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好,我是厲姑娘,本篇內容跟大家聊聊蒙古的事件!
今年六月,蒙古政治的穩定表面被一次輿情撕開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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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總理奧云額爾登因家人在網絡炫富,引爆社會對長期累積的貪腐議題,
輿論壓力與政治責任疊加,只能選擇下臺。
隨著這一變動,原本運轉有序的權力安排出現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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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人民黨章程,黨主席通常兼任總理,但這次變動來得突然,
黨務與政府的交接出現空檔,組織程序與行政連續性一時難以銜接,
政治秩序在短時間內失去了固定節奏。
為了填補空白,總統呼日勒蘇赫提名贊丹沙塔爾出任新總理,國會通過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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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總理上任后,為了鞏固地位,開始謀求人民黨主席之位,
試圖實現黨政合一,以黨內授權穩定行政權。
由此,他與黨內第三號人物、時任國會議長阿瑪爾巴伊斯格楞正面相逢,
公開競爭隨之啟動,雙方在組織層面與議會平臺上同時展開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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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穩住基本面,贊丹沙塔爾強調以程序推進,
阿瑪爾巴伊斯格楞則強調按組織規則行事,
二者在表述層面各有側重,但競爭的核心都圍繞權力結構的歸屬。
黨內外觀察者此時已可判斷,后續發展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自然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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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下旬,人民黨舉行黨內選舉。
贊丹沙塔爾在評估差距后認為通過常規投票難以勝出,
對手也拒絕“雙重領導”的折中安排,于是他帶領支持者退出第二輪投票。
結果是阿瑪爾巴伊斯格楞順利當選黨主席,
而贊丹沙塔爾則將重心轉向行政與司法路徑,意在穩住總理職位。
由此蒙古黨內和政府這兩條線被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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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內部競爭變成了政府層面政府系統的制度性對抗。
因為蒙古人對腐敗,特別是煤炭相關的問題很在意,
贊丹沙塔爾指責阿瑪爾巴伊斯格楞卷入煤炭貪腐,
還沒走國會程序就任命恩赫巴亞爾當司法部長去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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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爾巴伊斯格楞則是先辭去議長,再從黨內和國會兩頭出手,
把恩赫巴亞爾開除黨籍,同時推動對總理發起不信任投票,為自己以后接任鋪路。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公眾已經不關注腐敗了,開始更關注這些程序是否合規,
然后這些人就開始用用“制度”與“合法性”的說法為自己的做法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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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阿瑪爾巴伊斯格楞發起的不信任投票,有15名議員沒到場,
但是國會不信任案照樣進入表決,最后以71票贊成、40票反對通過罷免總理。
可這還不算數,得看總統是否認可。
總統呼日勒蘇赫以“投票方式有問題”為由否決了這項決定,讓局面更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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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總統這么做無可厚非,一是因為他和贊丹沙塔爾走得近,
不想讓青年改革派主導政府,避免以后行政與議會長期對抗,
二是擔心在野黨趁亂做大,動搖人民黨地位。
不過這個否決不一定有效,按照蒙古的法律,
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不同意總統的否決,罷免決定依然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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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民黨內部兩派必須在國會再次較量。
考慮到阿瑪爾巴伊斯格楞掌握更多本黨席位,
加上一些在野黨可能主動推動執政黨內斗升級,呼日勒蘇赫的否決很可能被推翻,
贊丹沙塔爾被迫下臺的可能性不低。
與此同時,阿瑪爾巴伊斯格楞的黨主席任命仍需在十一月的人民黨全體會議上獲得確認,
贊丹沙塔爾以及其身后的保守派陣營理論上仍有反敗為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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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在接下來的程序中占據上風,目前尚難定論。
各方的算計集中于票數、紀律與議程控制,任何一處松動都可能改變局勢的最終走向。
這場對抗不僅是兩位政治人物的職位之爭,更是人民黨內部路線分歧的顯性化。
贊丹沙塔爾與礦業利益集團聯系更緊,
主張先把煤炭等資源賣好、現金流穩住,因此被視為保守派,
阿瑪爾巴伊斯格楞則延續前總理奧云額爾登的思路,
主張少舉債、降低對大宗商品的依賴,推動更均衡的產業升級,被歸為青年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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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派主要在資源分配以及產業結構上有不同的分歧,各有則重點。
從短期來看,是蒙古內部權力的交鋒重排,
但是從長期看,其實是蒙古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
不過,兩者雖有分歧,但是在對外政策倒是一致的,
強調維護“第三鄰國”戰略的基本方向,不會因當下的權力起落而突變。
具體到對華關系上,外界因為阿瑪爾巴伊斯格楞評價“美國援助只是象征”
猜測他上臺之后會更傾向于向中國合作。
但是事實上,二人都同意與中國京曾深化合作,只是側重點略有不同。
贊丹沙塔爾更想把煤炭等礦產賣出去,先穩住現金流和財政。
阿瑪爾巴伊斯格楞更想推動中蒙俄天然氣管道等跨境能源工程,
再推動蒙古尋找新的經濟能長期增長的點。
所以不管最后誰贏,中蒙合作的大方向都不會變,
就地區穩定而言,這種方向的一致至少使外部關系具備可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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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蒙古最危險的不是誰當家,而是國家治理在被耗空。
人民黨內部派系競爭越來越激烈,蒙古政治進入新的動蕩期,
政府層面的頻繁人事變更可能成為常態,這樣一來,很多事難以繼續。
尤其反腐要有穩定制度和持續執法,產業升級更是要有清晰目標和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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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一旦陷入權力爭斗的漩渦,這些長期計劃就很容易被打亂,
這樣一來,民眾對于政策的信任度也會降低。
政府如果無法在反腐、財政、產業三個關鍵領域形成可以被監督的具體步驟,
那么社會信任會持續流失,公共服務的供給將承受更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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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穩定會首先表現為政策不確定,
繼而傳導到投資推遲、消費收縮與就業承壓,
經濟易陷入“停滯—不滿—再分裂”的循環。
對于資源型經濟體而言,外部價格波動與內部財政脆弱性疊加,
若再加上治理層面的內耗,負面效應會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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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在制度層面修復,單靠個人風格的變化難以改變趨勢。
需要看到,人民黨內部兩派的外向共識掩蓋不了內向分歧。
贊丹沙塔爾強調以礦產出口穩定財政,邏輯在于先穩住現金流再謀轉型;
阿瑪爾巴伊斯格楞強調去杠桿與多元化,
邏輯在于降低對大宗波動的暴露度以提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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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設計角度看,這兩條路徑并非天然對立,矛盾集中于時間表與承受力。
要是再財政和產業升級之間設立階段性的目標,
并且公開透明的執行,兩者的分歧甚至可以互補。
但是現在的蒙古兩派斗爭激烈,根本達不成合作,
還將本來的經濟發展問題,發展成了派系斗爭,真正的治理問題都被雙方忽略了。
到最后的后果都有社會和民眾承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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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蒙古政府只有將經歷放回公眾實事上,蒙古經濟才能走回正軌,
而且,對雙方來說,及時收手也并不是人數,而是給制度留出運轉空間。
否則持續的內斗只會削弱國家的能力,百姓生活也會變得不好。
之后企業投資也會因為蒙古局勢變得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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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蒙古擁有豐富的石油等資源,但是不采取行動,
這些資源是不會變成穩定的經濟來源的。
只有政府穩定下來,經濟政策能夠穩定實行,
蒙古的經濟才能穩定的發展。
蒙古國內發展需要穩定的政府,國外發展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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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周邊的國家來說,肯定更想要一個政府穩定的合作伙伴,
能保證之后的經濟交往,政策布局長期不變。
對于兩個國家合作來說,政府的穩定性能決定他們喝醉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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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蒙古內部的派系斗爭結束,兩派不再無休止的內耗,
對外作出的承諾才更有說服力,地區之間的協同發展才能更好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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