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荒誕——品讀康鐵嶺《城里城外》

作者：堡子

手頭這一本十二年前的自印書，是有人從舊書網上花了三百元買到的，題目叫《城里城外》。它是著名作家康鐵嶺的雜文舊集。自印的雜文舊集竟然在網上賣到三到五百元，說明這本書有相當重要的收藏價值，也說明康先生的文章有相當高的質量。

康先生的雜文有的溫情、有的犀利。在這個欠缺溫情的社會里，筆者更喜歡那些犀利文，尤其是批判權力的犀利文。甚為喜歡的是《名人的尻子》《國府門前去“上訪”》《歡送》這三篇。

《名人的尻子》寫一個作家的尻子得了痔瘡，被一幫嘍啰搶著治病并各自得到利益的故事，據說有原型。《國府門前去“上訪”》寫一個拆遷戶為6000元的拆遷費去臺灣國民黨政府狀告大陸貪腐干部的故事，純屬虛構。《歡送》是一幫基層干部歡送上司升遷的故事，文章結局預言這個上司必進班房不可，后來，現實中那個原型上司還真的被“規”了。

三篇文章好在啥地方？

好在寫出了權力的荒誕性，十分難得。

一，《名人的尻子》的荒誕性：

第一，從精神崇高到肉體卑微的斷崖式反差：

一位名人作家，本應因其精神產品（文學）而受到尊敬。然而，故事中所有關注的焦點、所有社交活動的中心，卻從作家最崇高的頭腦，斷崖式地降格到了他最卑微、最私密、甚至難以啟齒的肉體部位——患有痔瘡的“尻子”。

“拍馬屁”這個行為從一種比喻性的、對精神的奉迎，字面化地、尤其生理性地變成了對真實的肉體——屁股的照料和追捧。拍眾不再討論他的作品，而是爭相為他的痔瘡獻計獻策。比如武二把作家送往“小舅子當主治大夫的北極醫院肛腸科就診”，文三又帶來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器械‘宇宙頻譜儀’”結果，作家的尻子爛得更狠了。而得了報告文學大賽一等獎的向前進，把作家從醫院硬“搶”到農村讓“尻子王”用偏方治療……這種從隱喻到實指的轉換，是產生荒誕感的巨大源泉。

第二，圍繞“痔瘡”的功利主義狂歡：

拍眾的終極目的并不是真正關心作家的健康，而是希望通過“治好痔瘡”這個功績，作為攀附作家、獲取名利的“敲門磚”。一個本應是出于關懷的醫療行為，被異化為赤裸裸的利益投資。

為了這個荒謬的目的，拍眾們表現出極度的、不合常理的諂媚，他們為了給作家治痔瘡而明爭暗斗。這種將卑微服務神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荒誕的表演。

第三，成功學與疾病學的荒謬掛鉤

誰能獲利，不取決于其才華、努力或對文學的貢獻，而取決于誰在“治療痔瘡”這場鬧劇中表演得最出色。尻子王“當上了什么委員”，武二“以靠治尻子的經歷寫出了當代最轟動的報告文學。在全國名人軼事征文大賽上得了第一”，文三“也沾了光，名人（作家）為文三的自傳性小說《文人闖江湖》寫了序”……正常的價值評判標準（文學、才能）完全失效，被一套圍繞“尻子”建立的、不可理喻的新標準所取代。

作家的“病情好轉”不再是一個醫療指標，而成為一種可以兌換成利益的社會資本。人們會像關注股市一樣關注他每天的病情消息，并據此調整自己的投資（奉承）策略。生理上的排泄器官，成了社會關系的樞紐。

一個完全偶然、生理性的疾病，竟然成了決定一群人命運和利益分配的關鍵。這是故事荒誕性的核心爆發點

第四，名人從主體淪為客體：

表面上，作家被眾星捧月，擁有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或威望。但實際上，他只是一個被動的、痛苦的疾病載體。作家的權威不再來自他的思想，而是來自他的痔瘡。作家成了自己疾病的囚徒和周圍人功利心的舞臺。

在整個鬧劇中，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在想什么、他的新作品是什么。他作為思想者的主體性完全消失，他的人格被他的屁股所取代。

《名人的尻子》的荒誕性，歸根結底在于它描繪了一個價值系統完全顛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

精神讓位于肉體（思想讓位于痔瘡）。

本質讓位于表象（文學價值讓位于治病功勞）。

真誠讓位于功利（關懷讓位于算計）。

《名人的尻子》像一面哈哈鏡，夸張地照出了現實社會中某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對權力和名氣的追逐，如何讓人們放棄尊嚴和原則，將智慧與才華浪費在無比卑微、甚至丑陋的奉承之上。這種“一本正經地做一件極其荒謬的事”所營造的巨大反差，正是其黑色幽默和深刻批判力的來源。

二，《國府門前去“上訪”》的荒誕性

《國府門前去“上訪”》荒誕的核心在于 ：“用一種巨大的、顛覆性的錯誤，去糾正一個微小的、甚至虛構的錯誤” ，從而讓整個行為顯得毫無意義卻因此而極其荒謬。

第一層荒誕：動機與手段的徹底失衡：

這是最表層的、也是最核心的荒誕，源于一種經濟學和常識上的徹底失衡。

6000元人民幣，在大陸的購買力是有限的，可能僅相當于一部普通手機或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費。為了這樣一筆數額，采取任何超出常規投訴渠道（如社區、街道、區級政府）的行動，在常人看來都是不劃算的。這決定了此事本應是一個“基層民事糾紛”的級別。

然而，跨海到臺灣的行為代價卻是巨大的，包括辦理手續、交通、住宿、時間等經濟成本，以及巨大的機會成本和不可預知的風險。其成本將數十倍、上百倍于6000元本身。

上訪者為解決一個“蚊子腿”級別的問題，卻動用了“屠龍刀”級別的資源。這種動機與手段之間極端的不匹配，構成了故事最基本的荒謬邏輯，刻畫出一個脫離經濟理性的、偏執的人物形象。

第二層荒誕：對官僚體系批判的深化

其一，對大陸官僚體系“低效”的絕望式諷刺：

上訪者之所以采取如此極端、錯亂的方式，其背后的預設是：大陸本地的投訴渠道已經完全失靈、不值得信任，以至于上訪者寧愿去尋求一個虛幻的、外部的“權威”。這種“舍近求遠”、“棄實求虛”的行為，恰恰是對本地治理效能最極端的否定和諷刺。它暗示，在行為人心中，正常的系統已經腐朽到連一個6000元的小問題都無法公正解決。

其二，對形式主義抗議的解構：

上訪者的行為，看似激烈反抗，實則是一種無效的、象征性的“表演性上訪”。他追求的或許并非實際解決問題（因為根本解決不了），而是通過這種極端錯亂的行為本身，來宣泄一種無力感，并試圖引起關注。這種“為抗議而抗議”的姿態，使其反抗行為本身也充滿了荒誕的悲劇色彩。

《國府門前去“上訪”》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寓言：上訪者滿懷嚴肅、認真地投入一場戰斗，但他眼中的“巨人”（一個能為他伸張正義的臺灣當局）不過是一架風車，而他所要維護的“正義”（6000元拆遷費），在旁觀者看來，與這場戰斗的宏大和虛妄相比，顯得無比渺小和可笑。這種“莊嚴的姿態”與“虛無的對象”之間的巨大反差，構成了故事最深刻的荒誕性與批判力。

三，《歡送》的荒誕性

第一，喜慶與恥辱的戲劇性反轉：

“……那些業余送行者大多收了勞務費，連說什么話都是個別吹鼓手編排好的。機關干部是領導們專門組織安排歡送的，科級以上不得缺席”。這是《歡送》描述的歡送場景。

原本是一場充滿贊美、感謝、對未來的美好祝愿的儀式。下屬們的發言、酒桌上的敬酒、贈送的紀念品，都建立在“此人前途光明，值得追隨”的預設上。

短短幾年后，這位被歡送、被寄予厚望的上司，卻銀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使得當初那場充滿正能量的“歡送會”，在“回溯”的視角下，變成了一場為“罪犯”舉辦的、極具諷刺意味的“預祝”儀式。當初的每一句贊美，在真相大白后都像一記響亮的耳光。

故事的標題“歡送”與結局“入獄”構成了最直接的荒誕沖突。

第二，表演與現實的徹底割裂：

下屬們在歡送會上的表現，未必出于真心的敬仰，更多是一種對“權力”本身的敬畏和投資。他們歡送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其代表的權力和可能帶來的未來利益。

當這位上司入獄后，當年那些熱情歡送他的下屬，大概率會迅速與之切割，甚至可能成為批判他的積極分子。這種前后態度的急劇轉變，暴露了官場人際關系的功利、脆弱和虛偽。歡送會上的“深情厚誼”成了一場人人參與、心照不宣的集體表演。

第三，權力評價體系的瞬時性與不可靠性

在故事發生的當下，眾人對上司的評價是“升職=成功=優秀”。整個歡送會都在強化這一單一、膚淺的評價標準。

而幾年后的“入獄”，才是社會和法律對其行為的最終、也是最真實的定性。這徹底否定了歡送會時的那套評價體系。荒誕之處在于，一個被體制內“歡送”的“成功者”，最終卻被體制的規則所審判和懲罰。這暗示了當時的升遷可能本身就存在問題，或者權力本身會腐蝕人性，使其最終走向毀滅。

第四，對“歡送”這一儀式本身的解構

故事的標題《歡送》本身就充滿了反諷。

“歡送”了什么？ 表面上是送別一位同僚去奔赴更好的前程。但在結局的映照下，這場儀式仿佛是在“歡送”他走上一條通往監獄的不歸路。這種無意識中的“精準預言”，增添了命運的荒誕感。

盛大的歡送儀式，本意是賦予這段職業生涯一個圓滿的句號。但入獄的結局，卻將這個句號炸得粉碎，證明那場儀式所試圖定格的光輝形象和情誼，都是虛假和短暫的。儀式并沒能成功“包裝”歷史，反而被歷史無情地“拆穿”。

《歡送》的荒誕性核心在于——

它通過一個簡單的時間差（從歡送到入獄），像一把手術刀一樣，剖開了官場文化的華麗外衣，展現出其中的功利、虛偽和脆弱。它告訴我們，在權力場中，今天的盛大慶典可能成為明天的恥辱柱，當下的深情厚誼可能轉眼就變成切割自保的冷漠。這種巨大的反差，以及背后所揭示的人性與制度的扭曲，正是其荒誕和深刻之處。

如果說《名人的尻子》的荒誕更像卡夫卡式的——一個卑微、私密甚至不雅的生理部位（屁股），取代了精神與思想，成為一整套權力系統圍繞其運轉的荒謬中心，那么《國府門前去“上訪”》的荒誕更像《堂吉訶德》式的——以過時的邏輯沖擊虛幻的敵人，而《歡送》的荒誕則更接近果戈里或契訶夫式的：在瑣碎日常中暗藏毀滅的伏筆。

三篇不長的文章，卻具有如此豐富內容，難怪《城里城外》在舊書網成了搶手貨。

編輯：何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