象，更是一種穿越時空的精神紐帶在當代的回響。鄉村振興，這一關乎民族復興根基的偉大實踐，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深層涌動的是五千年農耕文明積淀而成的中國精神洪流，蘊含著歷久彌新、深邃博大的東方文化智慧。這份精神源流與文化智慧，是理解中國鄉村何以生生不息、何以能在現代化浪潮中鳳凰涅槃的核心密碼，更是面向未來構建中國特色鄉村發展道路的思想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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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基石：鄉村振興與中華文化基因的深刻聯結

鄉村振興戰略的本質，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新定位鄉村的價值與功能，再塑城鄉關系的和諧圖景。其核心目標涵蓋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多元維度。深入剖析這一戰略的文化哲學根基，便不可避免地觸及中華文明獨特的“鄉土性”本質。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精辟指出，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安土重遷、熟人社會、禮俗秩序構成了其基本特征。這種深厚的“戀土”情結與“家園”意識，深刻烙印于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鄉村振興戰略最深沉的情感動力和價值支撐。

從文明比較視角看，中華農耕文明與地中海商業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在對待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關系上呈現出顯著差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城邦”（polis）生活的推崇與中國早期典籍《尚書·禹貢》對“九州”水土物產的詳實記載，昭示著不同的文明路徑。中華文明對土地有著近乎神圣的敬畏——“社稷”一詞本身便是土地神（社）與谷神（稷）的結合，象征著國家存續的根本。這種基于土地的深厚情感與倫理觀念，為鄉村振興提供了西方工業化、城市化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另一種智慧、另一種歸宿——它不是對城市的簡單模仿或依附，而是立足鄉土文脈的價值重建與獨特振興。

二、精神源流：貫穿歷史的四大精神支柱

中華文明厚重的歷史長卷中，流淌著支撐鄉村存續發展的核心精神脈絡：

“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精神： 作為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宇宙觀與自然觀，“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塑造了傳統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聚落形態。《周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齊民要術》強調“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這絕非被動的適應，而是一種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動調適哲學。徽州古村落的“水口園林”、哈尼梯田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系統、客家圍屋對風水的考量，無不體現著將人的需求精巧融入自然循環的智慧。這種尊重自然、師法自然的基因，為當代鄉村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建設生態宜居家園提供了古老而珍貴的思想源泉。福建龍巖長汀縣的水土流失治理奇跡，正是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科技結合的成功典范。

“家國同構”的集體本位精神： 中國社會結構以家庭為最基本單元，并以此為基礎層層擴展至宗族、鄉里乃至國家，形成“家國同構”的獨特格局。儒家倫理的核心“孝悌忠信”，其起點在“齊家”，其擴展則為“治國平天下”。這種結構培育了強烈的集體責任感與互助共濟的鄉里精神?！俺鋈胂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共同體理想（《孟子·滕文公上》），在修橋鋪路、共御災荒、興辦義學等鄉村公共事務中得以生動展現。明清時期遍布江南的“義莊”、“義田”、“社倉”，便是宗族內部扶危濟困、保障社區運行的制度化實踐。這種超越小農個體局限、強調社群互助共享的集體精神，是破解當代鄉村原子化困境、重建社區凝聚力、實現“治理有效”與“鄉風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紐帶。今日浙江推行的“村民說事”、廣東清遠的“鄉賢理事會”，其內在邏輯與傳統鄉治智慧一脈相承。

“崇文重教”的耕讀傳家精神： “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楹聯曾懸掛于無數農家門楣。這深刻體現了中國鄉村對物質生產（耕）與精神追求（讀）并重的高度重視。科舉制度雖然有其歷史局限，但它確實打通了農家子弟向上流動的通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鄉土社會也因此保持了知識更新與文化傳承的活力。遍布鄉村的書院、私塾（如江西白鹿洞書院、湖南岳麓書院雖為著名學府，但其教育理念深刻影響鄉土啟蒙教育）、義學承擔著重要的教化功能。這種對知識、禮義、道德的推崇，內化為一種自強不息、重視教育的向學之風，是培育“新農人”、涵養“鄉風文明”、提升鄉村內生發展能力最為寶貴的精神遺產。當下如火如荼的鄉村文化禮堂建設、農家書屋推廣、鄉土人才技能培訓，正是這一精神在新時代的鮮活延續。

“經世致用”的務實重農精神： 中華文明很早就認識到農業是立國之本，“重農抑商”政策雖有偏頗，但凸顯了對農業基礎性地位的高度重視?！豆茏印分毖浴皞}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漢書·食貨志》強調“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歷代眾多地方官員和知識分子（如明代徐光啟著《農政全書》）致力于總結推廣農業技術、興修水利、勸課農桑，體現了強烈的務實精神和“為生民立命”的關懷。這種對土地產出、技術改良、民生福祉的關注，是推動鄉村產業持續發展與物質基礎不斷累積的內在驅動力。今天強調產業興旺、科技興農，正是這一務實重農精神的時代映照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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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回響與紅色基因：變革中的承續與淬煉

進入近代，在內憂外患、鄉村衰敗的背景下，一批有識之士發起了旨在改造鄉土、拯救國家的鄉村建設運動，成為傳統精神在現代化沖擊下的一次重要回響與實踐探索：

晏陽初與“平民教育”： 在河北定縣等地，晏陽初基于“愚窮弱私”的診斷，推行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為核心的“平民教育”實驗（20世紀20-30年代）。其核心在于通過教育激發農民主體性，使其具備現代知識與公民意識，成為鄉村發展的主人。這既是對“崇文重教”傳統的現代化詮釋，也是引入現代科學方法提升農民素質的創舉。

梁漱溟與“文化重建”： 在山東鄒平（1931-1937年），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則更側重于儒家文化的復興與鄉村組織的再造。他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失調”，主張通過重構“鄉學”、“村學”等基層組織（融合教育、行政功能），恢復倫理情誼，以中國固有精神吸收西方長處，探索一條立足本土文化的現代化道路。其思想深深扎根于“家國同構”的社群倫理。

盧作孚與“實業興鄉”： 在重慶北碚（1927年起），實業家盧作孚的實踐則展現了“經世致用”精神的近代轉化。他通過發展實業（民生公司）、興辦教育、建設基礎設施、整治環境衛生，將落后的北碚鄉村建設成為具有現代氣息的模范區，體現了“實業救國”與鄉村建設相結合的有益嘗試及其面臨的復雜挑戰。

更深刻地融入中國鄉村肌體并塑造其現代命運的是黨領導的革命與建設實踐所注入的紅色基因：

人民主體性與群眾路線：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唯物史觀核心立場，在革命時期具體化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它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壓迫性鄉村權力結構，第一次真正確立了農民作為鄉村主人的政治地位，極大地喚醒了農民的主體意識和政治效能感。農民協會、土地革命、基層民主選舉（如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無不閃耀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光輝。

集體主義與共同富裕追求：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通過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組織形式（盡管實踐中有曲折），將分散的小農經濟組織起來，探索集體化道路。其背后蘊含著克服小農經濟局限、均衡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理想。這種探索雖歷經坎坷，但其中所蘊含的集體協作精神和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為后來鄉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如華西村、南街村模式在特定時期的探索，以及當前合作社經濟）提供了歷史參照與精神養分。

艱苦奮斗與自力更生：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南泥灣大生產運動），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農業學大寨（山西昔陽縣大寨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現的奮斗精神），都彰顯了在艱苦條件下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難的堅韌意志。這種精神是激勵鄉村克服資源稟賦不足、實現自我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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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智慧：蘊藏于精神源流中的實踐啟迪

從上述深厚的精神源流與歷史實踐中，我們可以提煉出對當代鄉村振興具有深刻指導意義的文化智慧：

和諧共生的整體性智慧： “天人合一”思想啟示我們，鄉村振興必須超越單一的經濟發展思維，將其視為一個涵蓋經濟、生態、文化、社會、治理的復雜生命共同體進行系統構建。這意味著產業發展必須與環境承載力相協調（如生態農業、循環經濟），村莊建設必須尊重自然肌理與地域風貌（避免千村一面），文化復興必須植根于鄉土文脈（保護古村落、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一種追求經濟繁榮、生態優美、文化興盛、社會和諧有機統一的整體性、系統性智慧。浙江“千萬工程”從整治環境入手，進而全面推進鄉村各項事業，正是這種整體性智慧的生動實踐。

內生驅動的自主性智慧： 無論“家國同構”的共同體精神、耕讀傳家的向學傳統，還是紅色基因中的人民主體性原則，都指向一個核心——鄉村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激發農民自身的主體性、主動性、創造性。鄉村振興絕非依靠外部力量“輸血”或簡單復制城市模式就能成功。關鍵在于賦能農民：通過有效的組織載體（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綜合性農民合作社）、普惠的教育培訓（新農人培育、職業技能提升）、充分的民主參與（村民議事會、村務公開），使農民真正成為規劃者、建設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山東煙臺等地推行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模式，有效激活了農民主體性和集體行動能力，體現了這一智慧的生命力。

守正創新的融合性智慧： 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與轉化力。近代鄉村建設與紅色革命實踐本身就體現了立足本土（守其根基）與吸納時代精華（創其新生）的融合。當代鄉村振興更需要這種智慧：既要珍視并創造性轉化傳統農耕文明的優秀基因（如生態智慧、倫理規范、手工技藝、節慶習俗），守護鄉村的“根”與“魂”；又要擁抱現代科技（智慧農業、電子商務）、現代管理（合作社制度創新）、現代生活理念（衛生習慣、環保意識），賦予鄉村發展的新動能與新風貌。四川戰旗村在傳承郫縣豆瓣非遺技藝的同時，大力發展鄉村旅游和集體經濟，實現了傳統產業的華麗升級，是守正創新的典范。

平衡協調的中道性智慧： 中國傳統智慧崇尚“允執厥中”的中庸之道，強調把握事物的平衡與協調。這在鄉村振興中體現為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鼓勵勤勞致富，同時注重集體福利和社會保障）、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保留鄉愁記憶，擁抱現代生活尺度）、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的關系（有為政府引導，有效市場發力）、外部支持與內生動力（借外力，強內功）的關系。這種尋求動態平衡、避免偏執一端的智慧，是確保鄉村振興行穩致遠的哲學方法論。廣東清遠在鄉村治理中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就是平衡治理智慧的具體運用。

五、結語：以精神燭照未來，在鄉土中復興中華文明

探尋鄉村振興的中國精神源流與文化智慧，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心靈對話。從“天人合一”的古老哲思到“綠水青山”的現代理念，從守望相助的鄉里情誼到共建共享的治理實踐，從耕讀傳家的質樸理想到培育新農人的時代呼喚，從經世致用的務實傳統到產業興旺的發展追求，再從近代先賢的艱難求索到紅色基因的深刻淬煉——這條綿延不絕的精神脈絡，構成了中國鄉村應對千年變局、實現振興發展的最深沉的底氣、最獨特的優勢和最根本的指引。

鄉村振興，在本質上是中華農耕文明在現代化條件下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它絕非簡單的經濟追趕或景觀改造，而是一場關乎民族精神家園重建、文明基因賡續的深刻革命。當我們在浙江余村的竹林溪澗間感受生態之美的同時，也在觸摸著《齊民要術》中“順天時”的古老智慧；當我們在袁家村的煙火氣息中品味傳統美食之時，也實踐著對“經世致用”精神的現代轉化；當“新農人”帶著知識返鄉耕耘沃土之際，正是“耕讀傳家”在新世紀奏響的動人樂章。這份源于土地深處的文化智慧，必將照亮中國鄉村走向全面現代化的獨特路徑，并在全球文明對話中貢獻一份厚重而獨特的東方答案。

（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戰略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