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雖被劃為經濟特區,但前路漫漫,一切都在探索,這片承載著中國改革試驗田使命的土地,全國都在關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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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時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吳南生,需要調回省委統抓廣東三個特區的建設,深圳這里急需一位掌舵人。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將目光投向了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
然而,任仲夷找他談時,說出省委的打算的時候,梁湘卻陷入了沉思。好一會兒,他向任仲夷表達了還是想留在廣州的愿意。任仲夷了梁湘的風格,沒有顧慮的話,他肯定會爽快地答應的,他干脆讓梁湘敞開胸懷說,一起解決問題。
梁湘沒有掖著藏著,談了自己內心的四個顧慮。其一,他自新中國成立后,便扎根廣州,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了這座城市。這里的干部網絡、工作流程、民生問題等等,他都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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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前往一個百業待興、前途未卜的邊陲小鎮,無異于一次前途未卜的“二次創業”。這份對熟悉環境與事業成就感的眷戀,是他難以割舍的第一重顧慮。
其二,他清醒地認識到,建設經濟特區,最關鍵的障礙是思想上的枷鎖。他坦言:“和我一起來的干部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同志,大家都是從計劃經濟時期走過來的。”這些同志經驗豐富,忠誠可靠。
但是,他們長期在指令性經濟的框架下工作,思維模式、工作方法都已固化。要讓他們迅速接受并實踐市場經濟,搞招商引資等,其難度可想而知。他擔心,這支隊伍的“思想轉型”能否跟上特區建設的緊迫步伐,這直接關系到事業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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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他認為,經濟特區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創舉,中央給予了“特區特辦”的尚方寶劍,但具體如何“特辦”,并沒有現成的路線圖。
他的困惑在于“不知道從何做起”,中央和地方的配套政策細則尚未明晰,許多領域都是一片“法律與政策的真空地帶”。招商引資如何操作?土地如何管理?市場經濟活動如何監管?這一切都無先例可循,要在探索中面臨巨大壓力。
其四,當時的深圳,并非一張純凈的白紙。由于毗鄰香港,在改革開放大門初開之際,一些干部沒能經受住考驗,出現了利用職權進行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貪污受賄等苗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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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省里還是中央,現地都已經關注到了。他深知,一個腐敗橫行、紀律松弛的環境,不僅無法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窗口,反而可能毀掉改革開放的聲譽。如何在一片混亂中樹立新風、嚴明法紀,是他必須解決的燃眉之急。
任仲夷非常理解梁湘顧慮,但他還是勸梁接受這個歷史責任,現在不是顧慮得失的問題,而是黨的事業繼續干下去的問題。
在任仲夷的感召下,梁湘最終毅然放下了個人得失,于1981年2月奔赴深圳,出任市委書記兼市長。這位時年62歲的“老將”,從此化身為特區建設的“闖將”,用行動逐一擊破了他當初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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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頂住壓力,率先在基建工程中實行“設計搞評選、施工搞招標”的改革,打破了“大鍋飯”模式,極大地提高了效率,奠定了“深圳速度”的基石。
他主持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為特區建設描繪了第一張清晰的藍圖。他力排眾議,推動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為新城的建設籌集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桶金”;他大膽引進外資,創建了新中國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等等這些“破冰”之舉,為全國性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尤其是在面對腐敗上,他鐵腕治軍,狠抓黨風黨紀。他明確提出“有所引進、有所抵制”的方針,在敞開大門的同時,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為特區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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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梁湘為深圳的建設發展付出了磅礴激情。他喊出了“就算身敗名裂,也要殺出一條血路”的豪言壯語,將全部心血傾注于這片熱土。在他的帶領下,深圳從一個落后的邊陲農業縣,迅速蛻變為高樓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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