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簡史》農業革命是一場騙局？智人、谷物與家畜誰是幕后推手

（一）史前的生存者游戲

如果這是一款可以回溯時光的生存游戲，讓你穿越到史前一萬年，擺在你面前的有兩件裝備可供選擇，一個是鋤頭，一個是弓箭，你會選擇哪一個？是成為一個農耕者，還是一個狩獵者？

相信你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但不用著急說出來，我們再繼續換個游戲條件試試看：

同樣是鋤頭和弓箭兩件裝備，但這次你卻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擁有150個人（社會學研究指出，借由八卦來維系的最大“自然”團體是150人）群體的領導者。

那么這次，你會選擇成為哪個游戲角色：農耕者OR狩獵者？

人類簡史之農業革命

如果這兩次選擇有所不同，說明你已經有所思考，而這就是《人類簡史》中論述“農業革命”時最值得深思的內容。因此，以色列青年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大膽地將其稱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騙局”。

騙局為何？作者所指即“農業革命所帶來的非但不是輕松生活的新時代，反而讓農民過著比采集者更為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聽起來是不是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農業革命

的確，在我們接受的歷史學知識中，教科書與學者都曾宣稱農業革命是人類的一次大躍進。畢竟，居有定所、秋收冬藏的原始農業生活怎么能不比四處奔走、靠運氣吃飯的狩獵采集生活，過得更加閑適與愜意？

所以，我們不妨順著作者的思路，去嘗試理解這場“農業革命”的本質：

這場農業革命，的確讓更多的人生存了下來，但卻以更糟糕的情況活了下去！

實際上，就人類生存、發展的兩個基本問題——“食物”與“安全”而言，農業與采獵的優劣似乎并不絕對。

從民生經濟而言，采集者是雜食性，中小型動物的蛋白質資源、樹上的堅果、灌木叢的漿果亦或植物的塊莖根等，采集者有著幾十種不同的食物用以維生，即便是沒有存量，遇到荒年也不用擔心餓死，因為即便是某個物種的數量減少，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只要其他物種多采集一些、多打些獵物、多走一些路，總有辦法能扛過去。

狩獵者

而定居農業則完全呈現出另外一種景象，一直到近代社會為止，人類飲食結構尤其是主食還是極為單一，靠的還是寥寥無幾的少數幾種農業作物，大部分地區甚至只有一種主食，比如小麥、稻米或者馬鈴薯。所以，農業社會在遇到天災（干旱、洪水）或者人禍（瘟疫、戰爭）時，貧農死亡的人數甚至可能成千上萬乃至更多。

農業者

就暴力行為而言，農民并不見得會比獵人溫和，甚至反而可能更加暴力。采集狩獵者在遇到更加強勁的搶奪者時，背上隨身的行囊、拿上狩獵的家伙就可以完成一次輕松的撤退和“搬家”，但農民卻不行，如果遇到強敵選擇撤退，便意味著他將放棄以居住地為核心、以農產品為生命的全部財富，瞬間從天堂墜入深淵之中，所以他們必須死守田地，并為此拼地你死我活。

穴居者

但對生物界物種演化來說，其成功與否的標準就是：“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其DNA螺旋拷貝數的多少”，簡單說就是物種數量。農業本身就有旺盛的勞動力需要，因而更多的人口意味可以開墾更多的土地，這樣便構成一個正向反饋，人類人口數量也因此迅速增加。

從民族志材料看，如果依賴狩獵的話，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過1.56人，如果同時依賴狩獵與采集的話（不包括漁獵群體），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過這個閾值，就必須有農業，農業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達到10~20倍。

定居農業

如果物種群體數量的增加要以犧牲個體生活品質、營養健康為代價，作為其中個體的早期智人會愿意嗎？事實上，這是一個由谷物精心布置下的陷阱，為了部落，智人們無法拒絕、也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踩上去。

（二）人類與谷物的雙向馴化

“與其媚于奧（家神），寧媚于灶（灶神）”，孔子此言有諸多見解，但其中絕對有強調食物于人類生活極為重要之意。而來自德語的古諺“Der Mensch ist was er ist”則更加直接，文雅些的譯法是“其食造就其人”，通俗點，則可以表述為“人就是他所吃的食物”。

食物一直被視為是人類的盤中餐、碟中菜，但如果僅僅只將食物安置于人類的生理層面去理解，未免有些膚淺，所以作者特意降低了姿態、轉換了視角，提出了這樣一個腦洞大開且引人深思的命題：

人類以為自己馴化了植物，但其實是植物馴化了智人

為什么這么說？其實，小麥的秘訣就在于操縱智人、為其所用。很意外吧？

具體而言，圍繞著小麥所做的一切農業活動，諸如除草、驅蟲、施肥、澆水等，不可避免地占據了智人的大量勞動時間，所以人類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麥田旁邊，而這也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馴化”（domesticate）一詞來自拉丁文“domus”，意思是房子，但現在關在房子里的卻不是小麥，而是智人。

農業

換句話說，只要是在谷物成為主食的地方，我們所有人都被拴在了食物生產的系統之上。我們不僅被牢牢控制在谷物所生長的土地上，失去空間上的移動自由，而且必須隨著谷物的生長節奏而安排我們的生命節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二十四節氣），我們也同樣失去了屬于未來的時間。

人類與谷物

不僅如此，我們人類也因此得上了一系列、糟糕的“馴化綜合征”，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幼嬰延續”，正如艾麗絲·羅伯茨在《馴化：十個物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中所言：

與所謂的“野蠻人”相比，農耕文明中人的成年過程，就緩慢得多，其人格，也更像一些長大了卻無法成熟的“嬰兒”。而這種“嬰幼兒延續征”幾乎普遍存在于在那些具有深遠農耕傳統的文明體系中。

與此同時，我們自身的體質特征也在被谷物逐漸改造，包括骨骼屈曲（長時間的田間勞作造成骨關節損傷）、發育不良（骨密度與身高），齲齒高發則是特別典型的農業病，這在狩獵采集者中很少見；高碳水飲食為細菌創造了良好的口腔環境，典型采獵者的食譜中，碳水化合物貢獻的能量只有1/3，高緯度地區更低，而在密集農耕者中則高達2/3到4/5。

智人演化

所以，事實顯而易見，一方面我們對其他物種進行改造，以適應我們的味覺，并滿足我們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其他物種也一直在改造著我們。這是一種共生關系，一個共同進退的過程，人與物，共享同一個歷史進程。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馴化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三)群體的成功與個體的不幸

除了谷物與人類的雙向馴化之外，由于認識自我的困難，人類只好從其所馴養的動物身上反觀自身的變化。對于自然界動物的馴化，從狹隘的演化觀點來看，對于馴養的牲畜而言，它們也隨著人類的腳步也成功地完成了群體演化，即DNA拷貝數量的增加。

馴養禽畜

但很不幸的一點是，同智人被谷物操控馴化一樣，動物也在經受著與智人同樣的遭遇：

演化觀點并不是唯一評判物種成功與否的標準，它一切只考慮到生存與繁衍，而不顧個體的痛苦或幸福。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蛋雞和奶牛以及能夠提供勞力的役用動物，為了開發它們最大的利用價值，蛋雞再也無法聽到身邊小雞破殼而出的聲音，而等到自己無法產蛋之時，便成為人類瓦罐中極富營養價值的母雞湯；為了奶牛能夠持續產奶，農民必須讓它門不停地生下小牛，但又不能讓其將奶吸光，所以烤全羊架上最鮮美的正是小乳羊，而奶牛自身到了5歲的時候也難逃被宰殺的命運。

奶牛

至于需要提供勞力的役用動物，下場就更為悲慘，為了讓其聽話，人類想方設法限制其侵略性，最管用的方法就是閹割、鞭打、套上枷鎖，不僅對其進行生物本能上的壓制，還同時限制其移動自由、割裂其社會連接，造成其生理和情感上的雙重缺失。

耕牛圖

因此，作者在書中發出這樣的感慨，并總結道：

“我們從農業革命能學到最重要一課，很可能就是物種演化上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個體的幸福”

的確，相比于植物來說，動物和人類擁有更加復雜且能感知的情緒，物種演化的過程便不能純粹地以最終結果為導向，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過程中對于其中個體生活產生了什么影響。但實際上，由采集狩獵向農業的轉變，是一系列分散個體抉擇在漫長歷史時期中積累起來的后果。

即便是我們事后拉遠鏡頭看，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但沒有任何個體預見、策劃并實施了這場革命，因而根本談不上誰犯了什么錯誤（此類評判只有當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領全人類航向的偉大舵手時才有意義），而這一過程中的每一次個體抉擇，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給當事的個體帶來了切實好處。

撬動歷史的新人類

所以，從作者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場由智人與谷物與家畜，共同完成的、看似對自己都有利的偉大革命。

但，我們不妨將作者的思路再往深處剖析，就會發現在智人、谷物和家畜三者的背后、引發農業革命的真正誘因，其實在于以資源開發為目的、以居住方式變革為重要途徑的“居住革命”，它可能才是農業革命真正的幕后推手！

（四）農業革命的真正推手

居住需求始終是人類所面對的基本生存問題之一，甚至人類所有的生存活動都圍繞著居住地而展開的，比如前文所述的谷物種植以及家畜馴養，正是依托于固定的居住地而存在。

安居樂業不單現代生活需要，史前時期的人類正是以居住問題為核心創造出一系列文化成就，而居住地的不斷演進，也直接影響著人類文化的發展方向與特點。

早期人類擁有著短暫的樹棲歷史，不久之后就轉為穴居生活，一開始是利用天然巖洞，石灰巖發育的山洞是為首選，這些巖洞的分布則多在山地丘陵，但巖洞周邊的自然資源著實有限，過度攫取難免日漸枯竭。山頂洞人遺址內洞穴地層的證據，就顯示了晚期直立人具有食物周期性匱乏的特點。

山頂洞人

因此可供選擇的，只能是季節性地擴大生存活動范圍，跟隨四季變化尋找河湖附近的階地去建造窩棚式的臨時房屋以供棲息。來自河湖附近階地的人工性建筑以及文化遺址的大量發現，正暗示了這種居住方式的轉變與居住地轉移有著密切聯系。

之所以說居住革命可能才是農業革命的真正幕后推手，原因在于從丘陵山地天然洞穴到河湖階地臨時性營地的轉變，再到最后的長久性定居，帶來最大的好處在于：延長了人們認識自然規律的周期，使得系統性認知動植物的特性成為可能。

臨時定居

只有通過長久性的定居活動，在大量采集植物種子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種子的耐儲藏特性，考古遺址中的窖穴可能就是這一認知的結果；進而，基于植物種子的大量采集與儲藏，無疑會提高對于某種特定植物的依賴性，而這難免造成這種野生植物的逐漸減少與匱乏；于是，在這種主客觀的矛盾之間，自然而然激發了人們對于植物栽培馴化的實踐活動；最終，長久性定居提供了時間上的充足保證、對于野生植物特性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技術支持，農業革命便由此誕生！

居住革命——農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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