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劇透警告｜李成：若能維持10年和平，中美關系會有嶄新面貌

【編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很快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重新舉起了“關稅大棒”。經歷了數輪交鋒后，如今中美關系處于新的起點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特朗普將之稱為“G2會議”；在11月中美元首通話后，中美雙方又基本敲定了對對方元首明年訪問的邀請，明年雙方各自舉辦的多邊主場外交也將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機；近日，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美關系定義為“同一量級”（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讓人對中美關系下一階段的發展充滿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一篇文章中，有專家借用“劇透警告”（Spoiler Alert）這一概念，指出對此次會晤最好事先設定界限和切合實際的預期。事先“劇透”的預期有助于校準和穩定中美關系。

借用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的基礎上，今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在年終時刻繼續推出“2026中美關系劇透警告”系列報道，與多位不同代際、對中美關系發揮著一定影響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對話，請他們為我們“劇透”下階段或者說2026年中美關系，并通過他們的視角去回顧、盤點、發現那些能在中美間發揮橋梁作用，推動兩國交流交往的力量。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學系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成。 本文圖片皆為受訪者提供

對李成教授的采訪，完全可以用“一波三折”來形容。

作為中美兩國研究和中美關系研究的權威專家，盡管已經臨近年底，但李成依然很忙碌，這次約請了很久的專訪最終是與他在出租車上、高鐵站里和酒店房間內分三次通話完成的。

不斷被打斷的采訪并沒有影響李成縝密的思路，無論是信手拈來的各種數據，還是對問題的詳盡分析和解讀，都展現了他作為一名浸淫中美關系研究超過40年的資深學者的深厚功底。在談到中美間面臨的挑戰和摩擦時，他毫不猶豫地指出當前中美“面臨結構性矛盾”；在分析中美經貿問題時，他坦率地指出，中國要“防止‘內卷外化’”；在討論中美教育和人文交流時，他將其視為中美關系的“安全閥”。

而在預測未來中美關系可能走向時，他并沒有隱藏自己對兩國關系長期發展的樂觀預期：“如果這10年我們維持和平，中美關系將會是一個嶄新的面貌。”

從華東師范大學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再到普林斯頓大學，從漢密爾頓文理學院政治學教授到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再到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成的經歷也是很多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國學者的縮影，“我們是國際化教育的產物，是共同教育、共同交流的結果。” “太平洋的英文翻譯就是‘和平’，我們更希望用我們的經歷回報太平洋兩岸對我們的培養和所傾注的這種關愛。”他說。

用數據庫為中美研究“正本清源”

澎湃新聞：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CCCW）近期先后推出了“中美高層人事觀察雙語數據庫”和“全球中國學研究機構指南”這兩個數據庫。您為何會想到建立這樣兩個數據庫呢？

李成：因為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的政治精英，在上世紀90年代，這在中國完全是禁區，而西方人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也是極其困難的。我就選擇了一個實證研究，就是通過數據來說明問題，其實在1986年的時候，我已經在伯克利開始建立數據庫。

有了數據庫以后，我就可以了解中國政治精英群體整個變化的過程，同時我也對中國政治體系的制度化建設有了更多了解。通過這些實證，我能夠推斷出很多的趨勢。這個模式還是很管用的。

澎湃新聞：在信息武器化的時代，您如何看待這種基于事實的“數據基建”在重塑中美知識對話中的革命性意義？

李成：建立數據庫主要有這么幾個目的。第一，現在謠言滿天飛，對吧？包括前段時間，我跟同事一起寫的一篇文章，就批評了現在很多“天方夜譚”的東西都變成了所謂的“事實”，正在負面影響著對中國的研究和了解。

第二，西方政界、媒體總是妖魔化中方，而中國知識界、企業界對西方領導層了解也不足。所以在這兩個情況下把他們放在一起是極其重要的。我們要研究領導層，不是妖魔化，不是意識形態化，更多的是講清楚整個背景。通過實證研究我們也發現，中國的領導人很多有工程師、科學家的背景，西方領導人則更多是律師，這也能看出雙方政治制度的不同。

第三，無論中美在政治上都要有一定的透明度。透明度并不是說亂講，而是更多的一些實證，也就是中文里常說的“正本清源”。這是建立這兩個數據庫的目的。

2025年1月11日，李成在一場活動上就“特朗普2.0”時代中美關系發表演講。

“near-peer” 定位既顯美國焦慮又顯正視現實

澎湃新聞：美國最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稱“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戰略存在歷史性失誤”并用“near-peer”定義中國。在您看來，從第一任期提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到現在認為中美“近乎實力相當”，特朗普對中國地位的認定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其背后又反映出美國對華戰略的何種變化？

李成：《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一個很奇怪的產物，當然，它很大程度上也跟特朗普有關系。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樣一個背景，1980年代以后，美國學界像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喬治·凱南這樣的大師已經沒有了。同時，從奧巴馬政府后期開始，美國國內就有這樣一種觀點，就是美國沒有對華戰略，只有情緒。特朗普上臺以后，他對中國的理解跟拜登政府不一樣，所以他從根本上否認了拜登的敘事。

第二，在中國比美國強大還是更弱這個問題上，其實特朗普更傾向于認為中國很強大，因為他提出“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就說明他認為美國已經不再偉大了。所以他對于美國的所謂“衰落”和“東升西降”本身也有一定的認識。

在這個背景下來看，報告里提出的這個“near-peer”這個定義，可以認為是對中國一個比較準確的認識，但我覺得這更多是他本人是這樣認為的，他下面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而且很多人都在等著進一步遏制中國。

所以不能把美國外交界認為是鐵板一塊，而且特朗普本人也會變，盡管他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很強的人，但他是一個非常實際、政治敏銳度很高的人，比如新冠疫情期間，他就會甩鍋中國；現在講“near-peer”，但其他方面也沒有完全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再比如他有時候也會講一些極端的話，他底下的人也會做很多極端的事情，比如對臺軍售等等。

但目前，美國對華強硬有一定共識，中國是美國最大對手也是共識，但“是不是敵人”，或者“是不是要完全遏制中國”的這種共識并不是很強。安全戰略報告也反映了這種矛盾，但不能說美國對華政策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以我更多地認為，這份安全戰略報告并沒有真正的戰略，只是由不同利益集團互相拼湊起來的一個文件，但是里面對中國比較緩和的看法是向實際情況接近了一步。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特朗普對“東升西降”有一定的認識，但您在最新的一篇論文中曾提道，對全球格局變化的判斷要超越“東升西降”這種典型的二元論觀點。您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判斷？

2024年5月30日，李成主持“大灣區學術圓桌會”。

李成：首先，“東升西降”不是一個冷戰的概念，也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東升西降”并不是一個“零和游戲”，不是說美國摧毀性的衰弱會給其他國家、給中國帶來好處。

第二點，“東”也不僅僅是指中國。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曾經提出過所謂的“CIA國家”，C就是China，I是India，A是指ASEAN countries，也就是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25年前中產數量在全球占比是很少的，但現在占到了全球中產數量的40%。這本身就告訴我們，“東升”是超越中國本身的。

第三，“東升”和“西降”不一定有因果關系。“西降”有時候是西方“自殘”的結果，包括他的經濟體系、分配制度等等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再比如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很多是自身內部原因造成的。所以“東升”“西降”并不一定有相關性。

第四，“東升”和“西降”都是相對的概念。盡管無論是在經濟、金融、軍事、科技、軟實力等領域，美國的力量都在下降，但目前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而且從評價指標來看，大家經常講美國的GDP沒有下降，但如果我們用購買力平價（PPP）來算的話，中國好幾年前就超過美國了，所以這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相比“東升西降”，我覺得“世界的再平衡”這個概念比較好。現在亞洲國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都在上升，這是一個歷史性趨勢。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多元無極的世界，不是美國獨大，不是特朗普所說的G2、也不是所謂的“反向尼克松”或“中美俄三足鼎立”。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的改變是無疑的，它有積極的意義，也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澎湃新聞：美方多年來不斷將其自身經濟困境歸咎于中方，特朗普政府更是將“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口號，與在經貿領域與中國“脫鉤”“去風險化”“與盟友共同制衡北京”等相勾連。您覺得中國應如何調整與美國的經貿關系？

2025年11月17日，李成參加由中美交流基金會舉辦的第六屆香港中美論壇。

李成：特朗普要通過其他國家來制衡中國，這個話不完全準確，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會跟同盟國改善關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它的貿易戰是針對全球各國，是打全球的，不是只是打中國。

所謂的“制衡北京”還是要這樣理解：首先特朗普跟他的團隊是不一樣，他跟美國的政治環境也不一樣，跟共和黨跟所謂的“建制派”和民主黨也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必須要搞清楚。

其次，現在美西方抱怨中國。但這里面有美國和西方自己結構性的問題，比如分配問題、企業自身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福利問題，這些問題跟中國關系不大，或者就根本沒有關系。

但同時，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中國的制造業和中產階層繼續壯大，相對的西方和美國中產階層繼續萎縮，在這種情況下，美西方就會繼續找中國麻煩。所以不管他們有沒有道理，他們對中國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問題在于，如果只有中國的中產在發展、經濟在發展，中國的制造業壟斷了全世界，其他人怎么會高興？所以很多西方政客抱怨中國、指責中國，這種言論在他們國內會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領導層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長，要把蛋糕做大，要防止“內卷外化”，這都是極其重要的。

元首外交難改結構矛盾，但可防“垂直墜落”

澎湃新聞：明年中美元首可能會多次會晤，您對此有何期待？2023年中美關系曾因“氣球事件”遭遇嚴重沖擊，類似的“黑天鵝”事件會不會重演？中美該如何構建有效危機管控機制，避免類似意外發酵升級？

李成：特朗普上個月跟習近平主席有非常好的會晤，明年可能要訪華，習近平主席也可能要回訪，在這個情況下中美關系可能會有穩定期，但這不是改變方向，而是防止兩國關系出現垂直墜落。

2018年，中美領導人在阿根廷有很好的對話，當時達成了很多共識，但是當天美國政府就與盟國加拿大警方逮捕了孟晚舟，導致了很嚴重的后果。還有你提到的“氣球事件”，這些都不是什么“黑天鵝”事件，而是人為制造的事情，是利益集團試圖綁架中美關系的結果。這種情況還是有可能出現，但是中美領導人是很明確的，就是希望能夠排除這種干擾，所以即使有人制造干擾也不一定得逞。

因為特朗普需要中國。首先，在他的一些和平議程、地緣政治問題，還有芬太尼等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幫助，中國在很多問題上的核心利益與美國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相悖的。其次，特朗普也知道中國的強大，比如在稀土、供應鏈等問題上，中國能對美國形成巨大的打擊；最后在經貿問題上，中美都需要有更多的合作，這是符合雙方利益的。

但我認為，明年高層頻繁互動不會改變中美關系的方向。雖然元首外交有重要意義，但中美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要解決這種問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高層互訪只是防止兩國關系垂直墜落，而不是改變方向，這一點大家要有理性的期待。

澎湃新聞：您曾指出中美缺乏戰略互信。在您看來，雙方需要采取怎樣的行動來破解這一難題？

2019年，李成在基辛格家中。

李成：現在不要說互信了，連互相的尊重都沒有。西方世界不斷在妖魔化中國，你說哪來的互信？美國國內無論左右都有政治正確，比如麥卡錫主義、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再加上美國的中國研究很多時候和中國的實際是完全脫節的，這種不了解，加上前面提到的恐懼和猜測，這些因素都是極端有害的，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求中美有互信，這個要求過高了。

但是，并不是說雙方不能夠合理地相處。基辛格在晚年經常講，中美不應該互相怕對方，不應該存在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過去的歷史，和全球化的今天、和人工智能及核武器迅速發展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中美兩國如果打仗的話是毀滅性的，不可能有贏家。

所以基辛格認為，在人類的近代史上很少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兩個國家旗鼓相當、不分上下。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澎湃新聞：從您這么多年的觀察來看，在目前國際局勢和地緣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您覺得中美關系在未來5~10年會怎么發展？

李成：我覺得5~10年可能還是像現在這段時間一樣，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失控。在有危機或擦槍走火風險的時候，要保持冷靜的態度，而不是互相的民粹主義上升、最后走到不歸之路。

中美關系經歷過很多上上下下、曲曲折折的變化，但是最終我覺得通過交流、通過戰略的耐心和換位思考，會走過來的。中美領導人經常講到，中美都是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民族，這一點我們不要有絲毫懷疑。

如果中美兩國在十年當中沒有發生戰爭，我覺得最終美國人會逐步接受中國。而且當中國的GDP繼續增長，中國的科技現在已經和美國不分上下了，這種情況下美國能把中國怎么樣？所以這種認知的變化是需要時間，但最終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從這一點來講，中國必須要有戰略耐心。

就像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所說：“美國會做對的事情，但是是在試完所有錯的事情之后。”我覺得用這句精辟的話來形容現在的中美關系是非常恰當的。如果這十年我們維持和平，中美關系將會是一個嶄新的面貌。

盡個人之力回報太平洋兩岸培養和關愛

澎湃新聞：您的求學經歷和職業生涯橫跨中美頂尖學術機構，我們發現“跨越太平洋”是其中一條重要的主軸。從您個人而言，這種獨特的“雙棲”經歷是如何塑造您的研究視角的？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有哪些關鍵的“轉折點”或對您影響至深的人和事，讓您決心投身于搭建中美之間理解與溝通的橋梁？

1985年李成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碩士學位。

李成：我的學術生涯和研究視角，主要受6位關鍵人物影響。首先說說職業相關的三位。第一位是我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老師趙織雯。她當時是我們系的副主任，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讓我能夠在本科畢業之后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

第二位是約翰·桑頓先生，他邀請我加入布魯金斯學會，這個變化也讓我從純學術的工作轉到了智庫（注：加入布魯金斯學會前，李成在美國漢密爾頓文理學院執教）。

第三位是香港大學的張翔校長，他幫助我從布魯金斯學會轉到了香港大學。這是對我的職業生涯影響很大的三個人。

另外三位則是對我的學術事業影響很大的。第一位是我在伯克利時的導師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他幫我確定了“中國領導層‘技術官僚’的興起”這個研究方向，當時是1986年，到現在已經快40年了，我們也見證了這段歷史，可以說這個選題是極其準確的。

第二位對我影響很大的是鮑大可（A. Doak Barnett）。他在擔任美國當代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rs，ICWA）董事期間，選派我作為研究員到上海做了兩年研究，這兩年也讓我獲得了很多上海中產階層興起的第一手資料。這兩年對我的學術生涯極其重要，對我自己的研究課題的廣度和深度來說，也非常有建設性。

最后一位就是我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白霖（Lynn White）。他的研究方法中既有政治學的方法，也有社會學的方法，包括各種各樣的統計方法、理論建設，對我后來無論是做中產階級研究、技術觀念的研究，還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我想強調一點的是，西方很多人認為“西方培養了中國學者，但中國的學者不買他們的賬”，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我們這代學者很多都是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再到西方（包括日本、新加坡等）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我們是國際化教育的產物，是共同教育、共同交流的結果。太平洋的英文翻譯就是“和平”，我們更希望用我們的經歷回報太平洋兩岸對我們的培養和所傾注的這種關愛。

李成和他的兩位恩師施樂伯（中）和白霖

澎湃新聞：您現在在香港大學供職，同時加入了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在這些新平臺上，您希望如何利用相關的資源，去推動那些在官方渠道中難以進行的、“第二軌道”的中美關鍵對話？您覺得，當前最迫切的對話主題是什么？

李成在香港與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50余位來自海外的畢業生交流。

李成：我離開美國是因為，在美國作為華裔學者已經做不了什么事情。十幾年前我到布魯金斯學會，當時華裔是“正資產”，但是現在華裔已經變成了“負資產”，所以我就決定離開美國到了香港。

目前我在港大的團隊有近80人，其中20多人是港大的教授，其他的人來自內地和世界各地，大多數是國際知名的頂尖學者，有幾位以前是在美國或者歐洲的政府部門工作的高官。我們前幾天統計了一下，過去兩年我們辦了70次左右的大型活動和論壇，比美國很多智庫要多得多。而且參會嘉賓都是來自世界各地，這就形成了一個橋梁。目前我們有很多“1.5軌”“二軌”的活動已經舉辦或在籌備過程中。

這種交流是很重要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當前這種困難的局面中保持溝通、保持互相的了解，可以在香港的學術氛圍中，為各種各樣的思想交流提供一個場所。

“只要書是翻開的、門是打開的，我們的腦子就不會被關閉”

澎湃新聞：當前，中美兩國的年輕一代是在截然不同的敘事環境中成長的。您認為這種日益擴大的認知鴻溝對兩國關系的長期健康構成的最大威脅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為下一代重建溝通的橋梁？

李成：不管我自己做的民調，還是過去十幾年里很多人做的民調都顯示，美國29歲以下的年輕人對中國的好感度要超過其他年齡段15%~30%，而且這從來沒有變化過，都是這樣。

我個人覺得，與冷戰一代不同，現在的美國年輕人沒有冷戰的觀念，而是有更國際化的視野，同時，他們在學校里也可能跟中國留學生有交流，可能看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但是，在美國政府里面的年輕官員，可能由于選拔的原因，大多數是比較強硬的，當然，也不排除有的人不敢發表觀點的可能。所以，從官員和學者的角度來講，年輕人里大多數是鷹派，而不是鴿派，這個能不能改變我們現在也不清楚。

澎湃新聞：2023年，中美領導人舊金山會晤時提出了“5年5萬人”的倡議，就是希望在5年內能有5萬美國年輕人到中國來。從您的角度來說，這一倡議和其他類似的活動，是否對美國年輕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國有促進作用？

2025年夏天接待美國喬治城大學學生代表團。

李成：應該說這是很明顯的。以我在港大的觀察來看，能夠來港大、來中國學習的學生，大多數是比較開放的，對中國是比較友好的。他們能夠來中國，就說明已經是不容易的。同時，過去兩年我們也接待了很多批次來自美國的學生代表團，包括喬治城大學的學生、來自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年輕學者，我完全相信這種交流是正面的。

如果我們對教育文化交流都覺得沒有意義，那么實際上說明中美關系已經到不可修復的地步。所以我常講一個觀點，中美關系你可以說有了這么多交流但還有很多誤解，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種文化和學術交流，也許中美早就開始打仗了。我覺得我們要做的就是交流和更多嘗試，只要書是翻開的、只要門是打開的，我們的想法、我們的腦子就不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