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河南農民在日本乘火車時，滿車的日本旅客向他高呼：萬歲

1993年6月11號，大阪關西國際機場的舷梯上，站著個穿藏青色中山裝的河南大叔。

這大叔叫孫保杰，頭一回踏出國門，風紀扣勒得緊緊的，手心里全是汗，本來還琢磨著“異國他鄉可別出岔子”，結果剛下來就被眼前的陣仗整懵了。

鮮花往他懷里遞，閃光燈“咔嚓咔嚓”照著他，一群日本人圍著喊“ばんざい！”，也就是咱們說的“萬歲”。

這聲兒從停機坪飄到候機樓，連坐上去京阪奈的特急列車都沒停。

列車門剛合攏，車廂里那些素不相識的日本乘客，“唰”一下全站起來了，朝著他鞠躬，還在喊“萬歲”。

孫保杰腦子一片空白，只能反復摸兜里那張黑白老照片。

照片上是他爹孫邦俊，旁邊站著個瘦得露骨頭、卻笑得露出八顆牙的日本男人。

說實話，那會兒孫保杰肯定沒琢磨透，這聲“萬歲”不是憑空來的。

它跟48年前河南老家的另一聲“萬歲”，湊成了一段跨半個世紀的故事。

只不過當年那聲“萬歲”，跟現在的熱鬧，完全是兩個味兒。

1945年的黃土坡

1945年8月15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河南南召縣太山廟鎮高莊村時，全村人都瘋了。

破鑼敲得震天響，“中國萬歲”的喊聲混著鞭炮屑，一起飄上黃土坡的天空。

大家都在笑、在鬧，只有孫邦俊蹲在村口老槐樹下，盯著地上一團黑糊糊的東西。

那是個日本敗兵，軍裝破得掛不住肉，渾身都是膿瘡，腦門上還嵌著塊彈片。

孩子們圍著他扔石塊，嘴里罵著“小鬼子”，他也不躲，就把額頭抵在泥里，跟只求死的野狗似的。

孫邦俊看著他，手里的镢頭攥得指節發白，他弟弟就是被日軍炸死的，家里過冬的秋糧也被搶了個精光，這仇擱誰身上都得記一輩子。

我本來想，按那會兒的情緒，孫邦俊說不定真能一镢頭下去。

但后來發現，他舉著镢頭愣了半天，最后還是慢慢放下來了。

就因為那敗兵突然抬頭，眼里沒有兇光，也沒有求可憐的勁兒，只有一種快死了的木然。

孫邦俊后來跟人說，那一刻他突然“看見”了：這人不是“鬼子”，就是個快沒氣的“人”。

他把這敗兵背回了家，自家土墻草頂的柴屋里，妻子張金榮正用野菜疙瘩攪面糊，一看見丈夫背回來個“日本兵”，手里的面盆“哐當”就掉在地上，面粉撒了一地。

孫邦俊沒多解釋，就悶聲說了句“救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就這么著，這日本兵有了個中國名字叫“小門野郎”，有了熱乎的玉米粥，有了能曬著太陽的草鋪，還分走了孫家本就不多的口糧。

老實講，孫邦俊這步棋走得真冒險，他肯定知道，這一救，往后的日子少不了麻煩。

40年的難：罵聲里守著一個“活”字

果然，麻煩很快就來了。

村里人知道孫邦俊救了個“鬼子”，都指著他家門罵“漢奸”，合作社直接扣了他家的工分，那時候農村靠工分換糧食，工分少了，一家人就得餓肚子。

連上小學的孫保杰都受連累，同學追著他喊“小鬼子崽子”，他躲在學校后頭哭，回家還不敢跟爹說。

更難的是小門野郎的病，他腦門上的彈片壓迫神經，一會兒失憶，一會兒說不出話，癲癇還隔三差五發作。

一犯病就口吐白沫，直挺挺倒在水缸邊，孫邦俊得趕緊把他扶起來，掐人中、喂水，忙得滿頭汗。

孫邦俊把給自己準備的棺材木料，改成了小門野郎的病床；把攢著給孫保杰交學費的錢，拿去縣城換治癲癇的苯妥英鈉。

有人看他這么苦，就勸他“扔了吧，扔到溝里算完，省得拖累全家”。

孫邦俊就搖頭，說“他既然沒死在我家門口，我就得讓他活在我家屋里”。

這話聽著簡單，可做起來有多難，怕是只有孫家自己最有體會。

1954年，小門野郎第一次用木炭在墻上畫出歪歪扭扭的“田”字，孫邦俊高興得跑遍全村，喊人來家里喝紅薯干酒——那酒度數不高，可他喝得滿臉通紅，跟中了獎似的。

1962年，孫保杰考上了南召師范，結果因為“家里窩藏日特”被刷了下來。

孫邦俊蹲在門檻上抽了一夜旱煙，煙鍋子滅了又點，點了又滅。

第二天一早，他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雞拎去集市賣了，換了一捆高中課本，塞給孫保杰說“接著讀”。

1981年包產到戶，孫家終于存下兩麻袋小麥。

孫邦俊蒸了一籠白面饃，第一個遞給小門野郎。

小門野郎捧著饃，眼淚“吧嗒吧嗒”往饃上掉，哭得直噎，他還是想不起自己是誰，可“孫”字怎么寫，他記得死死的。

如此看來，孫邦俊這40年的守，沒白費。

小門野郎雖然忘了過去，卻記住了誰給了他活下去的機會。

跨越國界的“情”

1985年，有個日本訪華團去南陽參觀月季基地。

孫保杰聽說這事兒，連夜帶著小門野郎趕去了賓館。

他本來沒抱太大希望，就想著“萬一能幫他找著家人呢”。

結果日方翻譯剛拿出幾張老照片，訪華團里一個白發老頭突然沖過來，一把抱住小門野郎，用日語哭喊“石田東四郎！你還活著！”

這一下，小門野郎的身份才算清楚了。

他真名叫石田東四郎，以前是日軍第39師團的通信兵，1944年在豫西會戰里被炮彈震落山崖，部隊以為他早葬身黃河了。

消息傳回日本，石田東四郎的七個兄妹立馬趕來了中國。

他們到了高莊村，第一件事就是去孫邦俊的墳前。

按日本最鄭重的禮儀，他們跪在地上，額頭貼到泥土里，長跪不起。

孫保杰上前把他們扶起來，只說了一句話：“我父親臨終前交代，‘把人交還給人家，把情留給自己’。”

1993年，日本外務省正式邀請孫保杰訪日。

6月11號那天，他坐的列車從大阪往京都開，車廂里的電視正好在放NHK的特別紀錄片《跨越半個世紀的救贖》。

乘客們看著屏幕，又看看身邊的孫保杰，一下子就認出來了——這就是紀錄片里那個河南農民。

沒有人事先組織，也沒人指揮，車廂里的乘客自發站了起來，朝著孫保杰鞠躬、鼓掌，還喊著“萬歲”。

很顯然，這聲“萬歲”跟1945年黃土坡上的“中國萬歲”不一樣了。

當年那聲是恨的結束，現在這聲是對生命、對善良的敬禮。

孫保杰的行李箱里，裝著爹的遺像，裝著高莊村的一把黃土，還有石田東四郎親手畫的蠟筆畫——畫里一棵中國槐、一棵日本櫻并排站著，樹枝纏在一起，花瓣飄得到處都是。

石田東四郎用顫抖的筆跡寫了一行字：“中國爸爸，日本兒子，一起活著，一起記住?！?/p>

列車往前跑，窗外是京都的嵐山和桂川。

孫保杰想起爹說過的“人這一生，總要信點什么，我信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可嘴角卻往上揚。

說實話，這大概就是善良最實在的樣子——它能被看見，能被喊出來，還能被一代又一代人接著傳下去。

孫保杰回國后，用日方給的慰問金在村里建了所“中日友誼小學”。

校門口的石碑上刻著一句話：“恨可以放下，愛可以長存?！?/p>

每年8月15號，他都會帶著學校的孩子去后山，那里種著一棵櫻花樹和一棵槐樹，跟石田東四郎畫里的一樣。

他會給孩子們講“萬歲”的故事，講他爹怎么救石田東四郎，講石田家人怎么來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