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戰爭中的十二月黨人

2025年，適逢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200周年。在歷史教科書中，他們是反抗專制的革命先驅；在當代俄羅斯的公共輿論與史學界，他們卻身處一場激烈的“記憶戰爭”中心。對十二月黨人的評價，早已超越了傳統“革命殉道者”的神話形象，裂變為自由派眼中的民主先知、保守派口中的國家叛徒，以及實證史學家筆下更為復雜的群體。這場持續了兩個世紀的形象爭奪戰，既有檔案挖掘下的學術求真，更映射出俄羅斯國家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變遷的復雜面向。

神話的誕生：從貴族叛亂到革命殉道者

十二月黨人的“革命神話”，并非起義失敗的即刻產物，而是帝俄時代知識界合力塑造的結果。1825年12月26日（俄歷12月14日）圣彼得堡參政院廣場起義，試圖阻止新皇帝尼古拉一世掌權，然后按照西方模式在俄國推行激進變革。這些事件被載入史冊，稱為十二月黨人起義，參與起義者被稱為“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ы）”。

俄國早期革命者赫爾岑深受十二月黨人鼓舞，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宣傳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后來又宣傳圣西門主義和同一個革命，宣傳憲政和共和制……但是宣傳得最多的是對一切暴力、一切專制統治的憎恨。”[1]在他的筆下，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一樣，是專制統治的反抗者。赫爾岑還將十二月黨人塑造為俄國人民而犧牲的“殉道者”，如在一名十二月黨人軍官的葬禮上，他稱其為“尼古拉時代的偉大受難者、俄國第一次覺醒的英雄”。為正義事業獻身的“革命英雄”和“殉道者”，是赫爾岑筆下十二月黨人的核心形象。

格奧爾格·蒂姆的畫作《1825年12月14日參政院廣場上的起義》（Восстани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 на Сенатской площади）再現了十二月黨人方陣在參政院廣場與禁衛軍對峙的瞬間。

1856年8月，亞歷山大二世宣布對十二月黨人進行特赦。隨著官方層面“解凍”，俄國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十二月黨人熱。托爾斯泰將十二月黨人起義視為俄軍擊敗拿破侖一事的精神延續，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則通過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悲情敘事，完成對十二月黨人道德形象的神圣化。

如果說文學家刻畫了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殉道者”形象，那么歷史學家則從實證的角度為這一形象辯護。到19世紀末，官方歷史學家也開始宣揚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圣徒”形象。持官方立場的歷史學家Н. К.希爾德認為：“十二月黨人事業的最重要特征是廣義的自我犧牲……其領導人的自我犧牲精神更加引人注目，因為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抱有成功的希望；所有人都做好為其信念而犧牲的準備。”[2]到20世紀初，十二月黨人是為人民權益而犧牲的“殉道者”，已然成為帝俄知識界的共識。

帝俄知識界也存在著其他聲音。如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雖充分肯定了十二月黨人的愛國精神，卻認為十二月黨人行為魯莽幼稚、十二月黨人起義是對歷史影響有限的偶然，“12月14日事件本不具有的意義加給了它，本不是由事件產生的后果卻又歸咎于它”，“12月14日運動是近衛軍最后一次宮廷政變，從此俄國貴族階層的政治作用宣告結束”。[3]不過，相比而言，赫爾岑所塑造的“殉道者”和“革命英雄”形象始終居于主流。這一神話的塑造，實際上也是俄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專制環境下為自己尋找精神源頭與道德旗幟的需要。

即使早在1905年，隨著大批十二月黨人檔案的解密，帝俄知識分子就痛苦地發現歷史上的十二月黨人與其塑造的“革命殉道者”形象并不完全相符。歷史中的十二月黨人會為自己做無罪辯護，會為自身利益與帝俄統治者妥協。歷史學家波克羅夫斯基1907年就敏銳地洞察到：“傳奇已經隕落，不再有小說中的英雄，有的只是活生生的人，他們有弱點和缺點，但也具有一切鮮活而動人心弦的特征。”[4]然而，在革命運動風起云涌的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仍需堅持十二月黨人的神話，知識層面的沖擊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圣徒形象。

從革命史觀到記憶戰場：蘇聯時代的解構與后蘇聯時代的重構

不同于帝俄知識分子的評價，列寧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寫道：“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狹小的。他們同人民的距離非常遠。但是，他們的事業沒有落空。”[5]列寧將俄國革命者劃分為三代人，第一代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第二代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第三代則是“群眾自身”，在這一視角下，十二月黨人無疑是俄國革命的先驅。但同時，作為貴族革命家，十二月黨人有其固有的階級局限性，列寧對赫爾岑的評價“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也適用于十二月黨人，以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貴族革命家沒有同農奴和市民等階層組成同盟，而是僅僅將他們視為有待拯救的客體。這正是列寧認為貴族革命家“圈子是狹小的，同人民距離非常遠”的根本原因。可見，列寧認識到十二月黨人的“雙重性”。

列賓的名畫《拒絕懺悔》（Отказ от исповеди）描繪了俄國民粹派在處刑前拒絕向代表著舊制度的牧師妥協。這種革命殉難者精神被認為是十二月黨人精神的后繼者。

蘇聯時期，歷史學家М.В.涅奇金娜的專著《十二月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下確立了十二月黨人作為“貴族革命家”的經典論述：既肯定其開啟俄國革命運動的進步性，也指出其脫離人民的局限性。不過，盡管涅奇金娜也堅持十二月黨人具有雙重性，但她對十二月黨人革命性一面的論述遠遠多于其局限性的一面。這一“雙重性”論斷影響深遠，卻依然服務于革命史敘事。她還認為沙皇政府對十二月黨人的評價是“反動的”、“虛偽的”，同時批評克柳切夫斯基對十二月黨人的評論是“自由主義的”，“閹割了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革命內容”。[6]涅奇金娜對十二月黨人的評價長期主導蘇聯歷史學界，其著作對中國的十二月黨人研究也有較大的影響。[7]也正是在涅奇金娜的影響下，中國學界更多關注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性，卻對十二月黨人的局限性較少提及。

蘇聯解體后，單一的史觀崩塌，十二月黨人形象隨之落入一片“記憶的戰場”。爭奪主要在自由派、保守派和實證主義者三方展開。

傳統的“革命殉道者”形象相對衰落，但仍得到自由派學者支持。Л.М.盧克斯認為十二月黨人是俄國民主與自由的先驅，十二月黨人的存在證明俄國并非純粹的專制主義國家，俄國同樣具有長達190年追求自由的傳統。В.М.博科娃則堅定維護十二月黨人的道德屬性：“（十二月黨人）代表著最高程度的公民精神和進行特殊個人犧牲的決心，即：為了祖國的福祉這一更神圣的事業，不惜推翻最神圣的人。”[8]在當代俄國，捍衛十二月黨人“革命殉道者”形象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們捍衛十二月黨人的實質是將其視為反抗現行體制的政治符號，例如2011年博洛特納亞廣場的集會中，反對派便將自己比作“二十一世紀的十二月黨人”。

保守主義者則直接將十二月黨人描繪為“俄國的叛徒”。保守主義學者М.В.斯莫林將十二月黨人描繪為單純的叛亂分子，他聲稱十二月黨人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立憲主義者，只是想要弒君并消滅所有執政者。另一位保守主義評論家О.А.普拉東諾夫則認為十二月黨人與西方自由主義勢力合謀摧毀東正教傳統，其綱領是“對俄國精神的背叛”[9]。盡管許多人指出這些保守主義學者的歷史寫作欠缺專業性，但他們的觀點具有一定公共影響力。

一些堅持實證主義的專業歷史學家對傳統的“殉道者”形象提出反思。O.И.基揚斯卡婭認為，獲取政治權力是十二月黨人的重要目標之一。她通過檔案研究揭示，南方協會領導人П.И.彼斯捷利挪用軍費、偽造報告，利用這些手段鞏固自己的小團體。[10]Т.В.安德烈耶娃則認為，十二月黨人內部存在巨大分歧，參與過拿破侖戰爭的老一代成員更多傾向自由主義改良，新一代成員則更加激進。這些職業歷史學家從實證主義的角度出發，剖析了十二月黨人內部的代際與理念分歧，消解了其形象的統一性與純粹性。

2019年俄羅斯上映的歷史大片《救國同盟》所引發的輿論海嘯，是這場記憶戰爭的集中展演。影片將十二月黨人描繪為天真、矛盾的愛國青年，同時給予鎮壓者尼古拉一世以理解性刻畫，十二月黨人與鎮壓十二月黨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成了不同立場的愛國者。這立刻引發自由派的激烈抨擊，評論家А.В.多林指責其為“君主制宣傳”，為尼古拉一世辯護的做法是君主主義者與保守派的宣傳戰，這一評價旋即引發了與保守派的新一輪論戰。

電影《救國同盟》（Cоюз спасения）劇照，在本劇的角色塑造中，十二月黨青年軍官明顯帶有幾分稚氣、不正經，一反傳統嚴肅的“殉道者”形象。

這場爭論本身，折射出俄羅斯思想界的裂痕，也恰恰證明十二月黨人已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歷史群體，而是當下意識形態較量的文化符號。對于十二月黨人符號的爭奪，不僅是對十二月黨人研究深化的結果，更是不同派別對自身政治合法性塑造的過程。

記憶之爭的背后：歷史的復雜多面與現實的認同困境

從帝俄至今，十二月黨人形象的變遷深刻反映了歷史真相的復雜性與多面性，映射了當代俄羅斯政治身份認同的矛盾性與多元性，其本質是俄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力量對國家發展道路認知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爭奪。

十二月黨人革命者形象的鐵板化，是帝俄時期意識形態宣傳的結果。十二月黨人中的激進派和審訊人員均有意宣揚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性。十二月黨人南方協會領導人彼斯捷利在受審時曾供述：“我們的秘密社團從成立之初就是革命的，在它存在的整個過程中，它從未停止過革命。”[11]然而彼斯捷利的這一口供更像是激進派的口號而非事實。帝俄政府一共審訊579人，其中290人被無罪釋放，僅有53人被判處死刑。可見為數更多的十二月黨人沒有為革命做出實踐活動。審訊人員的有意引導則從反方向助推十二月黨人的“革命神話”。在尼古拉一世指揮下，審訊人員有意將十二月黨人全部塑造為弒君的共和主義者，并極力夸大十二月黨人的嚴密性和紀律性。然而，十二月黨人的組織實際上相對松散，參與過“救國協會”和“幸福協會”的前十二月黨成員П.П.洛普欣為自己加入社團辯解道：“只要認識其中一個成員，與他交流并發表過于自由的見解，就有可能成為這個犯罪社團的成員。”[12]可見，十二月黨人并非極其嚴密的革命組織。此外，帝俄統治者出于自身目的，夸大十二月黨人的危害性，此類表述一定程度上和十二月黨人內部激進派自我標榜的宣言合流，共同塑造了十二月黨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殉道者”形象。此后，這種形象在帝俄知識分子的層累建構中越發固化，最終成為對十二月黨人的主流認知。

十二月黨人形象從單向度走向雙重性再走向多元化，則是蘇聯時代與后蘇聯時代對國家發展道路和身份認同爭奪的結果。對于自由派而言，將十二月黨人肯定為正面先驅，是俄國嫁接西歐自由主義傳統、證明其屬于“正常歐洲國家”歷史路徑的關鍵，這為當下的政治選擇提供了深遠的“歷史合法性”。對于保守派而言，將十二月黨人否定為負面破壞者，則是為了捍衛一條基于東正教精神、集體主義和國家威權的“獨特文明”發展道路。否定十二月黨人，就是否定以他們為象征的西方化轉向，從而鞏固一種反西方、重傳統的民族認同。對實證主義史學家而言，他們的研究雖未直接參與政治論戰，卻從根基上消解了任何試圖將十二月黨人簡單化為單一政治符號的嘗試。

在兩百周年之際，我們要穿越這場記憶戰爭的硝煙，重新接近那段歷史本身的復雜面向。評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歷史意義，必須拒絕將其純粹浪漫化的“革命神話”，同時抵制將其完全妖魔化的“歷史虛無”。我們需要重回歷史語境，立足唯物史觀，將其置于19世紀初期俄國社會結構的矛盾中分析。

十二月黨人的斗爭，既是舊制度危機下貴族階級內部分化的產物，也是俄國現代化進程中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體現。實際上，俄羅斯學界已普遍認識到，十二月黨人不應該特指12月14日起義中的革命者，而是應該將其擴展為19世紀前期一系列秘密結社的參與者。從這個角度上看，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堅定革命意志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彼時尚未誕生，十二月黨人內部堅定的革命者始終是少數。十二月黨人組織的秘密社團“救國協會”“幸福協會”中，有許多沒有參加過起義的成員，這些人也被稱作“沒有十二月的十二月黨人”。

十二月黨人運動的核心訴求，帶有顯著的貴族自由主義改良色彩，而非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秘密社團“幸福協會”的章程規定，幸福社會的職責是“協助政府將俄國提升到他生來注定的偉大水平”。而北方協會領導人С.П.特魯別茨科伊則更是明確反對革命，尤其反對農民革命，他指出：“農民遲早會獲得自由，地主自己去解放農民更有益，因為這樣地主就可以和農民簽訂對自己有利的協議。農民起義必然伴隨完全無法想象的恐怖，國家將成為沖突的犧牲品。”[13]顯然，革命和犧牲從來不是十二月黨人統一的主題，溫和的自由主義改良在十二月黨人的意識形態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而這正是十二月黨人部分成員試圖在保存自身階級利益前提下推動社會進步矛盾心態的集中體現。

十二月黨人的歷史進步性在于，首次以有組織的形式挑戰沙皇專制，其綱領將自由、法治等現代性原則引入俄國政治議程。盡管許多十二月黨成員并非堅定的革命者，但十二月黨人起義仍然是俄國歷史上第一次革命，為19世紀中葉后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奠定了思想先聲。他們的行動與思想確實震動了專制體系的根基，為后世幾代革命者樹立了精神標桿。

同時，這是一場發生在社會條件遠未成熟時代的、早熟的悲劇性啟蒙。俄國社會發展的滯后性與十二月黨人的貴族立場使得其革命嘗試注定以失敗收場。俄國資本主義在19世紀前期實力孱弱，資產階級力量缺位，此時十二月黨人未能建立超越階級局限的同盟軍，只能依靠少數軍官密謀而非發動大眾起義，與農奴、市民等社會階層徹底割裂。在1825年起義的廣場上，當士兵高呼“康斯坦丁和憲法萬歲”時，群眾卻誤以為是在保衛傳統皇權。如列寧指出的，農奴制的俄國是受壓制的、停滯不前的，起來反抗的只是極少數沒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軟弱無力的貴族。十二月黨人命運的悲劇性恰恰在于，他們終究無法背負俄國的東西方、上下層文化矛盾和隔閡的“十字架”，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進步思想在俄國土地上扎根，也最終難以填平俄國社會上下層之間巨大的鴻溝。[14]這種革命者與人民的隔絕狀態，正是十二月黨人“同人民的距離非常遠”的深層根源。

注釋：

[1]《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項星耀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78頁。

[2]Шильдер Н.К.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Первый. Его жизнь 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Т. 1, СПб.: Изд-во А.С. Суворина, 1903, С. 435-436.

[3]瓦?奧?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五卷，劉祖熙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30-250頁。

[4]Аничков Е.В., Блеклов С.М.,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М.М.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Т. 1: Дорефор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1800-1840), СПб.: Изд. А. и И. Гранат, 1907, С. 100.

[5]列寧：《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頁。

[6]涅奇金娜：《十二月黨人》，黃其才、賀安保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75-177頁。

[7]十二月黨人運動是20世紀80年代國內俄國史研究的熱點之一，代表性論文有范達人：《試論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性質》，《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1期；吳美芬：《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性質》，《世界歷史》1984年第3期；徐煥忱：《對十二月黨人運動的歷史反思》，《史學月刊》1986年第5期。

[8]Бокова В.М. Эпоха тайных обществ: Русск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 М.: Реалии-Пресс, 2003. С. 247.

[9]Платонов О.А. Терновый венец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цареубийства, 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1, С. 442.

[10]Киянская О.И. Пестель,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С. 189-193.

[11]Нечкина М.В. Движе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Т. 1, М.: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55, С. 192.

[12]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документы, Т. 20: Дел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 суда и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440.

[13]Трубецкой С.П. Материалы о жизни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ркутск: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3, С. 219.

[14]周厚琴：《俄國十二月黨人命運的悲劇性》，《西伯利亞研究》2015年第2期。

陳翰林、周厚琴（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區域國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