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許家印為例：家族信托的財富隔離并非“保險箱”

基本案情

公開信息顯示，許家印及其家族成員曾在恒大集團債務風險暴露前，通過境外機構設立多只家族信托，信托財產涵蓋上市公司股權、現金及其他資產，受益人為其配偶及子女等家族成員。從形式上看，這些信托已完成資產轉移登記，符合家族信托的常規架構。

2018年后，恒大集團逐步陷入債務危機，截至2023年，累計負債規模超過2.4萬億元。隨著多地法院對恒大相關資產啟動強制執行程序，許家印家族設立的境外信托也成為債權人追償的焦點。債權人提出，這些信托設立時已臨近恒大債務風險集中爆發期，且許家印在設立信托后仍對部分信托財產保有實質控制力，涉嫌通過信托轉移資產、規避債務。此外，部分信托資金來源被指與恒大集團關聯交易存在關聯，資產獨立性存疑。

截至目前，相關境外司法機構已對多只涉許家印家族的信托啟動審查程序。在部分案件中，法院已裁定對信托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權采取凍結措施，并駁回了受益人提出的“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債務”的抗辯。同時，境內債權人通過跨境司法協作機制，持續推動對境外信托財產的追償。

從司法實踐來看，這些家族信托的“隔離效力”未被當然認可，信托財產面臨被納入債務清償范圍的風險。此外，監管機構對信托設立過程中的資金流向、控制權安排等展開穿透式調查，進一步削弱了信托的風險隔離作用。

法律分析

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基于本案為您做以下法律分析：

1.信托設立動機存疑可能導致效力被否定

家族信托的有效性以“合法目的”為前提。許家印家族信托的設立時間與恒大債務危機爆發時間高度接近，且設立后恒大迅速出現償債能力惡化，符合“債務臨近時突擊轉移資產”的典型特征。根據司法實踐，若法院認定信托設立旨在規避已知或可預見的債務，可能依據“惡意損害債權人利益”規則撤銷信托，或認定為“通謀虛假意思表示”而宣告信托無效。這種情況下，信托財產將回歸委托人責任財產范圍，用于清償債務。

2.實質控制權未轉移的“形斷實連”風險

財富隔離的核心是信托財產與委托人的徹底切割，但許家印被指在設立信托后，仍通過關聯方影響信托投資決策、收益分配等關鍵事務，部分信托財產實際仍服務于恒大集團經營需求。司法實踐中，“實質控制”是突破信托隔離的關鍵標準——若委托人通過控制受托人、主導資產處置等方式保留對信托財產的支配權，法院可認定信托未實現真實的資產轉移，進而將信托財產納入執行范圍。上海二中院曾審理的鋼貿企業主信托案中，就因委托人仍實際控制信托房產和資金，最終信托資產被強制執行，與本案情形具有高度相似性。

3.資產獨立性瑕疵削弱隔離效果

信托財產需具備“獨立于委托人固有財產”的特質。若信托財產來源與委托人關聯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相關，或資產轉移過程中存在關聯交易非公允性問題，將直接影響資產獨立性。本案中，部分信托資金被指來源于恒大集團內部的非合規資金調撥或關聯交易溢價，此類資產即便納入信托，也因“來源不合法”或“獨立性不足”難以實現有效隔離，最終可能被司法機關追回。

4.跨境信托面臨的穿透式監管與司法協作風險

許家印家族信托雖設立于境外，但隨著跨境司法協作的深化，境內外法院對“規避債務的跨境信托”的審查標準趨于統一。無論是境內《九民紀要》確立的“實質審查”原則，還是境外司法實踐中的“揭開公司面紗”規則，均會穿透信托的境外架構，聚焦資產實際歸屬與控制權狀態。這種穿透式審查使得境外信托的“避債優勢”大幅減弱，無法成為財富隔離的“法外之地”。

律師寄語

家族信托常被視為高凈值人群實現財富傳承、隔離風險的核心工具，但其“債務隔離”功能并非絕對。以恒大集團實控人許家印的相關情況為例，其家族信托在債務危機爆發后的處置困境，集中暴露了家族信托無法實現有效財富隔離的多重風險。

許家印家族信托的困境印證了一個核心事實：家族信托的財富隔離功能并非絕對，其有效性依賴于合法的設立目的、真實的資產轉移、徹底的控制權切割三大核心要素。當信托淪為規避債務、轉移資產的工具時，無論架構多么復雜、設立于境內還是境外，都難以抵御司法審查與債權人追償。這也提醒高凈值人群，家族信托的核心價值在于合規前提下的財富傳承，而非債務規避的“避風港”。

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對不同法律規定、熱點、案件、裁判文書的梳理和研究，旨在為更多讀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觀察的視角。但需注意，我國并非判例法國家，且司法實踐中不同案例的細節千差萬別，切不可盲目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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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 徐慶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