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胡錫進抱怨“噤聲”

胡錫進老師寫了篇小作文，專門談互聯網上的群體性“噤聲”現象，大意是如今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聲越來越小心，越來越多人成為敏感群體，能少說就少說，“這是互聯網時代公共信息領域的一個損失”。他分析社會寬容度變低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整體氛圍越來越嚴厲，對“瑕疵”的搜索頻密，風險提升；二是互聯網對語言的過度解讀，容易引申和發揮，甚至指向發聲者背后的機構。最后結論自然是主張寬松。

看到這篇文字，我心情有點復雜。胡錫進老師的觀點，有一多半我是不同意的。但對這個人，我又存著一些尊重，因為他始終是個可以對話、討論和交流的對象，他或許會迎合某些觀點，但沒有落井下石，不扣帽子，就事論事，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和態度，甚至比雙方的觀點都重要。因此，即便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也不愿對他個人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辭。

說回他這篇文章，在描述現象的層面，他可謂大膽。社交媒體噤聲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以他的身份來點破，需要一些勇氣，也頗有現實意義。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胡老師變成堂吉訶德，他巧妙地將這種現象歸因為抽象的“整體”，用現象來解釋現象，而不是進一步分析，為什么輿論對“瑕疵”的搜索日漸頻密，什么原因造成對社交媒體內容的過度解讀。

人人自危（噤聲）與人人自覺（嚴苛）是一體兩面，背后的緊箍咒，恐怕胡老師不便也不愿言明。對瑕疵大做文章，對言論過度解讀和引申，古往今來并不鮮見。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在行刑的時候伸長脖子青筋暴出地看熱鬧。袁崇煥被凌遲，百姓拍手稱快，恨不得食肉寢皮。蒙蔽造就冷酷與狂熱，開放與寬容能讓信息流動起來，減少那些瘋狂因子。初始的力，才真正值得警惕。堵不如疏，自然是應對之道，然而從根本上對初始力進行規則明晰，才是開放與寬容的基本保障。

我想起武則天時代的一個故事，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劉祎之、周思茂、郭正一等幾個人在家中飲酒聚會，劉祎之本來是武則天提拔起來的“北門學士”的核心成員，武則天臨朝稱制后更是拜相，擔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不過這哥們對武則天想稱帝這事還有不滿，就在私下飲酒的時候吐槽了幾句，酒席中有個叫張嘉福的人，轉頭就把劉祎之的言論密報武則天。最終處理結果，除了說話的劉祎之被賜自盡，周思茂、郭正一這些一起喝酒的也被殺。如果說吐槽的劉祎之該殺，那一起喝酒的人又有什么罪過。張嘉福一人升官，其他說者和聽者都有罪，這種處理方式宣告了武周朝告密成風、互相監視、道路以目的風氣。試想，張嘉福的告密，大約有三種可能，第一種是告密無效，自然抑制了告密之風；第二種是僅處罰劉祎之，告密之風會盛行，但不會擴大化；第三種就是只要不告就都有罪，告密就成了生存之道。風氣的形成，應該歸咎于下，還是歸責于上，值得深思。

我依然覺得胡錫進可貴，盡管他只是敲邊鼓，至少點出了一些現象。觀察他這些年在輿論生態位的變化，曾經諸多大V已經變成了伏地魔，很多激憤者甚至將槍口對準了胡錫進。可悲的是，最初反對胡錫進老師觀點的人，充其量用不敬的蔑稱，而曾經與他同一陣線的極端網友，如今已經將其視為斗爭對象。一頂頂大帽子壓過來，隱隱然有將胡錫進公知化的傾向。其實，胡錫進還是那個胡錫進，言語溫和，立場偏左，表達精明，即便如此，也因經濟所有制的論述而被安靜了三個月。一個溫和的發聲者，已經無法滿足那些被激起的、充滿斗爭精神的群體。

正因如此，我才一直在呼吁，哪怕觀點不同，也應保護胡錫進。當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化并銷聲匿跡，胡錫進已經成為互聯網世界的防波堤，他也許在跟風，也許在和稀泥，但至少保留了一份體面和寬容，讓不同觀點可以表達。我反對他很多觀點，但我支持他面對社交媒體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就像這篇文章，我承認他在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但他所談論的現象客觀存在，他有關社會寬容的主張也有利于環境改善。他至少知道，“如果一些群體退出了，或者嚴重消極了，只剩下另一些群體在其中活躍表達，那樣的情況一定不會太好，會導致新問題的出現”。無論立場為何，應該有開放寬容的共識，而不是以斗爭和消滅為主旨。胡錫進有表達觀點的權利，他也主張其他人表達觀點的權利。對于構建相對寬容的輿論氛圍，這種“存在”比他的觀點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