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知識有愛的中產家庭，孩子也會厭學休學？

“大部分情緒出問題的孩子，都是那些自我意識覺醒的孩子。”

來源丨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0）

文丨Jennifer

“我的創傷，不單單是海淀青少年的創傷，而是人類文明復雜性和結構性的創傷。”

說這話的，竟是一位18歲的海淀高中生。他的媽媽，怎么也想不通，兒子為何在 沖刺清北的路上提前熄火了。他 被診斷為重度抑郁傾向，無法上學，需要服用高鎮定藥物。

對一個小家庭來說，這無異于一場地震。

過去的一整年，曾寫有“梁莊三部曲”的作家梁鴻，目睹了從縣城到一線城市，很多家庭內部的地震和坍塌。

作家梁鴻

在北京的精神專科醫院的候診大廳里，她看到，迷茫、痛苦、有精神心理疾病的孩子特別多，竟占候診病人的60%-70%。他們很恐懼上學，一坐到教室里就會發抖、麻木、嘔吐，有的孩子只能斷斷續續上學，或者干脆休學在家。

青少年心理問題，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據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2023年的一份抽樣調查，全國中學生中有17.5%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癥狀，中度至重度的比例達到7.4%。

“事實上，還有很多有抑郁情緒的孩子，沒有被發現或被歸結到數據中。”作家梁鴻意識到，這已經不是個體問題，而是一個困擾所有青少年、家長的社會問題。

2024年，她花了一整年的時間集中采訪了因深陷情緒和精神困境、走向抑郁和休學的孩子，并延伸到對家庭、學校、整個社會的觀察。在新出版的《要有光》一書里，她試圖揭露青少年抑郁、厭學失學問題的殘酷性，以及背后更多維的原因。

《要有光》 梁鴻著；書里記錄了濱海、京城、丹縣三個城市，北京海淀是唯一沒有匿名的地點。

沒想到，很多生病抑郁、厭學失學孩子背后，竟是看上去再正常不過的家庭，很多父母還是有知識有學歷的高知分子。

為什么這樣家庭出來的孩子，也會從鮮活的生命，走向暗淡和枯萎？孩子內心的創傷和激烈沖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1

大部分情緒出問題的孩子，

都是那些自我意識覺醒的孩子

在和孩子相處過程中，梁鴻聽到很多孩子說，自己從小到大都被推著往前走，被架空了，找不到生命和自我之間的關系。

她甚至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實際上大部分情緒出現問題的孩子，都是那些自我意識覺醒的孩子。

海淀學生吳用，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吳用出生于北京的中產家庭。父母都是從小城鎮考到北京上大學。從三歲開始，他就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樣，奔波于各種興趣培訓班，周末時間也幾乎被占用。

因為對數學有興趣，閑時就喜歡思考數學難題，吳用的媽媽為他規劃了一條競賽道路，希望通過競賽拿獎進清華北大。這也是很多競賽家庭夢寐以求的升學捷徑。

可是，吳用卻不是“一心刷題”的孩子。他對數學有著純粹的熱情，享受非功利的學習，甚至在書包里揣一本厚厚的微積分，隨時拿來翻，卻對應試這一套十分反感。

他說，自己是因為熱愛思考才去學習的。高強度的重復刷題，破壞了他的思維，讓他成了做題機器，他很不甘心。他情愿將時間花在更高階的數學學習上。

《小舍得》劇照

可是，這樣一份純粹的學習熱情，卻遭到了“驅逐”。無論是學校、競賽課老師，都覺得他這樣根本學不出成績，對他冷嘲熱諷。自己的母親呢，也選擇站在了傳統教育體系這邊，勸他好好刷題，熬到競賽拿獎再說。

再后來，吳用得了嚴重焦慮、抑郁癥，不愿意上學。所有和考試、刷題相關的事情，都會激發他的應激反應。

他不僅身陷應試教育與非功利學習之間的撕裂，擊垮他的，還有長時間以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的絕望。

他對媽媽控訴道，“我要的是學習，而不是上學。我只有在純粹的學習狀態中才能獲得某種安寧，我的整個生存是基于學習的熱情存在的。但你認為，這違背了社會實際生存規則，那樣沒有未來！”

《少年日記》劇照

某種程度上，吳用的痛苦和創傷，既是當代很多孩子內心掙扎的縮影，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吳用的母親，和大多數家長一樣，并非不知道孩子在應試教育、在內卷環境下所遭受的痛苦，但是沒辦法，他們只能按照社會的既定規則去要求，心存僥幸地認為，只要熬過這一段就好了。

殊不知，創傷在孩子的身上已經越積越深，日積月累，最終從量變到質變。

梁鴻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很多孩子的認知已經超過父母。當父母還停留在“能夠吃飽穿暖，有個好工作就很滿足”的價值觀里，這一代孩子能接觸到的信息量非常大，已經開始探索精神層面的東西，會去思考“我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這背后是兩代人生活觀念和價值觀的巨大差異。如果父母不能去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難以觸摸孩子的內心，雙方永遠是錯位的。

“我的生活只是上學、寫作業，雖然我們在一個空間里，卻沒有任何共同話題。你們沒有給我任何情感支持。你從來沒有真正站在我的立場上想我的想法，我永遠得不到真正的尊重。”

“你讓我過度暴露在教育創傷下，并沒有起到一個社會中介的作用。家庭成了學校的延續，爸爸媽媽甚至比學校更嚴厲，哪有什么家庭的溫馨可言？”

抑郁休學后，吳用內心的吶喊，向我們揭示了當下最深刻的矛盾和撕裂——

當父母把愛、時間、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孩子身上，孩子卻感覺自己從來沒有被當作“獨立而完整的人”對待，因而陷入巨大的痛苦。

2

孩子在替家庭和社會“生病”

諷刺的是，那些堅持快樂教育的家庭，也未能全身而退。

李風，是另一位海淀少年。和吳用不同，李風從小幾乎沒有報過任何課外班，簡直是海淀區的異類。

李風的媽媽對兒子的期待很低，在她眼里，孩子就是一個普娃， 能隨便讀個大學就行； 李風的爸爸是留美博士、在研究所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幾乎不參與孩子的成長和教育。

從初中開始，李風的成績就不太理想。 因為上的是直升學校，沒有中考壓力，勉強上到了高中。

可到了 高二下學期，李風再也不想去學校了，連混個高中畢業證都不愿意。

更糟糕的是，他對什么事情都缺乏必要的情感反應，沒有喜好、沒有欲望，和同學之間關系也很冷淡，一學期沒說過幾句話，連情緒上的起伏也很少有。

相比吳用的“歇斯底里”,這樣一種冷淡和疏離，更為可怕。李風的媽媽很氣憤，也難以接受。為什么，自己明明沒有給孩子施加任何壓力，為什么最后卻是這個結果？

《少年日記》劇照

可是，壓垮駱駝的稻草，究竟是什么呢？

李風曾說，“學校里只有前20%的學生，才是被關注的。”

在一個以升學率為目標的高篩選性和高競爭性環境里，哪怕老師沒有明顯的歧視，像李風這樣處于后20%的學生，也能時刻感覺到自己的不重要性，以及“成績至上”帶來的壓迫感。他們走向厭學，似乎是必然的。

在家庭環境中，李風也是一個 “不被看見”的孩子。擁有碩博學歷的父母，打心眼里瞧不起兒子，覺得這樣拉垮的學習成績，完全是他不努力的結果。

日常生活中，李風的母親也習慣于大包大攬，替他做決定和做選擇，成為孩子實際生活的“代言人”；而李風的父親，對一切家庭矛盾、夫妻關系以及孩子教育問題，統統采取回避的態度。

久而久之，李風仿佛被學校和家庭“雙重拋棄”，內在生命力也逐漸被摧毀。

《小舍得》劇照

在梁鴻看來，很多看似秉持寬松教育的家庭，其實也在無意中扮演“單一”的社會評判角色。

這個時代對成功有一種迷信和窄化，認為成功就是考上好大學、有好工作、能跨到一個更高的階層。于是，成功道路和社會價值取向就變得非常窄。

現實是，一個社會總有考上一流大學、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但也有很多資質普通、成績一般、偏科的孩子。如果只有前20%的孩子算成功，那么，其他80%的孩子都只能被定義為“失敗者”。

在單一評判的審視下，很多孩子內在的生命價值，注定不會被“尊重”。

就像李風的父母，雖然看到孩子的掙扎和不適應，但依然要死磕“上大學”這條傳統路徑，而不是鼓勵孩子挖掘天賦、在感興趣的領域學習，或是去職業高中學一項技能，換一條路徑實現自我。

一位飽受內心折磨的學生甚至說，“我覺得我爸媽在教育上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們并沒有真正尊重我，也許這是全中國家長的共同現象，他們沒有把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來對待。”

最終，所有這些社會的暗面，都通過孩子“生病”“厭學”呈現了出來。這是多么慘痛的代價。

3

父母自己“要有光”，

才可能照亮孩子的路

在梁鴻的采訪中，有一位從事青少年心理咨詢二十多年的專業人士坦言，現在的青少年心理問題，已經發展成非常嚴重的全球性現象，我們正身處一個全球焦慮的時代。

他曾經做過青少年自殺調研，調研地區的青少年自殺率呈二至十倍的增長。尤其是經濟下行帶來的壓力下，青少年其實是承壓的底部，他們更像是這個社會的神經末梢。

而當孩子和父母來到心理咨詢室、來醫院求助時，情況往往已經非常嚴重，很多青少年感到“活著沒意義”。

《小歡喜》劇照

越來越嚴重的沖突和病態，讓我們不得不意識到，這個由成人構筑的系統，是否完全忽略了、甚至殘酷鎮壓了孩子的身體健康、精神健康以及創造力？

然而，很多父母并沒有將孩子當作一個獨立個體，去看待他的內在掙扎和訴求，也不知道以什么樣的方式愛孩子，才是真正有益的愛。

表面和諧的親子關系下，總有一堵難以突破的高墻。

作為母親，梁鴻也曾在養育孩子過程中不乏迷茫和痛苦，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和孩子的關系，“盡管我是一個博士，好像有很多知識，但在養育孩子、如何對待孩子方面一無所知，也找不到模板。”

在她看來，今天一個個被困少年的痛苦，已經完全超越了“青春叛逆”這個的詞語。我們經常強調這個詞語，其實遮蔽了真正的問題。

孩子不是一天垮掉的。教育系統、原生家庭、社會系統中，可能有無數個節點，都是導致質變的時刻。

而這樣的節點，就存在于我們最日常的話語和行為中，存在于我們和孩子說話的方式和認知思維中，甚至已經成為一代代傳承下去的文化慣性。

《少年日記》劇照

還有心理咨詢師還毫不留情地指出，當孩子出了問題，父母自身以及彼此的關系也往往有問題。

比如，有的母親會不自覺地強調自己受苦的角色，非常嚴格地督促孩子學習，而父親角色經常是缺失的；還有的孩子遭受打擊，看似是因為學習問題，但實際上是父母一方在發泄對另一方的不滿。

這也是為什么，梁鴻要給新書取名為《要有光》，她相信，成年人自己要有光亮，才有可能真正照亮孩子。

在這個時代，父母也需要不斷成長和自省。我們要從單一的成功視角中跳脫出來，看到人格健全的重要性，看到個體生命價值和自我實現的多樣性；

當教育系統無法給予關注，我們要讓孩子看到另外一種生活的空間和可能性，陪他們積極尋找適合TA自己的人生舞臺。

無論如何，比學歷更重要的是內在自我的建立。支撐孩子走完漫長一生的，終究還要靠內在自我的足夠穩定。

眼下，無數抑郁休學、從我們身邊“消失”的孩子，正在用他們慘痛的經歷，發出整耳欲聾的呼救。

梁鴻說，這是孩子在替父母“生病”、在替社會“生病”。

“我們很難改變，大的社會觀念和系統給青少年帶來的壓抑，但是最起碼，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對內在自我有足夠的自省，關注那些我們不知道，卻像頑癬一樣附著在我們精神內部的那一部分，這樣才能在我們和孩子之間構成一個健康、開朗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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