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結事了促政通人和 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發布

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

目錄

一、依法判決撤銷國家部委行政復議決定,有力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丙公司訴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行政復議案

二、充分發揮行政公益訴訟審判職能，依法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云南省劍川縣人民檢察院訴云南省劍川縣森林公安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

三、準確把握商標近似性判斷規則及在先商標對在后商標核準注冊的影響，有效保護在先注冊商標合法權利——廣東好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國家知識產權局、佛山市凱某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案

四、行政訴訟一并審理相關民事爭議，實現民行交叉爭議一攬子、一次性解決——達某訴內蒙古自治區新巴爾虎右旗房產管理所房屋登記及達某訴斯某等人所有權確認糾紛一并審理案

五、審查規范性文件合法性促推行政機關修改“紅頭文件”，實現行政訴訟“審理一案、規范一片”——袁某某訴江西省于都縣人民政府物價行政征收案

六、依法判決撤銷明顯不當的行政處罰決定，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秦某某訴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行政處罰及行政復議案

七、依法適用民營經濟促進法規定作出裁判,切實保護民營經濟組織合法權益——甲公司訴河南省南陽市人民政府返還征收補償款案

一、依法判決撤銷國家部委行政復議決定,有力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丙公司訴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行政復議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1月，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向郴州市甲公司頒發《采礦許可證》，礦山名稱為“甲公司紅旗嶺礦”，有效期限為2006年1月至2010年1月；2010年，采礦權人經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批準轉讓和變更登記為乙公司。因錫礦儲量達到中型以上，乙公司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10月在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以下簡稱國土資源部）辦理了采礦許可延續登記手續，有效期限為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同時，國土資源部在該采礦許可證上標注：“請在本證有效期內解決重疊問題，重疊問題解決后，再申請辦理延續登記。否則不再予以延續”。2006年3月，原湖南省郴州市國土資源局頒發2006年《采礦許可證》，礦山名稱、采礦權人均記載為“XXX北段有色金屬礦”，有效期限為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2010年12月，原郴州市國土資源局進行換證，變更了證號。該證到期后，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辦理采礦權延續登記和變更登記手續，采礦權人從“XXX北段有色金屬礦”變更登記為丙公司，并頒發了2011年《采礦許可證》，有效期限為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據地質資料和礦山儲量核實，上述兩處礦區垂直投影重疊。因無法解決重疊問題，乙公司于2012年11月向國土資源部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請求撤銷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授權原郴州市國土資源局）于2006年向丙公司頒發、于2011年又經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延續的2011年《采礦許可證》的行政行為。2012年12月，國土資源部決定受理乙公司提出的復議申請，并通知丙公司參加行政復議。因認為需要進一步查明有關事實和依據，國土資源部于2013年1月中止該案的審理，2014年7月恢復該案審理，并作出國土資復議〔2014〕455號行政復議決定，撤銷原湖南省國土資源廳向丙公司頒發的《采礦許可證》。丙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上述行政復議決定。

一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年7月作出（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號行政判決，駁回丙公司的訴訟請求。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年3月作出（2015）高行終字第3209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再審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6號行政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撤銷上述行政復議決定并責令重新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頒發采礦許可證屬于典型的許可類授益性行政行為，撤銷采礦許可必須考慮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保護，衡量撤銷許可對國家、他人和權利人造成的利益損失大小問題。確需撤銷的，還應當堅持比例原則，衡量全部撤銷與部分撤銷的關系問題。被復議撤銷的2011年《采礦許可證》有效期自2011年至2014年9月；國土資源部2014年7月14日作出被訴復議決定時，該《采礦許可證》的有效期已經臨近屆滿。在許可期限即將屆滿，雙方均已經因礦區資源整合需要停產且不存在安全生產問題的情況下，被訴復議決定未能說明撤銷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反而使丙公司在可能的整合中處于明顯不利地位，加大整合并購的難度。在對案涉采礦權重疊問題有多種處理方式以及可能存在多種復議結論的情況下，國土資源部選擇作出撤銷決定，更應充分說明理由。但是，從復議機關所提供的證據與全案卷宗情況來看，被訴復議決定并未體現相應的衡量因素，也未進行充分說理，僅簡單以構成重疊即作出撤銷決定，不應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法院認為復議機關所提供的證據材料不能滿足司法審查需要，復議機關未完全履行說明理由義務的，可以要求復議機關重新調查處理，并提供可以進行審查的證據、依據以及相應的理由說明。

（三）專家點評

“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是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之一。人民法院在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的基礎上，通過對違法行政行為判決撤銷、變更、確認違法或者無效、責令履行等方式，實現依法監督的職能。該案最終判決國家部委敗訴，是人民法院正確處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與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關系，全面貫徹落實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的典型案例。該案裁判明確了復議機關采用撤銷決定方式時需考量的因素：一是權衡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以及采取補救措施的成本等；二是存在不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等情形時，可以決定不予撤銷而選擇確認違法等復議結果；三是確需撤銷的，還需指明撤銷許可給被許可人造成損失的救濟渠道。

（點評專家馬懷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二、充分發揮行政公益訴訟審判職能，依法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云南省劍川縣人民檢察院訴云南省劍川縣森林公安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在未取得林地征占用手續的情況下，甲公司委托劍川縣居民王某某在國有林區開挖公路，長度494.8米、平均寬度4.5米、面積2226.6平方米。2013年2月，劍川縣森林公安局以劍川縣林業局的名義對甲公司及王某某作出行政處罰：1.責令限期恢復原狀；2.處非法改變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罰款，即22266元。2013年3月，甲公司繳納罰款，劍川縣森林公安局即對該案予以結案，后一直未督促甲公司及王某某履行限期恢復原狀的行政義務。2016年11月9日，劍川縣人民檢察院向劍川縣森林公安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依法履行職責，落實行政處罰決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復森林植被。2016年12月8日,劍川縣森林公安局回復檢察建議稱認真研究后已采取措施，并派民警到王某某家催告履行第一項行政處罰，鑒于王某某死亡，執行終止。劍川縣森林公安局未就該事項催告甲公司履行。劍川縣人民檢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請求確認劍川縣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判令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職責。

云南省劍川縣人民法院2017年6月作出（2017）云2931行初1號行政判決，確認劍川縣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案涉處罰決定第一項內容的行為違法；責令劍川縣森林公安局繼續履行法定職責。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公益訴訟人提起本案訴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審理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試點工作實施辦法》及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試點工作實施辦法》規定的行政公益訴訟受案范圍，符合起訴條件。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六款規定:“行政機關被撤銷或者職權變更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是被告”。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關于云南省林業部門相對集中林業行政處罰權工作方案的批復》授權各級森林公安機關相對集中行使林業行政部門的部分行政處罰權。因此，根據上述規定，劍川縣森林公安局行使原來由劍川縣林業局行使的林業行政處罰權，是適格的被告。本案中，劍川縣森林公安局在查明甲公司及王某某擅自改變林地的事實后，以劍川縣林業局名義作出對甲公司和王某某責令限期恢復原狀和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但在甲公司繳納罰款后三年多時間里沒有督促甲公司和王某某對破壞的林地恢復原狀，也沒有代為履行，致使甲公司和王某某擅自改變的林地至今沒有恢復原狀，且未提供證據證明有相關合法、合理的事由，其行為顯然不當，是怠于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行政處罰決定沒有執行完畢，劍川縣森林公安局依法應該繼續履行法定職責，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行政相對人限期恢復被改變林地的原狀。該案宣判后，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劍川縣森林公安局積極履行了生效判決。

（三）專家點評

2017年行政訴訟法第二次修正時，新增第二十五條第四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案系檢察機關為依法督促行政機關履行監管職責提起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案件，明確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人民法院應當以相對人的違法行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行政機關是否充分、及時、有效采取法定監管措施，以及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作為審查行政機關是否履行法定職責的標準。從該案審理和判決看，人民法院很好地掌握了法律規定的標準，充分發揮了國家審判機關在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作用，這個案例具有可推廣性。

（點評專家孫佑海：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三、準確把握商標近似性判斷規則及在先商標對在后商標核準注冊的影響，有效保護在先注冊商標合法權利——廣東好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國家知識產權局、佛山市凱某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佛山市凱某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某公司）持有在先商標第3563073號“Haotaitai”商標，2011年5月23日，凱某公司申請注冊訴爭商標圖片復制失敗，可插入圖片添加查看操作，后被核準注冊在第20類餐具柜等商品上。廣東好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好某公司）系在先的引證商標一“好太太及圖”、引證商標三“好家好太太”的注冊人，引證商標一核定使用在第21類晾衣架等商品上，引證商標三核定使用在第20類家具等商品上。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裁定，認為訴爭商標的注冊為凱某公司在先商標權利的合理延伸，未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三未構成使用在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遂裁定維持訴爭商標。好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無效宣告請求裁定。根據中央機構改革部署，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的相關職權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統一行使。

一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9年11月作出（2019）京73行初1730號判決，駁回好某公司的訴訟請求。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0年5月作出（2020）京行終3563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再審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6月作出（2022）最高法行再3號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和被訴裁定，判令國家知識產權局重新作出裁定。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就標識本身而言，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三為近似標識，二者核定使用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易造成消費者的混淆誤認，構成近似商標，被訴裁定及原審判決對此認定不當。根據在先系列生效判決的認定，引證商標一在訴爭商標申請注冊前已經在晾衣架商品上廣為公眾所熟知，達到馳名程度。雖然凱某公司第3563073號商標在廚房用抽油煙機、燃氣灶商品上業已達到廣為公眾所熟知的馳名程度，但第3563073號商標的核準注冊并非是本案訴爭商標應予核準注冊的當然理由。訴爭商標是由拼音“Haotaitai”、中文“好太太”及圖形構成，顯然與第3563073號商標并不相同，訴爭商標能否注冊應當依據商標法的相關規定進行判斷。被訴裁定認定訴爭商標是凱某公司在先商標權利的合理延伸注冊，沒有法律依據。原審判決將第3563073號商標作為訴爭商標注冊的關聯關系，并作為訴爭商標注冊的因素考慮亦缺乏法律依據。訴爭商標顯著識別部分文字“好太太”與引證商標一中的“好太太”文字相同，二者構成近似標識。訴爭商標核定使用的餐具柜等商品與引證商標一賴以馳名的“晾衣架”商品均為常見的家居用品，同時在家裝市場上銷售，相關消費群體存在一定重疊，相關商品具有一定的關聯。加之凱某公司曾使用“廣東好某電器有限公司”的名稱，而被工商行政機關認定損害好某公司馳名商標權益而被責令更名，以及在訴爭商標申請注冊前就有生效裁判認定凱某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存在侵害好某公司引證商標一商標權行為，因此，訴爭商標的申請注冊構成對好某公司馳名商標的復制、摹仿，誤導公眾，致使好某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構成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不予注冊的情形。

（三）專家點評

不斷提升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質量，依法維護商標申請注冊及使用秩序，助力新時代品牌強國建設是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的重要目標之一。商標能否獲得注冊應當依據商標法的相關規定進行判斷，商標注冊人擁有的在先馳名商標并非是其在后申請注冊的商標應予核準注冊當然理由。該案闡明了商標近似性判斷的基本規則，以及商標注冊人的在先商標對其在后商標核準注冊的影響，有效保護在先注冊商標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充分體現了行政訴訟法保護市場主體合法權益與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立法目的。

（點評專家杜穎：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四、行政訴訟一并審理相關民事爭議，實現民行交叉爭議一攬子、一次性解決——達某訴內蒙古自治區新巴爾虎右旗房產管理所房屋登記及達某訴斯某等人所有權確認糾紛一并審理案

（一）基本案情

達某稱其于1998年從房屋原所有權人努某處購買了案涉房屋。該房屋原系公房，繳納部分稅款后可以歸個人所有，達某將購房款交付努某并以其個人名義繳納應繳稅款后入住案涉房屋。2010年，內蒙古自治區新巴爾虎右旗房產管理所（以下簡稱新巴爾虎右旗房管所）依達某申請，對案涉房屋進行房屋登記并為達某辦理了房屋所有權證。2018年，因案涉房屋被納入征收范圍，達某與新巴爾虎右旗房管所簽訂了征收補償安置協議。2019年，努某之女斯某等六人稱，努某去世前告知斯某，達某購買房屋未支付全部購房款，努某去世后，斯某將案涉房屋變更登記至其名下，并辦理了房屋所有權證，據此主張其享有案涉房屋征收補償款的請求權。由于雙方均主張對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權，因此發生糾紛。達某對斯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權證提出異議并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新巴爾虎右旗房管所向斯某頒發的房屋所有權證。

（二）裁判理由

人民法院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向當事人釋明其可在行政訴訟中，申請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其后，達某以斯某等六人為被告一并提起確認房屋所有權的民事訴訟。最終民事訴訟原告達某與被告斯某等六人達成調解協議，約定案涉房屋歸達某所有，達某收到案涉房屋拆遷補償款后向斯某等六人給付75000元，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對調解協議予以確認。雙方當事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權證在征收過程中被收回注銷。行政訴訟原告達某以案涉民事爭議已達成調解協議且行政爭議得到解決為由提出撤訴申請，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5日依法裁定準許撤回起訴。

（三）專家點評

實踐中，民行交叉案件日益增多，此類案件往往法律關系復雜，容易導致循環訴訟、民行裁判沖突、爭議實質化解難等問題。對此，行政訴訟法第六十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在涉及行政許可、登記、征收、征用和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的裁決的行政訴訟中，當事人申請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審理。”該案中，被訴行政行為是新巴爾虎右旗房管所的頒證行為，但房屋所有權民事爭議是解決行政爭議的基礎。人民法院厘清民事、行政法律關系后，通過一并審理相關民事爭議，一攬子解決了案涉矛盾糾紛，對民行交叉案件的審理裁判具有積極借鑒意義。第一次修正的行政訴訟法施行10年來，全國法院聚焦當事人的實質爭議，打破民行訴訟壁壘，通過在行政訴訟中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審結了大量民行交叉案件，實現了相關爭議的一攬子、一次性解決，防止民行推諉，循環訴訟。

（點評專家王青斌：中國政法大學科研處處長、教授，《行政法學研究》副主編）

五、審查規范性文件合法性促推行政機關修改“紅頭文件”，實現行政訴訟“審理一案、規范一片”——袁某某訴江西省于都縣人民政府物價行政征收案

（一）基本案情

袁某某的住房位于江西省于都縣中心城區規劃范圍內。2010年至2015年期間，江西省于都縣人民政府（以下簡稱于都縣政府）委托縣自來水公司，依據其制定的《于都縣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工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向袁某某征收污水處理費共計1273.2元。《實施方案》將污水處理費征收范圍擴大至“中心城區規劃區范圍內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單位和個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訂）《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及國家部委規章均規定，污水處理費僅適用于“向污水管網和集中處理設施排放污水的單位和個人”。袁某某認為，其并未向城市污水管網排放污水，政府征收行為違法，遂提起行政訴訟，請求退還全部費用并申請對《實施方案》相關規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一審江西省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年5月作出(2015)贛中行初字第126號行政判決,駁回袁某某的訴訟請求。二審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年11月作出（2016）贛行終245號行政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撤銷于都縣政府征收袁某某城市污水處理費的行為，責令于都縣政府于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袁某某返還1273.2元污水處理費。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城鎮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運營單位按照國家規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處理的有償服務，收取污水處理費用，保證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行。城鎮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污水處理收費、管理以及使用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國務院《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排水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污水處理費。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污水處理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向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設施排放污水、廢水的單位和個人應當繳納污水處理費。江西省發改委贛發改收費字〔2010〕135號《關于統一調整全省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的通知》及贛州市物價局贛市價費字〔2010〕15號《關于核定于都縣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的批復》確定的征收范圍均明確是“在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規劃區范圍內向城市排污管網和污水集中處理設施排放達標污水的所有用水單位和個人”。但《實施方案》所確定的污水處理費征收范圍卻擴大至“于都縣中心城區規劃區范圍內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業、單位和個人”，違反法律法規規章及上級行政機關規范性文件規定，不能作為于都縣政府征收袁某某污水處理費的合法性依據。在袁某某未向城市排污管網和污水集中處理設施排放污水的情況下，于都縣政府向其征收污水處理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返還。

（三）專家點評

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一并審查制度，賦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規范性文件一并審查的請求權，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訴訟中對規范性文件一并審查。該案當事人請求一并審查的《于都縣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工作實施方案》中有關污水處理費征收范圍的內容，因違反法律法規規章及上級行政機關規范性文件規定，不能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該案判決生效后，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向于都縣政府發送司法建議，建議對案涉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予以修改。于都縣政府專門印發《于都縣中心城區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調整方案》，對污水處理費征收范圍作出了調整。

（專家點評薛剛凌：華南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六、依法判決撤銷明顯不當的行政處罰決定，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秦某某訴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行政處罰及行政復議案

（一）基本案情

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以下簡稱“綦江交巡警支隊”）在某丁字路口右轉進入某小學的行進路段前方及右側均未設置“禁止右轉”等標志，但在進入該右轉道約30米處的道路左側和地面分別設置了“禁止駛入”交通標志和交通標線。2018年6月16日，秦某某駕駛小型轎車在該丁字路口右轉行駛30米后，道路左側出現“禁止駛入”交通標志和地上出現“禁止駛入”交通標線，秦某某進退兩難，遂駛入了禁行路段。2018年7月5日，綦江交巡警支隊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簡易程序處罰決定書》，認定秦某某駕駛小型轎車在某小學路段實施機動車逆向行駛的違法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決定予以200元罰款、記3分的處理。秦某某不服，向重慶市綦江區公安局（以下簡稱“綦江區公安局”）提起行政復議，綦江區公安局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綦江交巡警支隊作出的前述處罰決定。根據公開的政府信息可知：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5月10日，案涉路段抓拍設備共抓拍5814車次。秦某某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撤銷前述行政處罰決定和行政復議決定。

一審重慶市綦江區人民法院2019年9月作出（2018）渝0110行初368號行政判決，駁回秦某某的訴訟請求。二審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20年9月作出（2019）渝05行終467號行政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撤銷案涉行政處罰決定和行政復議決定。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規定，交通標志一般情況下應設置在道路行進方向右側或車行道上方，也可根據情況設置在左側，或左右兩側同時設置。因此，綦江交巡警支隊將案涉禁行標志設置在道路的左側，符合規范。但交通標志標線設置除了應當符合相關規范外，還應當考慮相關通行設計的合理性等因素。秦某某駕車行至該丁字路口時，路口前方或其他相應位置并未設置“禁止右轉”等相關提示標志。此種情況下，一般人的反應是此處可以右轉，既然可以右轉，右轉后的道路一般情況下均可以通行。本案綦江交巡警支隊雖然將禁行標志設置在禁行道路的起點，但沒有在起點位置之前的適當位置設置相應的提示標志，致使機動車駕駛人駛入順行路段后，容易越過禁行道路，造成違章。結合該路段在不到兩年時間內發生高達5814車次因同一行為被監控抓拍的事實，法院認定該處的交通標志標線設置存在不合理之處。秦某某請求撤銷綦江交巡警支隊所作案涉處罰決定和綦江區公安局所作案涉行政復議決定的訴訟請求成立。

（三）專家點評

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促進良好治理，是行政訴訟法賦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職能。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六項規定，對于明顯不當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雖然符合法律法規條文的字面含義，但違背法律法規的立法精神，給人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帶來重大不便的，即屬于明顯不當的情形。該案中，綦江交巡警支隊雖然將禁行標志設置在禁行道路的起點，但沒有在起點位置之前的適當位置設置相應的提示標志，致使機動車駕駛人駛入順行路段后，極容易越過禁行道路，造成違章。該路段在不到兩年時間內發生高達5814車次因同類行為被監控抓拍的事實，說明該處交通標志標線設置明顯不當，“法律不會強人所難”，法院可以判決撤銷機動車駕駛人因此受到的行政處罰。該案判決生效后，人民法院向相關交通管理部門發送了司法建議，交通管理部門積極優化交通標志設置，徹底解決了該路段因交通標志設置不合理導致的交通違法頻發問題，實現了“辦理一案、規范一事、指導一片”。

（點評專家何海波：清華大學教授）

七、依法適用民營經濟促進法規定作出裁判,切實保護民營經濟組織合法權益——甲公司訴河南省南陽市人民政府返還征收補償款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河南省南陽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南陽市政府）作出49號會議紀要規定，同意甲公司就案涉地塊補償問題與被征地群眾達成的協議，由甲公司在原補償標準基礎上增加補償。甲公司額外增加的補償費用和造成的經濟損失，由南陽市政府有關部門在土地出讓、容積率、配套費等政策上給予優惠、補償。2012年4月，甲公司和被征地群眾達成案涉調解協議，南陽市政府在案涉調解協議首頁右上角加蓋印章。2016年，甲公司通過公開出讓方式獲得了49號會議紀要涉及土地。后甲公司以南陽市政府未履行補償義務為由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南陽市政府支付其墊付的征地補償款、青苗補償費和占用資金成本。

一審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年10月作出（2020）豫13行初118號行政判決，駁回甲公司的訴訟請求。二審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年12月作出（2020）豫行終3143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再審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5月作出（2025）最高法行再58號行政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判令南陽市政府、南陽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于判決生效后15日內向甲公司支付841.1545萬元；逾期支付的，計付相應利息。

（二）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案涉征地補償款的法定支付主體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甲公司的義務一般僅限支付土地出讓金。南陽市政府在案涉調解協議首頁加蓋印章的行為，表明其對該調解協議是知情并同意的。南陽市政府案涉會議紀要的有關內容已構成行政允諾，其雖就出讓土地、調整容積率等行政允諾作出努力，但在相關允諾內容事實上無法履行后，拒絕承擔支付案涉損失款項的行為，存在一定過錯應予以糾正。故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判令南陽市政府根據責任大小就案涉損失向甲公司支付841.1545萬元。

(三)專家點評

行政審判一手托著“民”、一手托著“官”，肩負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法定職責。依法依規是企業長遠發展的“護身符”，行政機關有權監管但不能任性。該案中,人民法院依法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第七十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履行依法向民營經濟組織作出的政策承諾和與民營經濟組織訂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區劃調整、政府換屆、機構或者職能調整以及相關人員更替等為由違約、毀約。因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改變政策承諾、合同約定的，應當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進行，并對民營經濟組織因此受到的損失予以補償”規定進行審理裁判，從維護政府誠信、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角度，確立“行政允諾審查—履行不能認定—補償責任量化”的裁判規則，厘清了土地出讓法律關系中政府與企業的責任邊界，防止行政機關以“變通”之名轉嫁法定責任;明確會議紀要“給予政策優惠補償”的承諾構成行政允諾，行政機關應對未履行承諾造成的損失擔責。

（點評專家王敬波：黑龍江大學校長、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副會長）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