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三章 “自由的選擇”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自由的選擇”

逃離工廠

初三就不上學了。14（歲）那年，跟我媽媽來到北京，跟著她去給公園澆了 10 天花。后來去餐廳當服務員，干了三年，掙錢少，累。2017 年 10 月，開始去工廠里上班，在廣東惠州，有個電子廠，給華為的平板電腦后殼做代工。朋友說缺人，就去了。挺無聊的，一直坐著，低頭干活。平常工資不高，訂單多、缺人的時候，（工資）多點兒。2019 年，有兩個半月，掙了一萬，還不錯。白黑加班那種。后來朋友介紹，回來北京，干 “餓了么” 全天兼職。在望京中央公園這邊。

小蔡師傅是我和調研小組在 2020 年疫情期間認識的騎手。他是望京吳站長站點里的騎手。采訪他的時候，他只有 21 歲，卻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調研小組的同學用 “英年早婚” 來形容他。轉行到外賣僅僅一年的時間里，小蔡師傅已經干過外賣里所有的工種：團隊、兼職和眾包。與他聊天能夠發現，他雖然年紀小，但說話利索、思路清晰，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小蔡師傅喜歡干外賣，不喜歡進工廠，是典型的 “逃離工廠派”。如果說有誰能夠充分體驗工廠和外賣的不同，小蔡絕對算一個。

對于從傳統生產制造業中走出來的農民工來說，平臺勞動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勞動模式。它把工作場地從工廠搬到了大街小巷，似乎變得更自由、更靈活，甚至什么時候干活、什么時候收工，都可以 “自己說了算”。對于農民工來說，這樣的勞動模式充滿了對于逃離工廠監管、實現 “自由勞動” 的美好想象。小蔡說：（外賣）比建筑工人好。不用搬磚、出大力，基本不太累。…… 以前在工廠也干過。（外賣）好干一些。沒有工長或組長在背后時時監督你，看到偷懶就罵你。上廁所還要請示。

關于跑外賣 “更自由、更靈活” 的說法，我在與外賣員的訪談中屢次聽到。正如小蔡所言，對于沒白沒黑加班加點或在工地下力氣干活的人來說，跑外賣確實是一份挺美好的職業。也正是在這樣的美好設定中，伴隨著互聯網平臺產業的迅速擴張，中國勞動力人口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轉移。“逃離工廠” 成為近幾年勞動就業的一種常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群體和其他無法一一細述職業類別的社會群體加入外賣行業。我在第一章中曾講過外賣平臺上的 “拉人大戰” 和擴張的中介系統，這也是促使外賣勞動者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2021 年，我所在的調研小組關于北京市外賣員的調查問卷顯示，有工廠做工經驗的外賣騎手占比高達 43.26%，有建筑工地做工經驗的人數占比達 25.97%。

互聯網服務業對于制造業的人口吸納造成了傳統產業與平臺就業難以調和的矛盾。根據 2021 年《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的表述，到 2025 年，中國制造業重點領域人才缺口將達到 3000 萬。而截至 2021 年，中國的靈活就業人數已達 2 億。一端是制造業產業升級，人才缺口不斷擴大；另一端是年輕人逃離工廠，加入零工就業大軍。

為什么年輕人寧愿跑外賣也不喜歡進工廠？學界、媒體和社會層面都曾對此有過討論。很多人認為，“跑外賣” 成為受歡迎的就業去處與當下國內宏觀經濟發展、就業壓力、社會就業政策導向等有著密切關系。隨著產業的升級轉型，平臺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勢必對傳統制造業形成虹吸效應。與此同時，后疫情背景下的失業浪潮涌來，“跑外賣” 作為一項零工就業成為很多人獲取收入的不得已選擇。面對持續不斷的媒體報道和社會討論，我也曾經疑惑作為當事人的騎手會如何理解這個問題。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的回答簡單直接：為什么干外賣？收入高呀！這行也不是什么好工作，但是它給錢及時，不拖工資。到了時間，你就去賬戶提現。靈活，沒人管。我討厭被人管著。掙得多些。有老婆孩子，要養家糊口咧。

“跑外賣” 的選擇與勞動者個體的、家庭的經歷和喜好密切相關。其中，“收入高”“不拖工資”“管理松散” 成為農民工 “用腳投票”、奔赴外賣的主要原因。在這個加速流動的市場中，個體勞動者彰顯出了很強的能動性，外賣相對更高的收入讓他們變得實際且敢于決斷。我也發現，外賣騎手很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很多騎手表示，自己加入外賣是因為聽別人講 “外賣掙錢”，所以自己也想試試。“外賣小哥月薪過萬” 成了很多人口口相傳的美好勞動故事；“只要來跑外賣，月入過萬不是夢” 這樣的話語激發了很多人對于勞動致富的美好想象，也最終幫助他們開啟了逃離工廠的行動。這是一群腦袋靈活且善于流動的人。說得形象些，這些逃離工廠、來跑外賣的新生代勞動者就好比一群消息高度靈通的蜜蜂，無時無刻不在搜集更加符合自身利益或者高收益的工作機會，一旦發現哪里有蜜可采，便迅速飛向哪里。

2022 年曾有專家因提出 “建議年輕人多進工廠，少送外賣” 而沖上新聞熱搜。對此，很多外賣騎手和年輕人并不買賬。他們認為自己 “逃離工廠” 有理有據，對專家的意見不以為然。有位 “嗶哩嗶哩” 視頻平臺 UP 主在視頻中討論此事時這樣說：其實我想告訴你的是，哪有什么招工難呀，哪有什么用工荒啊，無非就是招馬難、用牛荒。當然了，肯定有很多人會說，哪有什么招馬難，哪有什么用牛荒。你不信你問一下那些大神們，你問一下提桶跑路的那些老哥們，為什么跑路啊？無非就是吃不飽啊，無非就是干累的干不下來唄。你說要是解決用工荒的話，還用得著咱鼓勵年輕人不要去送外賣嗎？對吧？把工資提一提，待遇稍微漲一漲，管理上稍微那么人性化一點兒，提桶率它絕對會大大降低的。

這位 UP 主用 “招馬難、用牛荒” 的戲謔描述來傳達制造業工廠的用工現狀，認為工廠招不到人根源在于工作量過大、工資過低、管理嚴苛。他認為應該首先去想辦法改善工廠勞動環境，而不是質疑年輕人的 “外逃”。此話不假，“逃離工廠” 背后是一個處于轉型期社會的復雜就業矛盾。改革開放后，“進工廠”“干建筑” 成為一代農民工的主要就業去處。依靠龐大的人口紅利，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作為 “世界工廠” 迅速崛起。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中國工廠勞動和農民工群體逐漸被 “污名化” 的過程。諸多建筑和制造業過度追求利潤、壓榨工人福利，將自己變為 “血汗工廠”，欠薪討薪和勞資矛盾不斷。既往的諸多研究展現了傳統制造業、加工業的工廠勞作充斥著父權制的管理、嚴苛的訓斥和進度緊張的流水線。工廠因此被貼上了 “工資低”“牛馬不如” 的標簽。

我把視頻發給小蔡并詢問他的看法，他看了之后覺得這樣的提案又好氣又好笑，回復了一句：“這人肯定沒在工廠干過！”

“憑本事吃飯，不丟人”

多數騎手對跑外賣這件事既愛又恨。他們在這個行業里拿到了其他工作無法與之相比的收入，卻在旁人面前羞于承認自己是個外賣騎手。很多騎手選擇對家人和朋友隱瞞自己跑外賣的工作。伴隨著這份工作而來的污名化與合法化矛盾糾纏著多數騎手，他們不得不經常進行自我協商。

一位騎手說：“跑外賣和進工廠沒啥兩樣，只不過前者把工廠搬到了大街上。” 這一比喻十分有趣。如果要給外賣勞動在空間上下一個定義，它確實是把工廠的流水線勞動通過數字化技術放置在了更大的城市空間中。其間，外賣騎手要經歷等單、接單、取餐、送餐、完成訂單等一系列任務。同工廠的流水線勞動一樣，跑外賣也存在時間限制和諸多重復勞動。學者聞效儀將外賣勞動歸結為 “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業態”。此話不假，無論是從勞動方式還是勞動的組織形態來看，外賣產業同工廠勞動一樣，通過使用大量勞動力、進行大量體力消耗來完成工作任務。換句話說，“跑外賣” 雖然披著數字經濟的外衣，但在某些場景下，仍未能跳出工廠勞動的流水線邏輯。也是因此，“跑外賣” 非但沒有獲得廣泛的勞動認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工廠勞動的污名化。

對于大多數外賣員來說，雖然 “跑外賣” 是 “自由選擇” 的結果，但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他們不得不面對社會和媒體對于 “外賣勞動” 的污名化。大部分外賣員由農民工群體構成，因此，圍繞 “跑外賣” 所展開的社會話語依舊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農民工群體的污名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余年間，媒體對于農民工群體有過諸多負面的報道。這些報道的議程和框架形塑了社會對于勞動者普遍 “看第一眼” 的現實，而外賣員的污名化過程同樣如此。

騎手的負面形象伴隨著他們的勞動過程而產生，“闖紅燈”“逆行”“車速快”“粗魯”“嗓門大”“不耐煩” 成為他們隨身背負的 “標簽”。在實際的勞動場景中，外賣員可能遭受來自媒體、顧客、路人、保安、物業機構等主體的質疑和不信任。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時提出了 “污名化” 的概念，他認為污名化是一群人將低劣、下等強加于另一群人并加以維持的過程，是不同人群間權力關系不對等的表現。“污名化” 所呈現的過程是一種群體性行為，不具污名的一方將負面的、消極的 “標簽” 不斷與被污名化的一方聯系在一起，并最終創建被污名化一方的刻板印象。對于外賣騎手的某些刻板印象雖然并非毫無根據，但是這些建構往往忽視了他們是被 “困在系統里” 需要趕時間的人。這些質疑、不信任給外賣員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很大困擾。

對此，有些騎手逆來順受，無意接受也無意改變；也有些騎手努力掙扎，試圖維護自己勞動的尊嚴。

阿嵐是北京大興東高地的一名女騎手。2021 年在一次線上訪談時，我認識了她，并在之后多次與她線下見面。阿嵐四十歲左右，曾經是一名美發師。她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盤著漂亮發型的女生側顏，照片上的女生留著一頭棕褐色的長發，長發經過細致的編排和打理，顯得十分精致美麗。阿嵐告訴我，那是她之前的美發作品，她覺得好看，就當了微信頭像。阿嵐略顯矮胖，留著一頭短發，簡單利索。她面容姣好，喜歡笑。初次見面的時候，她有些靦腆，堅持要請我們在附近的小餐館吃飯。阿嵐喜歡傾訴，把我們當朋友。

2018 年，阿嵐的丈夫染上了網絡賭博，兩年時間，他深深地陷入其中，把兩人十余年開理發店積攢的 170 萬全部輸光，并欠下了三十多萬的網貸。根據阿嵐的回憶，有一天她在醫院看病，掏出銀行卡準備支付醫藥費。護士接過卡，告訴她卡里余額不足。她的第一反應是 “怎么可能”。付款不成，阿嵐急匆匆地去了銀行，發現自己好多張銀行卡里的余額都變成了零。我在銀行柜臺，看著打出來的賬單流水，少的幾十塊，多的幾千塊，有四五百頁。當時就癱坐在地上，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辦。

2020 年，和丈夫爭吵多次之后，阿嵐放棄了離婚的念頭，她覺得兩人之間還有感情。她賣了店鋪，開始跑外賣。對她來說，這絕非易事。一夜之間，她從打扮精致的美發店 “老板娘” 變成了身無分文的 “打工妹”。巨大的身份落差讓她一時間很難適應。她害怕被鄰居取笑，害怕遇到自己曾經的顧客。為了躲避熟人，她專門在地圖上找了一個離家 10 公里遠的美食街，白天在那里等單、跑單。按照她的邏輯，離家越遠，被熟人看見的概率就會越小。初涉外賣，人生地不熟，阿嵐前幾個月的日子并不好過：我好歹也是個理發師，突然不開店去送外賣，你怎么想？我躲得遠遠的，沒辦法。外賣不用投資，就拿一個電動車就可以送。沒辦法，咬緊牙，就出來了。…… 坐在這邊，閑著就掉眼淚，老是掉眼淚，人家看我眼睛是紅的，我都不好意思。幸好那時候我戴口罩把臉都擋住，我就怕人家看到笑話。…… 你不是不知道，在北京，送外賣都（被）瞧不起，反正就是最低賤的那種行業。

阿嵐說這些的時候，眼圈紅了。她很氣憤地問我：“勞動吃飯為什么就有人瞧不起呢？這是怎么回事？”

阿嵐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發出這種疑問的騎手。曾凡勝是一名美團眾包騎手，在我們聊到歧視問題時，他狠狠地點頭，并給我分享了一個 “有趣” 的故事。他在北京東四環一個站點跑單，到了午高峰時段，有很多來自一高檔購物中心的訂單，幾乎每次進去送餐他都會被保安攔下，不允許其進入，原因是 “他穿著外賣騎手的衣服”，而購物中心只允許 “顧客” 進入。為此，他和保安起過多次沖突。午晚高峰期的時候，曾凡勝進不去，不得不在樓下等客人下來取餐。這樣的等待讓他非常煎熬，有的顧客拖拖拉拉，會耽誤接下來的單子。為了能夠進入大樓給顧客送餐，曾凡勝在到達購物中心之前，會把電動車遠遠地停在一邊，不讓保安看到，然后脫下外賣服，換上夾克衫，裝作顧客 “混” 進購物中心。“穿著外賣服，他（指保安）就是我爺爺。換上夾克，我就是他爺爺。沒有別的，就是狗眼看人低。咱憑本事吃飯，不丟人。” 他這樣解釋。

外賣員遭遇污名化的過程，其實是社會結構創造 “區隔勞動” 的過程。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在其《局外人》中提到了 “越軌”（deviance）的社會學理論，這也適用于討論外賣員在特定空間被區隔的問題。他將建立越軌以及被貼上越軌標簽的個體視作兩個群體，他們彼此互動，“其中一個群體出于自身的利益來制定和執行規范，另一個群體因為具有一些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行動而被標為越軌”。在此過程中，社會強勢群體具有定義權，這可以使他們建立自己的社群認同，確立自身的優勢進而將自身與其他社群進行區隔。外賣員被排除在購物中心以外是一種規則的制定，而當他們進行反抗時，則被貼上了 “越軌” 的標簽，需要被提防和糾正。

互聯網的靈活用工一方面在創造一種快速致富的神話話語，另一方面也在不斷渲染低門檻、文化資本貶值的話語，以此讓勞動者接受對自身處境的不滿。這樣的話語設置不但使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遭遇阻礙，同時也使很多騎手困惑于勞動的意義本身。“需要你參與” 和 “需要你服從” 的雙重話語創立了一種 “區隔化勞動”。外賣騎手被他者化，形成了基于職業和身份的階層差異。這在無形當中使外賣騎手的勞動價值被貶低，建構了外賣騎手 “低人一等” 的刻板印象。正如阿嵐因為害怕熟人看到自己跑外賣而不得不把自己包裹起來。但與此同時，她也憎恨 “勞動被人瞧不起” 的污名化。這樣的心理暗示給外賣騎手設置了諸多心理上的阻礙，時常讓他們因看到來自周邊的惡意而變得憤怒和無可奈何。

努力與成功

騎手是一群什么樣的人？這個問題在我的腦海里盤旋許久。正如本書在導論中所言，外賣騎手來自五湖四海，通過數字化的組織方式被臨時集結在一起。他們懷揣不同的想法，有著各自的目的。他們中大部分是農民工，但也有不少是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 “五花八門” 的人，包括有著輝煌創業史的商人、創業失敗的青年、體驗生活的大姐、想賺外快的寶媽、為兒子攢錢買房的中年大叔等。雖然對生活有著不同的期許，但都希望通過 “跑外賣” 多些收入和積累，完成這樣或者那樣的人生目標。

遇見曾凡勝的時候，他還在開網約車。2020 年 8 月，我在學校上完課打車回家，坐上了曾凡勝的車。那是一輛北汽牌銀色電動汽車，標準化的外觀和內飾讓人一眼便知是平臺方的租賃車。曾凡勝三十歲出頭，戴著眼鏡，平頭，四方臉，乍看上去很嚴肅。聊天的時候，曾凡勝主動提起他是從 “滴滴” 平臺租的車，一個月 4500 元。5 月疫情放開的時候，他從老家來到北京開網約車。

2019 年 10 月，曾凡勝和愛人投資 30 萬在遼寧撫順開了一家餐館。房租 20 萬，廚子和服務員 5 萬，食材貨物 5 萬。籌備了兩個月，12 月剛開業，疫情來了，餐館一直無法正常營業。眼看著自己和妻子這些年辛苦積攢的本金打了水漂，曾凡勝心里煎熬，日夜睡不著。挨到了 5 月，夫妻兩人決定面對現實，轉租了店面，關了門來北京打工。網約車干了四五個月，曾凡勝發現 “養車” 成本太高，攢不下錢。聽人說跑外賣掙錢多，就換了工作來跑外賣。外賣真的能掙錢，一點也不少掙。只要你努力。一單一單都是錢吶。…… 要是你全職干這個活，得堅持。不是說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行的。那些這樣的，都是兼職干。說白了，誰進這一行，也不是說閑著沒事干了，都是想多掙幾個。每天干一會兒就沒人了，行嗎？掙不到錢的。是沒人管你了，但是你要生活，吃穿住…… 掙錢，就是得天天干才行。

剛入職的曾凡勝嘗到了跑外賣來錢快的甜頭，對自己干外賣的決定十分滿意。他干的是美團眾包，沒有站點管理，時間上來去自由。但是他非常拼命。我去北三環附近找他做訪談，經常在定好時間后收到他的微信消息，說讓我等一下，他還有幾個單子沒送完。他邊騎車邊給我發微信消息，語音里經常傳來呼呼的風聲，他的聲音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不知道是不是賺錢心切，曾凡勝對于跑單充滿了干勁，每天有 12 個小時以上都在跑單。跟他熟悉的一個外賣騎手告訴我，“曾凡勝不是在跑單就是在跑單的路上”。

曾凡勝給我看他跑單的經過。他打開自己的手機相冊，里面放滿了自己跑單時的截圖，大部分是關于收入、單價、路程地圖的截圖。他每日都在十分認真且努力地參與，計算跑單的數量，計算時間和路程，以及自己再跑多少單可以拿到獎勵金。這些圖片拼湊在一起，組成了曾凡勝的 “照片日記”。除了跑單時偶爾拍下的風景，曾凡勝的手機相冊里全部都是這些內容，大約有幾百張。看到我有些吃驚，他笑了笑，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補充說要將這些 “勞動成果” 積攢起來，作為自己努力還錢、有朝一日可以 “出人頭地” 的印證。

雖然被自己或他人定義為 “社會底層”，但這并不影響外賣騎手對于成功的憧憬和想象。我在田野里發現，“成功學” 的話術不僅存在于中產人群中，也廣泛存在于廣大的零工勞動人群之中。在微信、朋友圈、QQ，甚至是他們的餐箱上，外賣騎手用自己的方式闡釋對于 “成功” 和 “努力” 的認識。通常，這些表達直白簡單，卻充滿感染力。努力拼搏吧，成功等著你呢不努力你的未來永遠都只是一個夢成功的過程叫摸爬滾打，失敗就是失敗沒有過程你該努力了，不為別的，就為了以后你想要的東西，你自己會給自己，加油只要你跑得夠快，貧窮就追不上你。沒有小孩天天哭，沒有努力天天輸

以上這些話是我從認識的外賣騎手的微信簽名、頭像或者 QQ 簽名中 “偷” 來的。關于努力和成功的話語，頻繁出現在騎手的朋友圈或網絡簽名中。在他們的描述中，成功之路必然需要努力拼搏，只有保持樂觀，不放棄希望，才會獲得成功。很多騎手贊同，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能夠堅持日復一日的勞動。曾凡勝的一位隊友的微信簽名是：“地球不爆炸，我們不放假。宇宙不重啟，我們不休息。” 同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很多騎手沒有辦法說清楚什么是成功，或者他們將來的成功生活是什么樣子的，但是在面對送單勞動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表達 “堅持付出” 對于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從生成式的算法邏輯出發，外賣騎手的這一判斷無疑非常正確。長期的勞動實踐和口耳相傳的潛規則讓他們知曉，持續的跑單可以 “養” 出好數據，也讓他們更加容易獲得好訂單。

“曬單” 是外賣騎手展示自己努力成果的重要途徑。在等單的空閑，騎手喜歡把自己一天、一周或者一個月的跑單收入截圖發到微信群里。主動發進來的截圖，往往收入不錯。大家看到了，會聚上來評論一番。無論大家伙兒說什么，發截圖進來的外賣員大多沾沾自喜，覺得自己運氣好，掙到了錢。曾凡勝說截圖都是騎手自己選擇過的，往往是自己最好的 “戰績”，才會拿出來，希望得到大家的夸贊。外賣騎手鮮明而直接地表達對于 “成功” 的渴望，有的是受到了站長或者同事的 “感染”，有的只是單純地想要得到夸獎。

曾凡勝的站長就是一個十分擅長培養騎手 “成功意識” 的人。他也姓曾，大家叫他 “曾老頭”。曾站長皮膚黝黑，抬頭紋明顯，看上去有些顯老，所以大家都喊他 “老頭”。在曾凡勝的眼里，曾老頭十分善于給別人 “洗腦” 和 “上課”。每天早會，不到九點，曾老頭就會在站點集合的小花園里來回溜達，皺著眉頭思考接下來 “教育” 騎手們的種種話術。曾老頭善于揣摩騎手的心思，知道年輕騎手對于生活的想法。早會訓話時，他讓騎手排成四五排，他面向隊伍，站在一排的中心點上。除了強調安全之外，他會搬出自己關于 “人生成功學” 的那套，用濃重的陜西口音講給騎手聽：我不管之前（你）干什么，既然來了，就跑出個樣子。不要耍懶，有些小單不愿意跑。你不跑，誰跑？咱們站那些跑得好的，哪個不是從小單、急單干出來的？現在都是一個月一萬五以上，下雨刮風就更多了。想多掙錢，就得干！…… 這幾天，有人總是請假。你請假干什么？也沒什么事。沒事為什么不來跑單？人心都是肉長的，你長這么大，爹媽讓你出來干活，難道你還要繼續啃老？少玩手機，早點起，多跑幾單。

言語上下，曾老頭牢牢抓住核心要義 —— 鼓勵大家堅持跑單，少請假。在他看來，“不挑單”“不請假”“想著父母”“少玩手機” 的是好騎手，也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標準。作為站長，他對付偷懶、請假的騎手非常有辦法。不來開早會的騎手，一次扣 20 元。多次不來，曾老頭就會找他訓話。在與請假騎手溝通時，他有時十分友好，像一個慈祥、善解人意的父親；有時暴跳如雷，一邊打電話一邊大聲罵人，并吆喝要封了某人的賬號和系統。我去他站點的屋子里做觀察，經常發現他的態度在一天里會來回變化多次。

對于他的 “成功學話術”，一些騎手起初不以為意，但是架不住時間長了，站點里信奉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跑單也變得積極起來。過了幾個月，曾老頭站點的業績排名在整個片區也往前提了好幾名。曾凡勝經常開玩笑說自己的站長 “會巫術”，蠱惑人心。

無論是阿嵐，還是曾凡勝、曾老頭，他們或許都不認為外賣員是一份成功的職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趨向于認同堅持跑外賣是他們走向成功的必經之路。法國理論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研究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過程中發現，重復性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面向。通過重復的、平淡的日常，我們可以發現諸多不平凡的事情。對于外賣騎手來說，送單勞動就是他們的日常勞動，而重復性和日常性（everydayness）正是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忍耐和承受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自我憧憬的美好明天還是他人建構的成功標準，也許正是騎手在平凡的日常勞動中所挖掘的 “不平凡” 的意義。

作為零工經濟的典型代表，外賣騎手的職業選擇過程十分能夠展現當代社會青年人群的工作倫理變遷。這種變遷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平臺經濟的發展正在消解工廠大生產和農村集體主義，“固守安穩” 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大量的農民工和流動人口選擇投身到更加個體化、分散化的勞動力市場之中。相較于傳統的流水線和組織化勞動，新生代勞動者寧愿用不確定性換取更加靈活、自由的勞動場景。他們不喜歡在工廠或者工地上被呼來喝去，對于嚴苛管理的工作方式十分排斥。其二，逃離工廠后，廣大的數字勞動人群受困于平臺勞動的污名化。但差異化的個人境遇和社會經歷，使得此種污名化無法削弱他們追尋短期勞動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力。相反，面對這種 “自由的選擇”，外賣騎手形塑了自身對于成功這一目標簡單直白而富有感染力的說辭。這樣的 “成功學話語” 一方面幫助外賣騎手對自由選擇的零工勞動進行了合法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算作對社會污名的一種有力回應和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