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家梁建章警告：如果不盡早干預，40年后印度人將是中國3倍

提起梁建章，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攜程集團的創始人，但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其主攻的還是人口經濟學。

他曾在2012年時，聯合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簽署建議書，呼吁停止計劃生育政策。

到了2023年，又發出嚴厲警告：如果中國不立即干預人口問題，40年后，印度人口將達到中國的三倍！

那么，梁建章何出此言？人口數字真靠干預就能實現增長嗎？

中國人口

2022 年，中國總人口觸及 14.1 億的峰值后，正式進入負增長通道。2024 年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降至 14.0828 億，連續第三年出現人口凈減少。這一年，出生人口僅 954 萬，死亡人口卻達到 1093 萬，139 萬的凈減少量，直觀反映出人口增長動力的枯竭。

人口變動的核心指標同樣不容樂觀。2024 年我國出生率跌至 6.77‰，自然增長率為 - 0.99‰，這一趨勢若持續蔓延，人口萎縮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多方預測顯示，2025 年出生人口可能跌破 800 萬，甚至有悲觀推算認為將降至 700 多萬。

人口總量下滑直接沖擊勞動力市場。中國能成為 “世界工廠”，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是核心優勢之一。如今勞動力供給減少，直接推動用工成本上升，制造業競爭力面臨挑戰。聯合國預測，到 2050 年，中國勞動力規模將從當前的 8 億以上萎縮至 7.5 億。

即便 “人才紅利” 被寄予厚望，梁建章也提醒，人工智能等前沿產業的創新活力，依然需要足夠規模的年輕群體作為支撐，人口規模不足將制約創新潛力釋放。

老齡化重壓

勞動力減少的另一面，是深度老齡化的加速到來。2024 年，我國 60 歲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 21%，梁建章預測這一比例將在 2035 年突破 30%，意味著社會將全面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

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壓力，集中在養老與醫療體系。隨著老年人口規模擴大，養老金支付、醫療資源供給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梁建章推演，當前的 90 后群體，未來可能需要工作至七八十歲才能退休，否則養老金體系將難以維持收支平衡。這一設想并非夸張，鄰國日本已給出現實參照。

日本從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人口負增長，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如今在日本，七十多歲的老年人從事出租車駕駛、服務業等工作的場景隨處可見，高齡就業成為普遍現象。其養老金體系長期承壓，社會消費活力不足，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這一 “前車之鑒” 清晰展現了老齡化對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低生育率根源

人口負增長的核心癥結，在于持續低迷的生育率。當前我國生育率長期徘徊在 1.0 的極低水平，遠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標準，而這一現狀的背后，是年輕人面臨的多重現實壓力。

經濟負擔是首要阻礙。高昂的房價占據了普通家庭大部分收入，子女教育從學前到高等教育的持續投入，再加上醫療費用等潛在支出，讓 “養不起” 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共同顧慮。生育不再是單純的家庭選擇，更成為一項需要精密計算的財務決策，過高的經濟成本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

時間與精力的透支同樣關鍵。現代職場中，“996” 加班文化盛行，年輕人工作壓力巨大，下班后往往身心俱疲，難以兼顧子女養育。更值得關注的是，育齡女性面臨的就業歧視依然存在，職業發展與生育之間的沖突，讓許多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猶豫不決。

觀念轉變則從根本上改變了生育意愿。隨著教育水平提升，年輕人更注重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傳宗接代” 的傳統觀念逐漸淡化，“養兒防老” 的認知已不再主流。更多人選擇將資源與精力投入自身發展，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選項。

印度人口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的人口發展軌跡。2023 年，印度人口正式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聯合國《2025 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顯示，2025 年印度人口將達到 14.6 億，仍保持增長態勢。

盡管印度生育率已從 1960 年的近 6.0 降至 2025 年的 1.9，略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龐大的人口基數依然支撐其增長潛力。更關鍵的是，印度人口結構極具優勢：0-14 歲人口占比 24%，10-24 歲人口占比 26%，68% 的人口處于 15-64 歲的工作年齡，而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僅為 7%。

這一人口結構的形成，與印度的發展背景密切相關。歷史上印度未實行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農村地區 “多子多福” 的傳統觀念仍有深厚基礎。同時，印度正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年輕人口的素質提升與規模優勢相結合，形成了潛在的發展動力。聯合國預測，印度人口將在 2064 年達到 17 億的峰值后才逐漸穩定，這也是梁建章做出 “40 年后人口達中國 3 倍” 預測的核心依據。

人口博弈

中國與印度的人口發展路徑對比，已超越單純的內部社會議題，上升到國家長期競爭力的戰略層面。印度的人口優勢，不僅體現在勞動力供給上，更意味著龐大的內需市場與創新潛力，這對中國形成了客觀上的競爭壓力。

而日本的案例則警示我們，人口政策的調整窗口期一旦關閉，將難以逆轉。日本曾推出生育補貼、托育服務優化等一系列政策，但由于干預時機過晚，低生育意愿已形成社會慣性，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這一教訓表明，人口問題的解決必須抓住關鍵時機，拖延只會讓后續干預付出更高成本。

梁建章的預警，本質上是呼吁盡快為生育意愿松綁。解決人口問題，并非強制生育，而是通過政策調整，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掃清障礙。無論是減輕經濟負擔、優化育兒服務，還是完善女性就業保障、營造友好的生育社會氛圍，核心都是讓年輕人 “敢生、能生、養得起”。

當前，人口負增長的趨勢已不可避免，但通過及時有效的干預，完全有機會減緩萎縮速度，優化人口結構。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每一個政策調整都關乎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根基。若錯失當前的機遇窗口，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連鎖反應，將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產生深遠影響。

人口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人口問題的解決需要長期規劃與持續投入。在這場關乎未來的人口博弈中，唯有正視現實、主動作為，才能為國家發展筑牢人口根基，避免陷入不可逆的發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