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京律師：發現有一類財富風險 容易被高凈值家庭忽視

作為財富管理律師，筆者日常工作內容是幫助客戶理順財富風險，并且在法律框架內提供解決方案。

隨著服務客戶日益增多、經驗不斷積累，筆者發現有一類財富風險，很少被專業人士提及、客戶也很難有生活經驗關注到，那就是在各個風險場景下家庭現金流需求。

也就是說，檢驗財富規劃方案的效果，不僅要看風險是否被避免了，還要看是否同時解決關鍵時刻家庭現金流的需求——這是一個新的財富規劃角度。薛京律師提煉、總結了需要提前規劃好的六類現金流，分享給讀者朋友。

01

子女長期高昂教育費用現金流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國人對于子女教育的關注不可謂不高。從子女出生到考入“藤校”，是很多高凈值家庭的理想規劃。

要實現這個規劃，時間長、精力和財力投入都很高。尤其是對于企業主、企業高管家庭，有可能在子女“爬藤”的過程中，遭遇企業債務風險和經營風險穿透牽連家庭、家庭資產因為民事、甚至刑事責任被執行，導致子女高昂學費現金流“斷供”風險。

所以，現在很多重視子女教育規劃的家庭，同時開始思考鎖定未來子女教育現金流，避免因為企業經營風險導致子女教育費用后續乏力。

針對這類顧慮，其實可以在家庭還沒有承擔債務風險時，專門安排以教育費用現金流為目的的家族信托，教育輔導機構甚至可以成為家族信托的供應商，通過信托方式來提前規劃好未來K12所需的全部費用；而閑置階段的教育基金照樣可以通過受托人、信托財務顧問進行信托財產的投資管理。

當然，為子女配置的增額終身壽、年金型分紅險，也有類似規劃教育費用現金流的作用。

02

全職太太家庭貢獻價值現金流

在我們國家，全職太太并不是一個正式職業，如果妻子一方回歸家庭，沒有正規的勞動關系對應的“五險一金”。在職工社保管理越來越嚴格趨勢下，沒有勞動單位的全職太太，一般繳納的是靈活就業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很難達到勞動者社會保障的水平。而且，家庭主婦并沒有法定的收入共管的保護制度。

所以，很多家庭主婦回歸家庭后，心理上會越來越缺乏安全感、客觀上因為專注照顧家庭也大多會和社會日益脫節，在經濟上處于弱勢群體。生活費用、個人用度、自己父母贍養、孩子教育費用，都要仰賴掙錢一方的給與，甚至“施舍”。

因此，現實中越來越多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的家庭，會主動為全職太太規劃一份保單或家庭信托，太太作為受益人，按時領取年金或信托利益，用于體現回歸家庭一方對家庭貢獻的尊重和社會保障的補充，如增額終身壽現金價值逐年加速增值的特點，在家庭主婦養老規劃方面很有優勢。

筆者有位女客戶作為受益人，曾開玩笑稱終于有保單給我發工資、不用和先生伸手要家用了。

03

企業家創業失敗后家人生活現金流

企業家和配偶是債務風險最高的高凈值人群，尤其是房地產、生產企業，企業往往會舉借金融債務，銀行一般要求企業大股東、實控人夫妻對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這就意味著，當企業不能償債時，老板和老板娘的家庭資產就會被作為責任財產用于還債，整個家庭成員的生活有可能陷入困頓。

有些企業家為了避免全部身家都承擔無限責任，會安排其他人員代持房產、銀行存款等家庭資產，但是稍微有點私人財富常識的讀者就知道，自然人之間的財產代持安排有各種風險。

所以，對于企業家而言，在面臨大額債務風險的時候，可以先以部分家庭資產設立家族信托，受益人為希望保護的家庭成員，如子女、父母。也就是“挽起袖子加油干”前，先規劃好一旦創業失敗的現金流，用規劃工具合法給妻兒老小留下生活費。

04

傳承稅費成本的預備現金流

我們國家目前近親屬之間的房產、股權、資金贈與或繼承，免征個人所得稅，也不存在贈與稅、遺產稅。

但是，不等于中國人傳承沒有稅費成本。如果未來開征房產稅，國人給子女留下的房產就屬于帶稅傳承；如果中國未來房地產供需發生重大變化，以租金來覆蓋房地產稅現金流的想法未必可行。

目前很多高凈值客戶非常關注中國會不會開征遺贈稅？

首先，目前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遺產稅或類似稅收，是傳承的一大成本；

其次，開征遺產稅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國家決策，目前已經有立法和政策專家呼吁研究中國開征遺贈稅的可行性，弱化財富兩級分化的走勢；

最后，如果中國開征遺產稅，后代繼承遺產的納稅現金流來源必然是一大挑戰——據統計中國富裕家庭至少70%的資產類型是不動產。

根據媒體報道，韓國三星集團家族李健熙病逝，留下了26萬億韓元的遺產（折合人民幣約1434億元），主要包括巨額的股份、不動產和藝術品，其遺產繼承人面臨超過12萬億韓元（折合人民幣約665億元）的遺產稅現金流壓力。

所以，未雨綢繆遺產傳承的現金流需要認真對待和思考；是否把非核心城市和地段房地產轉化為金融資產，是否把資金類資產通過家庭信托、家庭保險來實現“非遺產化”，是籌劃未來傳承現金流的思考重點。

05

重大疾病發生的醫療費用現金流

很多高凈值客戶認為國內的人壽保險和家族信托不如境外成熟，所以傾向把信托和保險設立在境外。這個想法多少有點偏頗。

筆者認為，如果生活中心和工作中心都在國內，一定要重視國內的規劃工具，保證發生重大事件所需現金流的及時性。

筆者服務的一個客戶，所有的存款、保單，包括重疾險和終身壽險都在境外設立。當他發生心臟主動脈夾層手術及術后ICU的高昂費用時，由于客戶一直昏迷，境外重疾險理賠由境外賬戶支付至境內遭遇到了“境外銀行必須客戶親自簽字才能劃付——客戶無法簽字——銀行要求證明客戶是限制行為能力人、證明近親屬及公證”的繁文縟節流程中，導致私立醫院高昂治療費用出現斷裂風險。據筆者了解，這種情況國內重疾險的理賠到位要及時和程序簡化得多。

所以，當客戶問筆者一個問題——選擇在境內還是境外進行規劃安排，我往往會反問：有沒有一種可能，二者并不相悖？這不是一個單選題，而是互為補充的綜述題？

06

離婚/繼承官司訴訟費用現金流

筆者代理過很多其高凈值家庭離婚、繼承訴訟案件，這些案件一旦開始，當事人的利益沖突尖銳，甚至可能互相申請夫妻共同財產、遺產保全。

由于涉及財產、關系復雜，一個案件可能耗時很長。在此期間，當事人繳納的訴訟費、律師費、保全費、鑒定費等，往往是一筆不小的現金流。

很多在家庭里處于經濟弱勢或財產信息不對稱的成員，很難籌措足夠的打官司的費用，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的權利。

所以，針對未來的可能存在的糾紛和爭議，通過創新工具的安排，把一部分資金放在夫妻共同財產和遺產范圍外——如終身壽的保險金形式，一方面可以個性化、倍增傳承（注：終身壽險功能），另一方面還給受益人留下充足現金流，去解決其他遺產類型的爭議。

以上是我在日常為客戶服務時的一些思考。真正有效果的財富風險預防規劃，不但要為客戶預防風險，還要滿足客戶解決重要或緊急事項的家庭流動性需求，并且合法合規。中國高凈值客戶富裕時間不到半個世紀，還有很多風險場景沒有實際遭遇。想象力豐富一些，才能更好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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