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民主的政治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禮記·禮運》

19世紀70年代以來，形而上學一直用康德和黑格爾的術語掩蓋了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英國知識分子突然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激動人心的解放階段……新興的 “社會學” 成為一個時髦詞匯，它提出了帶有社會民主色彩的建議，承認社會機體中個人的相互依存關系，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界定了 “個人” 與 “社會” 等詞匯的確切含義。

布爾戰爭期間的征兵揭示了工人階級男性糟糕的身體狀況，證實了朗特里對約克郡的初步研究（1901）的結論：28%的城市人口生活在 “貧困線” 之下。同樣，1901年和191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維多利亞早期的濟貧法安排顯然無法應對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急需改革現行體制，拋棄自相矛盾的流行假說，即貧困是源于懶惰，像洪水猛獸一樣威脅到所有人。

19 世紀，因泰晤士河碼頭和工業區擴張，窮人區 “倫敦東區”形成，那里的住房被稱為 “住人的牛棚”，窮人的生活在狄更斯小說《霧都孤兒》中可見一斑。

改革呼聲不僅來自政府部門的報告，如阿爾梅里克?菲茨羅伊爵士的 “體質下降調查委員會” 報告以及濟貧法委員會的報告，還來自報紙雜志、“大學推廣運動” 以及韋伯夫婦創辦的新倫敦經濟學院，要求國家采取有力措施，緩和階級分化，提高民眾生活水平。

顯然，只有認清這些事態發展，才能更好地理解1905—1915年自由黨政府為什么要實施福利計劃，包括引入養老金（1908）、職業介紹所（1909）和國民保險（1911）等立法。

普遍的貧困迫使英國統治階級讓步，實施福利計劃。

另一方面，不同的實驗室會得出不同的結果。1890年代中葉開始，德國生物學家奧古斯特?魏茨曼的觀點影響了英國關于達爾文主義與社會理論關系的討論。達爾文在著作中暗示了一種模糊的希望，即人類的獲得性特征（那些 “后天” 形成而非 “先天” 具備的特征）有望作為遺傳印記的一部分遺傳給后代，從而通過簡單遺傳提供一種社會改良機制，為 “進步” 觀念提供了依據……

本杰明?基德的《社會進化論》（1894）出版后的20年里，“極端達爾文主義” 風靡一時，其出發點就是全盤否認這種 “功能遺傳”；正如進步依賴于之前的學說，“退化” 也依賴于后繼的學說。科學的這種應用強調實證主義，其程度不亞于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實證主義的重視。

達爾文主義是由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等人提出的生物演化理論，認為所有物種都是透過微小的遺傳變異天擇而發展。

然而，它并沒有指向自由主義，而是提出必須采取激進行動遏止社會變質，那些將 “種族”“帝國” 和 “貴族” 融合為一種為善力量的人注意到這種社會變質。這樣一來，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議會制度的平庸、腐敗和狹隘。未來寄托在卡爾?皮爾遜和弗朗西斯?高爾頓的優生學計劃，寄托在 “種族” 理論的無數奇葩應用，更寄托在被視為未來帝國文化守護者的青年身上。

巴登?鮑威爾的童子軍肩負著同樣重要的責任：一旦德國入侵，他們理應發揮第五縱隊的軍事功能；但在米斯伯爵看來，童子軍仍然著眼于教育，他主持的幾家社團和協會成為愛德華時代愛國主義政治的典型代表。

“它來得正是時候…… 讓少年成為堅韌、陽剛、講真話和恪盡職守的英國人，能夠肩負起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帝國一員的艱巨而光榮的責任。”

巴登?鮑威爾（ 1857—1941 ），英國陸軍中將、作家、童軍運動創始者。

這種帝國本能經久不衰，因為它們印證了對社會問題和政黨的一系列判斷。它們使得名副其實的大眾政治成為可能，助長了愛德華時代英國的恐德癥。

坊間對 “入侵小說” 的熱衷可以追溯到普法戰爭，厄斯金?奇爾德斯的《沙洲之謎》（1902）讓這種體裁流行開來。哈姆斯沃思的《每日郵報》為W.E. 亨里和拉迪亞德?吉卜林詩歌中更為神秘的瞬間提供了豐富細節，該報連載的故事隱晦表達了英國人足以征服一切。

但尷尬的是，宣揚種族退化危險的學說是來自那些似乎更喜歡以凱爾特人為媒介來傳達日耳曼精神的煽動者和發言人。在精心選擇的團體和社團里與志同道合的男性為伍，讓人有親如骨肉之感。婦女在政治進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地位比較高；但是，當帝國的需要使得公民特權的先決條件是扛槍打仗，她們就很難成為公民了。

不言而喻，婦女參政論者觸犯了社會體統，但不言而喻的東西可能對塑造人們的態度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母權制觀點讓人聯想到美國內戰前南方的蓄奴社會。比起政治活動的骯臟，從少女到成年的過程嚴肅而神圣。即使是男人也并非沒有短板。“英國大兵” 在后方被推崇為身心健全和勇氣的象征，但不配考慮國家大事，這種事情輪不到H.G. 威爾斯筆下千人一面的武士來操心，應當留給那些有著完美履歷和教養、血脈中流淌著政治才干的人。

優生學始于19世紀末的英國。由于20世紀納粹德國的濫用，二戰后優生學走向衰落。

一個觀察家深信只有在土地貴族體制中才能找到 “充實、繁榮和幸運生活的小梗概和小摘要”，在1909年發現一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 “貴族” 條目僅有九條，而有關 “民主” 的圖書有85本，這對他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

國王愛德華在位期間，上層階級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國王本人也難辭其咎，人們認為貴族階層身陷宴會、橋牌會、賽艇會、酒會以及更可惡的事情的漩渦，喪失了統治意志，而國王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此風。

1910—1911年，貴族負隅頑抗，阻撓阿斯奎斯政府通過削弱貴族權勢的立法，自由黨人對上議院的攻擊也在此時達到頂峰。1907年，蒙克斯維爾夫人還能對前景表示樂觀，但隨后幾年的一系列事件讓她笑不出來了。遺產稅已經開征；

20世紀初，部分英國貴族為了適應時代變化，開始逐漸融入普通中產階級生活。

1909年，阿斯奎斯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在 “人民預算案” 中提出評估地價，并向英國的土地所有者征稅，未來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這個時期的政治和經濟攻勢讓封建主義面臨最后的危機。

這場危機并未立刻到來：回過頭看，“英國易手之年” 是1919年而非1909年，屆時莊園紛紛被拍賣，鄉間別墅變成醫院和旅館，窮困潦倒的主人不得不給 “故園” 的家具蒙上防塵罩。

不過，1911年時不祥之兆已經初露端倪，薩克維爾夫人不禁感慨，那位不肯放過土地所有者的威爾士律師是否根本不知道維護356個房間、52座樓梯和545扇窗戶的開銷有多大。

英劇《唐頓莊園》描繪了20世紀初英國貴族的生活。

住別墅的人還不是最難的。事實上，中產階級有了更大的晉升空間和流動性，成為身穿黑色制服的工薪階層的主力，但他們對英國社會生活的影響仍有待做出準確評估。

他們的總部在郊區，尤其是日益膨脹的倫敦，那里的宿舍生活方式取代了工作和家庭的舊模式。中產階級上層有錢添置居室家具（在那些無需如此的人眼里，到托特納姆法院路買家具成為一個階級標簽），或是從大百貨公司購買真空吸塵器等家用技術產品，甚至考慮買輛汽車。

畢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英國道路上行駛的14萬輛汽車不可能全都屬于貴族和百萬富翁。在婦女參政論者和罷工工人對財產的攻擊主宰了大眾心理的時期，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達到了新高度。他們骨子里市儈庸俗，使得第一次后印象派畫展以及《春之祭》在倫敦的首演徹底失敗。

坊間出現了描繪中產階級生活的文學作品，如高爾斯華綏的戲劇和福斯特的小說，面向文化修養不高的人的報紙刊載的文章和廣告，不厭其煩地灌輸說他們能夠實現自身的愿望。這些愿望全都涉及國家的福祉和 “效率”，尤其強調在成百上千的方濟各會修士和埃爾切斯特早期生涯中見到的那種道德品質。

作者: [英] 邁克爾·本特利

譯者:王皖強

出版年: 2025-9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里，商業生存披上了競技場的光環和類似說辭，諸如 “抖擻精神”“充滿活力”“自由”“公平”，卻鮮見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國際事務一旦擺脫了諱莫如深的外交大臣和軍火商的控制，就會表現出同樣的內在健康，使戰爭成為荒謬絕倫之事。

諾曼?安吉爾的《大幻覺》（1910）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它試圖證明現代國家在商業上相互依存，因此國與國之間的沖突是不可想象的。這本書在許多國家都引起了轟動，說明這種被簡化為整齊的表格形式的世界觀是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的。

它也確鑿地證實了有產者的一種擔憂，即未來的流血沖突并非來自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來自階級之間的戰爭。（《沒有民主的政治（1815—1914）》，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

圖書簡介：在整個19世紀，英國沒有民主可言。不過在工業社會與日俱增的壓力下，它逐步從土地貴族的寡頭統治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政治民主化道路。英國的政治發展遵循了怎樣一種邏輯？如何認識這段復雜多變的歷史進程？政治史學者本特利指出：在這一過程中，統治階級并沒有一以貫之的民主觀念，只有對各種當務之急的即時回應，就這樣不情愿且不自覺地走向了民主。在本書中，他挖掘同時代人的觀念，考察統治階級的“關注”所在，尤其深入威靈頓、羅素、皮爾、帕麥斯頓、格萊斯頓等19世紀英國重要政治家的思想世界，集中展示了統治階級如何控制、操縱，甚至反對“民主”，卻依然無法阻礙大眾民主的到來。本書立論鮮明、評論犀利、行文生動，第一版問世后引發了熱議，并于1996年推出修訂版。作者本特利對19世紀政治史的獨到詮釋，特別有助于讀者理解英國的政治變遷。

作者簡介：邁克爾·本特利（Michael Bentley，1948— ），圣安德魯斯大學榮休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于19—20世紀英國政治史和歐洲史學史。代表著作有：《自由主義的桎梏（1914—1929）》《鼎盛時期的自由黨政治（1868—1918）》《現代史學導論》等。

譯者簡介：王皖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