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去世后，我去養老院做志愿者｜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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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四年之前，或是更早，問我是否相信人死后會依舊存在、去到彼岸，我會笑著說，怎么可能。我雖然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怕鬼，但在大體上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人死了就是死了，難過的是活著的人，其他的都會隨著時間而消失，人什么都帶不走。不是嗎？四年前的那個暑假，我坐在外公家的那張方桌子前，一旁的收音機里在每一個炎熱的暑假里都播放著足球賽事解說，我像往常那樣吃著外公手工包的薺菜餃子，蘸上火鍋辣醬。外公突然鄭重地說，如果以后他患了絕癥沒法治了，那就不要治療；死了之后火化后，直接海葬，也不要葬禮——葬禮是給活著的人看的，死的人看不到。一個月后，我離開上海，去加拿大讀大學。距離我上次見到外公外婆，已經過去了四年兩個月零二天。

他們真的看不到嗎？

在那半年之后的一天早上，外公并沒有醒過來。十幾個小時后，我在大洋彼岸收到消息。那是一個周三，大年初九。半年之前的外公為什么會突然說這樣一番話，是他想到了什么或是知道什么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嗎？可他身體看上去非常健康。直到他過世后，家人翻閱他的病歷本才發現他確診了冠心病，可沒有人聽他提起過，他也沒有尋求治療，只是每隔一陣子去社區醫院配治療高血壓的藥。

媽媽說，還好外婆早就迷糊了，要不然清早醒來看到身邊的人沒了呼吸，不得嚇死；況且他們兩個人過了一輩子，我們哄也哄不好的了。

幾天后，外婆被送去了養老院。我請求媽媽給我打一個視頻電話讓我看看外婆，在卡頓的畫面里，護工阿姨正攙扶著她沿著墻扶著欄桿走。“好了，網太卡了，我先掛了”。電話被掛斷，我被留在十三個小時前的蒙特利爾。

時差是流動的，隨季節和心境發生變化。

2

三個月后，我找到了一份在養老院的志愿者工作。我未能在那個暑假找到實習機會，就在我為將如何填補四個月的暑假時間而迷茫之時，朋友把這個機會轉發給了我。

去年回國找實習的時候，面試我的老師看完我的簡歷，便問我：為什么想到去那里做志愿者？客觀來講，是這份機會找到了我。主觀上來講，對外公外婆的思念是最底層的原因。可我該從何說起呢？我又如何把這一切在五分鐘的時間里講述給一位陌生人聽？我只能用一些專業上的內容胡說一番：因為我對醫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很感興趣，也在學校里上過這方面的課，所以想實地感受一下。而這，也是實話，社科學習和研究輕而易舉地把人客體化，我在我的語氣中聽出了傲慢。

有經驗的志愿者向我們介紹，養老院一共五層樓：一層和二層是志愿者通常活動的區域，三層至五層住著不同年齡和文化背景的老人，但以說粵語的為主。上到三層，走出電梯，迎面而來的是一片寂靜，老人們三三兩兩地在大廳里坐著，望著對面的白墻，或是彼此，沒有交流。除了醫護人員準備處方藥窸窸窣窣的響動外，無人說話。志愿者們壓低了聲響，把一切活潑的話語留在二樓。二樓以上是他們的世界，二樓及以下是更真實的世界。

在沒有見面的日子里，外公外婆的日常生活是否也是如此安靜？看著那一張張蒼老的臉，和被腿腳困住的身體；想到外公，淚又濕了眼眶。

養老院的日常重復而瑣碎。志愿者們把放有茶、咖啡和果凍的推車推上樓，挨個詢問大廳中的老人想要什么。志愿者中的很多人也并非粵語母語者。在第一天的培訓中，志愿者團隊教授了一些常用語句，方便我們與老人溝通。我們挪用了并不熟悉的文化，來完成志愿服務。他們中有的聽不懂英語，有的聽不懂普通話，還有的聽不懂粵語；更有的不喜歡這里每天提供的茶飲。但身在此處，他們大多別無選擇。有的會給予語言上的回應，而大多數，只是點點頭或是搖搖頭，剩下的，只可靠我們去猜。猜對了，他們便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猜錯了，大鬧一場或是接受，沒有人會真的多么在意。人老了，果真會被當作小孩對待。

這是外公當初不愿意把外婆送去養老院的原因嗎？

3

自記事起，外公就操心著家里家外的各種事務，而外婆更像是一個被照顧者：不需要做飯、不需要做家務、不用擔心任何事情，一切外公都會辦好。

外婆是幸運的嗎？我想，大家會說她是幸福的。可要不是那一次她趁外公午睡的時候偷偷開了門溜出去，想要“回家找媽媽”，大家在城里跑了一下午才把她找著，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她才能被確診。外公總說，她是有一年從床上摔下來摔到了頭導致的，不用去醫院看。幾個月前我問媽媽那是哪年，她說，是1969年。

在診室里，醫生看著外婆的檢查單皺起來眉頭，“要是真的有影響，早就發現了，不會等到現在”。他問外婆，現在是什么季節。外婆不知道。他又讓外婆畫出時鐘。外婆不會畫。這下，大家都知道了，不是什么摔到了腦袋，隔了半個世紀才影響她的大腦，而是她患有阿爾茲海默癥，且可惜介入太晚。人們說，那是因為她每天在家什么都不需要做。早些時候還會讀小說、去公園打太極、打牌，但后來總是見她一個人坐在電視前，一看就是一整天。再到后來，費玉清退出了歌壇，電視上也沒有什么吸引她的東西了。

但不管如何，外公拒絕把她送入養老院，一個人全權負責一切，其他人也就相信他的決定，不再介入。可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去照顧一個同樣快要八十歲的人，何談容易？可這些辛苦，也從來不聽外公提起。房門內的是他們的世界，房門外的是更真實的世界。

外婆的病情發展到何種地步，我也不知道，直到幾年前，外公通知大年三十無法再一起吃年夜飯，因為他不知道外婆的情緒和行為在什么時候會失控。

最終，外公先于外婆離開。兩年半后，外婆在養老院去世。

4

“養老院里有上海的“公公”（外公/爺爺）或“婆婆”（外婆/奶奶）嗎？”我一次又一次用英文夾雜著蹩腳的、習來的粵語表達詢問醫院內的工作人員。

“三樓有一位Monsieur (先生) Zhang，四樓還有一位Madame (女士) Li。”對方用英文夾雜著法語回復道。可我依舊記不清每一位老人所在的樓層，只有看到他們的時候，才能夠將這些官僚式的信息和他們的樣子聯系起來。大多數時候，他們沒有完整的名字，而是被和樓層、姓氏、身體健康程度、飲食習慣聯系在一起。這些信息被存放在一本紙質冊子中，通常由工作人員拿著。和他們混熟后，有時候我也被允許翻看。

“這一位公公現在86歲；四樓總坐在大廳正前方的婆婆100歲了；嗯，這個婆婆78歲......”冊子里有每一個人的出生年月，一邊翻看，我一邊在腦子里飛快地計算著。不出所料，大部分都活得比外公久，真不公平，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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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媽和媽媽見過外公和外婆死時的樣子，姨媽見到了外婆的最后一面。而我只是隔著十三個小時以及十六個小時的時差，分別得知了這兩件事—— 一次毫無征兆，而另外一次，大家若無其事地等待了三年：離開了外公的外婆失去了最重要的照護者，或許誰也不相信她能夠再得到那樣細致的照顧，所以死亡很快就會再次降臨，但時間未知。

我本可以在外公去世前的大年初一打個電話說句新年好，我也可以在去年回國的時候去養老院看外婆，但我都沒有。但說后悔，也早已來不及了。我帶著某種僥幸心理離開，又對著愧疚面對往后的生活，這是一個情感不外露的家庭，思念和愛不會被提及。我以為，我本科畢業的時候，外公還會在家門口像高中時的每個周末那樣迎接我，外婆會隨后探出頭來；我也以為，已經臥床兩年多靠鼻胃管進食，但其余指標大都正常的外婆不會有事的，等我研究生畢業，她依舊還會在那里。

可他和她，都已經不在了。

選擇將這一些拋之腦后是一個自私的決定：只要我不去看、不去想，這些人就都還存在于世上；隔著十幾個小時的距離，我們只不過是多年未見，忙著過自己的生活。

而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我卻愿意每周至少去一次遠在蒙特利爾的養老院，去看望那些和我素不相識、甚至和我語言不通的老人，一待就是一整天。那些病房里無法走動的臥床老人，就是外婆后來的樣子。但作為志愿者，大部分時候我只能接觸到腿腳還算方便，可以走動和坐在大廳里的老人。

每兩個周六中午，是媽媽去醫院看外婆的時候，其實打心底總是對此有些抱怨。我一般在國內時間的周六早上和媽媽打電話，快到媽媽出門的時間的時候，她就會說，差不多啦，我要出門去看外婆了，然后匆匆掛斷電話。

外婆走后的那個周六，她給我發消息說，不用急了，反正現在也不用去看外婆了。

三年多前的那個春節，媽媽問我要不要給外公外婆打個電話說聲新年好。我想了想，覺得太煽情了，說，算了吧。其實，是怕自己剛撥通就哭得稀里嘩啦，丟臉。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之前，我就想過要打這一通電話，連座機號碼就已經完整的輸入好了，但最終沒有按下按鍵。我早已不記得外公家的電話號碼，準確來說，那個春節過后就再也記不起來，不論我多么努力回想，也只能想起來末五位：22822。“22822”，在上海話里讀起來像一句順口溜，就這樣印在了我的記憶里。可前面那幾位數字呢？我不得而知。

6

住在養老院四樓的那位上海“婆婆”，看上去年紀和外婆差不多，花白的頭發微卷，比外婆高一點、瘦一些。醫院里的人和我說，她脾氣很差，每天不知道在說什么。聽說只有她的老伴在的時候，她情緒才比較容易穩定。她不是養老院的“主角”——一個脾氣好，被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們喜歡的角色，而更多的是一個引起矛盾的人，讓大家摸不到頭緒。

四樓的大廳，在她的腦海里，是自己家的客廳。而我們都是闖入者。或許就像外婆不明白自己怎么到了一個“陌生男人”的家里一樣，她也不明白自己家里為什么來了那么多客人。如果某天下午老人正好被安排打麻將，那爭執一定會發生。她一下子沖到麻將桌前，把麻將一股腦都掃到地上，麻將砸到瓷磚上，發出噼里啪啦的響聲，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對頭腦清晰的老人來說，養老院依舊是一個小社會，這里充滿排斥和貶低。她用上海話表達自己無盡的不滿，而某個說粵語或是普通話的老人會空出兩根手指，指著自己的腦袋說：她不正常，引得志愿者大笑。

冷漠和瘋狂交織在一起，若要真分出個勝負，那些表面看上去沉著冷靜的老人總是勝出，毫不例外，并贏得大家的喜愛和關心，被刻進大家的記憶里。

“她是有Alzheimer's（阿爾茨海默癥）嗎？”我問道。

“或許吧，應該是有Dimentia（癡呆癥）。”

記憶中我問過同一位工作人員兩次這個問題，這像是一個固定的答案，每次都在這里戛然而止，沒有人愿意繼續談論這個話題，而他或許是這里唯一一個還愿意為我重復的人。

Alzheimer's, Dimentia, Amnesia（健忘癥），這些醫學術語在我聽來都是一個意思。意思是，那個人的記憶力喪失，不再是一個理智的“正常人”了。

外婆剛被送去養老院的時候，聽護工阿姨說她有一次半夜拔了隔壁床的管子。她們給社會秩序造成麻煩，人們批評她們脾氣暴躁、喪失理智。可正是這點，讓我把這兩位沒有任何關聯的女性聯系到了一起，她讓我想起另外一個她，又讓我想到過世的外公。

7

去年回國的時候，去了一趟蘇州。在地鐵上，媽媽指著蘇州1號線的終點站“木瀆”說，外婆的爸爸媽媽葬在那里，幾個月之后，外婆去世了，海葬——外公先前決定的。如果她能夠選擇，或是有主觀意識去選擇，她會同意這個決定嗎？

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她早已忘了我是誰。我高一的某一天，我和她在我家樓下面面相覷，她迷茫的眼神告訴我她不知道我是誰，而我也沒有說什么。我收回了本想打招呼的手，打開大門進了樓梯間。她沒有說話，臉上沒有表情，也沒有跟著我進來。這一天還是來了，我有些無奈，但也無力改變這一切。我知道外公一定在我家里忙著什么，于是上樓找到外公，說，外婆好像不認識我了。從那時起，她失去了主體性，也在我的記憶里逐漸淡卻。但沒事，我心想，外公記得我就行。

我開始抗拒去外公外婆家，我不知道能和外婆說些什么。比起外婆，我更喜歡外公。外公每天接我放學，給我做好吃的飯，甚至還能解答我的一些困惑。而她的記憶力每況愈下，以至于每隔兩分鐘就要重復剛問過的問題或是說過的話。外公會“不耐煩”地和她說：你已經問過了，又要問。但我找不到合適的語言去回復。我只記得坐在房間里看書的時候，她每隔幾分鐘就要來問我坐得舒服嗎，熱不熱、冷不冷，要不要打開窗簾，要不要把窗戶關上之類的。她好意的關心對當時的我來說十分煩人。外婆和外公是軸線的兩端，一個冷靜客觀，另一個因為記憶力下降而逐漸變了一個人。

許多年前的一個午后，我可能還在上幼兒園的時候，陽光透過有些年代感的格子窗。我在隔壁小房間的床上睡著午覺。外婆幾次進來把我搖醒，和我說媽媽從國外出差回來了，給我帶了東西，讓我起來。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不耐煩地把她趕走，繼續睡著。那個是一個M&M巧克力豆的塑料玩偶，把巧克力豆倒進小人的身體里，每搖擺一次它的手臂，就會有巧克力掉落在它胸口的小盤子上。

那個小人長大了，那個小人開始感到無措，那個小人想要做些什么。可做些什么好呢？遠在海外回不去的我唯一能做的是去養老院做志愿者。

8

學校的心理工作人員問我，“你和外公的關系很好嗎？”那是外公去世的第二天。

我和外公的關系很好嗎？這是什么問題。

我在國內家里的房間在小學四年級前，是外公外婆的房間。小時候，我的小床被放在他們大床的旁邊。若現在仔細看觀察墻壁，還能發現那張大床床頭板的痕跡，在那上方，是前任房主女兒的鉛筆畫。

在外公去世的這幾年，他的模樣在我腦海中越發模糊，直到我需要依靠照片來喚起某些回憶。

以前每個暑假，他都會給我做好中午飯，騎著自行車，帶來給我吃。玻璃飯盒里常裝著他認為我愛吃的飯菜：炒軟了的土豆絲和紅燒肉。后來他年紀大了，我便開始每天走去那里吃飯。隔著不遠，兩個十字路口的距離，踏著石子路，伴著蟬鳴。

哪怕幾乎每周都見，哪怕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在他們搬走自己住之后，我總覺得和他們之間隔著一層紗。是因為年齡差異嗎，還是因為我性格里怕生？彼此之間的客氣和刻意維持的距離，或是因為彼此都怕對方尷尬吧。

打下這些文字的時候，聽見外頭室友正在和祖父母打電話。我才意識到，我好像從來沒有給外公打過電話，他也很少打電話來。

外婆去世后，媽媽和姨媽回去收拾所有的東西。媽媽問我有什么要的，我說把照片都給我吧。在櫥柜里還找到一個理光的膠片傻瓜機，我期待等我回到上海可以拿它拍照。

“那個藍色的小袋子還在嗎？”“沒找到，可能那個時候燒給他了。”

那個藍色袋子，小時候外公每天來接我放學的時候總帶著的那個藍色袋子，里面裝滿我愛吃的零食。外公在自行車的后座安裝了一塊木板，正好蓋住硌屁股的金屬網格，還在木板最前面安裝了一個拱形的把手。每天放學，他都在校門口等我。初中的時候班主任老是放學拖堂，他經常在冷風里站上半個多小時。先坐二十分鐘的公交車，然后騎自行車把我送回家。

去年住的宿舍樓邊上停著一輛幾乎一模一樣的自行車。

9

我必須要面對這個事實，那位上海的“婆婆”其實和外婆哪里都不像。除了這一年半里短暫的幾次接觸外，我也并不了解她。但在外公走后，我必須要選定一個思念的主體。我把對外公的思念寄托在了那個早已經不認識我的外婆上，又將這種思念映射到了養老院所有的老人身上。在養老院里我知道的兩位上海的老人里，一位是男性，又瘦又高，長得完全不像外公；另外一位就是這個“婆婆”。

為了照顧像我這樣只會說英語的志愿者，工作人員和志愿者間的交流多由英文完成。那些粵語和法語組成的陌生的詞匯和語句，是我不需要明白的，更是與我無關的。大多數時候，那位上海“婆婆”只說上海話。我也就理所應當把自己當作她和工作人員之間的翻譯。有時候帶老人出去散步，也在心里偷偷許愿可以被分到和她一組。在被英語和法語充斥的蒙特利爾，那是我唯一能和過去連接的紐帶。

每次看到我，其他志愿者們都會和我說，“亦飛，你最喜歡的那個‘婆婆’在哦！”

我喜歡那個“婆婆”嗎？還是說，我選擇接近她和關心她的情緒，是因為我在一定程度上把她當作了我的外婆——或者更準確地說，我的外公。于是，我又開始用“洋涇浜”上海話試圖和她交流。可每當我開口想用上海話說一些句子，大腦馬上會被對等的英文表達占據。上海話，于我，也成了一門外語，一門掌握得很差的外語。在很多年不聽上海話后，我的聽力其實也有所下降。好在，她聽得懂、也會說普通話，和外公外婆一樣。外婆為自己說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而感到自豪，總聽她提起。

她暴躁的脾氣和刻薄的語言讓我想起外婆，或許是記憶力的退化讓她們變成這樣。

我就像一名不知所措的、被鄉愁充斥的旅人，夾在多個文化之間無所適從。

10

如果被問起我是哪里來的，我會說上海，意思是我是上海來的。對方聽完這句話總會附加一個問題：那你是上海人嗎？“上海來的”和“上海人”之間究竟有什么差異，我不知道。“嗯…..是的，上海人。”我總這樣回答。

我是一個不會說上海話，但英文還算流利，出生在上海的人。只要我偽裝得足夠好，在簡短聊天中對方都不一定能聽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這幾年外公外婆去世后，就再也沒有人和我說長段的上海話了。

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天，我淚流滿面地向電話那頭的朋友哭訴：“我沒有家了。”他疑惑地問道：“你在說些什么呢？”

外公外婆的離開將我連根拔起。

還好，我在走之前學了如何包薺菜餃子。外公或許有些欣喜，我居然主動提出要去他那里待一天。我看著他把薺菜剁碎，向碗里放入豬肉糜和雞蛋，以及調味品。我沒好意思提出，其實那一陣子我在吃素。去年結束和一位曾在上海任教的教授的采訪后，他問我蒙特利爾有沒有好吃的上海餐廳。我想起那家位于主街的餐廳，某天在我強烈要求后，在養老院認識的朋友們決定陪我去吃—— 一碗熱騰騰的薺菜餡餛飩，但馬蘭頭香干賣完了。

有一次，我和媽媽抱怨她從來不和我說上海話。她回復道，“英語流利就好了，會說上海話有什么用”。

在夢里，外婆端來一盤春卷——我愛吃甜豆沙口味的，表哥愛吃咸的。她很抱歉地說自己太忙了，實在是沒法常來看我。夢里的她沒有說上海話，也不再是那個有時會因為我忘了怎么說上海話而嘮叨個不停的老太太。我回到廚房，看到外公正在做我每周都要來吃的煎餃——豬肉、薺菜、兩顆雞蛋，再加一點醬油和鹽。好像是這樣做的，我有點記不太清了。

“你在那里能看見我嗎？”我聽到夢里的我問。

“看不到的，有的時候可以來看你。”他也沒有在說上海話。

我和媽媽說，我又夢到了外公。她有些驚訝，“不過，他以前總說他最喜歡你了，看來是真的。”

夢里是沒有語言的，我用潛意識里的普通話填補與他們的對話。也正是如此，我清楚地知道那些夢里的他們是假的、是我的想象。那個總是點著我的鼻頭笑我不會說上海話的她早就忘了我不會說上海話，那個總是用上海話回復我的普通話的他也不在了。

“你是哪里的呀？”

“上海。”

“那你是上海人？”

“啊，算是吧。”

11

在志愿服務接近尾聲的時候，養老院內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又開始增加。我帶上花白的N95口罩、臉頰兩旁的肉被金屬條擠到變形。就在我前往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樓層時，遠在上海的外婆也因多次感染病毒而身體變得越來越糟，最后臥床不起，靠鼻胃管進食。能夠和工作人員去到這些樓層，意味著我得到了他們的信任，我在心里竊喜，覺得自己得到了某些權力。通常，志愿者不被允許前往那一樓層。二樓以上是他們的世界，二樓及以下是更真實的世界，被感染的樓層是一個從視野中消失的樓層。志愿者能看到的，依舊是那些能夠在大廳活動的相對健康的老人。

每周都有老人離開，但沒有人會提起。每層樓的走廊盡頭都有一間大門緊閉的病房，聽說，老人將要離開的時候會被轉移到那里。在一次感染后，外婆是她所在那間病房里唯一活下來的老人。大家驚嘆于她的生命力，可她再一次被一個人留了下來。

工作人員給我們每人發了一臺平板，里面記錄著所有老人的個人信息和家人的聯系方式。他每報一個名字，我們就要檢查信息是否正確。報完所有人名后，我在平板里發現了一個被遺漏的名字。我舉起手，指了指那個名字。

“哦，他前一陣子去世了。”

“那我怎么操作呢？”

“你在他的名字后面加個括號，寫上‘deceased’（已去世）’就行。”

“不用刪除嗎？”

“不用，就這樣就行。”他的話語中不帶任何的情感，仿佛這是在常規不過的操作了。

我沒有見過這位老人，我想，他可能一直在房間里無法出來。他還在世的時候，上次出養老院是什么時候？

外婆上一次看到養老院外的世界是什么時候？可能是外公還在的時候吧。

起初外婆還能自己吃飯，到后來變成需要護工阿姨喂。再后來的有一天，聽說外婆不再吃飯。養老院問是否插上鼻胃管。那有什么辦法呢，只能同意。這幾年里，我反復想到當初外公所說的“不要做沒必要的治療”。鼻胃管是“有用的治療”嗎，當外婆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識，這是否是在延長生命而已？直到我問了媽媽這個問題。她說，“可沒人想外婆那么快走掉。”那是我這幾年里唯一一次聽到她的語氣里有些哽咽。

去年十月份，養老院傳來消息，任何通過鼻胃管喂進去的食物都會被吐出來，大家決定不再做進一步治療。外婆的凝血功能開始出現異常，皮下開始出血，紫色的血塊蔓延全身，每天都在惡化。身體疼的無法忍受的時候，已經意識模糊的她也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抗議。媽媽說，如果你現在去看外婆，你估計完全認不出來了。我無法親眼看到，也不想看到這樣的照片。外婆早已不是曾經的那個她，而如今，連身體也徹底背叛了她。我甚至開始覺得去年回國的時候一次也沒有踏入養老院，是一個明智但自私的決定：至少在我的記憶里，外婆只不過是失去了當下的記憶。

志愿者來來去去。距離我上一次踏入這那家養老院已經過去了近兩年。

12

外婆是什么時候去世的？那是一個周三。可能是去年十一月份，還是十二月份？我只記得那一陣子忙著寫學期末論文。具體是哪一天呢？我不知道，也沒有想過記錄。十月底的時候，媽媽發來微信說，你做好心理準備，外婆估計要不行了。

外婆還在的時候，我常做一種夢，夢里活著的是外公，離開的是外婆。外婆去世后，我的夢里只留下了外公。

但收到消息的那個早晨，我還是哭了，哭得很克制，完全不同于外公走后的那一周每天以淚洗面的樣子。當下我甚至不明白我為什么會哭。溫哥華的冬天，雨總是淅淅瀝瀝地下一整天，早上五六點的天還是一片漆黑。從收到那條消息到外婆離開，我每天雷打不動地在那個點醒來，半夜也常常驚醒好多次。我在等那條消息，我害怕再次收到那條消息。外婆的離開終將帶著我僅剩的對外公的記憶離開，悄無聲息地把我留在十六個小時前的溫哥華。

我依舊沒能在那條消息被發送前醒來，那天我只不過是起晚了一個小時。

我和外公外婆的故事結束了。

13

溫哥華時間的中秋節當晚，我又夢到外公。距離上次已經過了很久。但我的夢里沒有外婆。我才不相信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最想念外公的那些日子里，他從未在我的夢里出現。所以，我堅信那天他確實回來看我了。

在夢里，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意識的人，就像他死的前一天晚上那樣。

他站在門口，迎接我們。我和他，以及媽媽、姨媽，回到了那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樓，可堅固的水泥樓梯被替換成了高不可及木梯子，或是沒有門的電梯，它們可以帶我去到任何一層樓，卻唯獨回不到外公外婆曾經居住的五樓。夢里的時間是大年三十，是每年去外公外婆家吃年夜飯的時間。

聽隔壁的鄰居說，外公去世前一天晚上，他們倆聊足球聊到很晚才去睡，誰也不會想到，第二天他居然沒有再醒來。

那個被打掃得一塵不染的兩居室被稱作“外公家”，又在外公去世后變成了“外婆家”，盡管那里已經沒人住了。“外公外婆”也變成了外公和外婆。但現在這間屋子已經沒了名，因為不會有人再去了。那位在我小時候會笑盈盈招我去玩的鄰居公公，也成了一個與我毫無聯結的過客。

寺廟里的法師說，一個家庭里最有靈氣的人才會在特殊的日子里夢到逝世的家人，來幫對方傳達消息。家里人不信那一套話術，在外公離開的很長時間里，都沒有燒紙錢過去。直到前年外公忌日前后，我再一次夢到外公。朋友說，那是外公有事找你，記得燒紙錢。如果我不去燒紙錢，外公會不會在那個世界怨恨我？可他是一個幾乎不會愿意麻煩別人的人，所以他只是來看看我嗎？

那年春節，我養在學校宿舍的綠植突然蔫了，一夜之間垂下了頭，嚇得我趕緊把整個花盆泡進水里。在四天之后，我收到了外公離開的消息。我問媽媽，你覺得這只是一個巧合嗎？她說，別瞎想了，這兩者沒有關聯的。當然，只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忘了澆水的緣故。

可去年外婆去世前聽說，那年表哥居然突然說春節要去看外公外婆。而去年也是如此。所以大家默默知道了，外婆也要走了。

外公外婆現在在哪里呢？我搬到了這座靠海的城市，天氣好時，我站在海浪邊發呆，通往海灘長長的階梯是思念的距離。海浪拍打碎石的聲音中，是否藏著我的秘密？

所以，外公外婆，我們終將在海的另一頭再相遇對嗎？

寫作感想：

我在2021年的夏天前往蒙特利爾讀本科。2022年的二月，外公去世。2024年我本科畢業，又于九月份前往溫哥華讀研究生，十一月的時候外婆去世。這兩次我都不在國內，也因為學期中不方便回去，僅是在微信被告知，是被動的。或許就像2021年臨走前的那一天，外公在門口和我說再見時說的那樣：這里的一切他們會處理好的。但正因如此，我不知道我如何思念我的外公外婆，他們的模樣在我的腦海里越發模糊，過往的記憶也隨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我忘記，我害怕再過幾年，很多事情都會變得不再清晰。和學校的心理咨詢師聊的時候，她說了一句我從來沒有想過的話：你的外公一定非常為你驕傲。四年之后，我想是的，家里人一定都非常為我驕傲，盡管這樣的話很少被說出口。

所以，我想寫一個我與外公外婆的故事，這不是一篇微型家族歷，我只想自私地去描述我的回憶。這可能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寫這么私密的話題，去寫思念和創傷。三年半前外公去世的時候，我就和自己說要寫一篇文章，卻遲遲沒有動筆，因為無從下筆；去年年底外婆去世后，我覺得或許是時候了。寫完這一篇文章后，我的腦海里出現了一串完整的數字，那是外公外婆家的座機號碼，我終于想起了前三位數字，原來我從未真正忘記。雖然我不懂心理學，但我想這或許意味著某些創傷正在愈合。

編輯導師｜渡水崖

寫作者，編輯。新聞系畢業，前鳳凰網記者和編輯。人物訪談收錄于《我只在意人存在的樣子》。在北京長大，高中回東北高考，成長受戶籍制度和人口遷移的影響，所以特別關注教育分流和城市邊緣群體。目前在北京生活。

評語：

面對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寫作中也一樣。所以，我贊佩亦飛的勇敢。她的語言純凈、誠實，帶一點疑惑和失落，這讓她的作品保有最真實的質地：一個年輕的人，與兩位老人有天生的親近與愛，也有物理的距離、生命閱歷的差異，死亡對她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經驗，但這不妨礙她想念他們，共情他們曾有的處境，思考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但她沒有急于回答生命的終極問題，而是以個人記憶、感受去觸及其邊緣，讓敘述在朦朧中生出力量。

之后的寫作里，可以嘗試在結構上更有取舍與凝聚。這類穿插過去、當下兩個時空的故事像一個榫卯結構，要讓兩邊更好地契合在一起，就要在拼嵌處下功夫。比如，養老院里陌生婆婆的衣裝細節，讓自己想起外婆在世時的打扮，進而可以去描摹穿衣風格背后她的性格；也可以是陌生婆婆說了某句方言，讓自己想起外婆也說過什么，進而去寫當時發生的一整件事，用作展示自己與外婆之間的關系。這篇作品的情感表達已很節制，之后也可以繼續注意抒情化語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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