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逼死一位高官后，親歷獄中生活：人性的丑陋暴露無遺

“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這話不是什么名人名言，是我從監獄里聽來的。

說這話的是一個死刑犯，姓劉，五十多歲，比我年長27歲，看守所里的人都叫他“劉局長”。2020年10月一位高官跳河自殺后，我因這特殊原因進看守所的時候，他已經在那里關了8年了。他在等著執行死刑。

關于“劉局長”的出身，我是因有“特殊關照”，被看守所干部帶去抽煙或者是幫忙撰寫一些資料時了解到的：他是山西一個煤老板的兒子，也是名校出身的高才生，年輕的時候曾是當過某縣稅務局的副局長，后因家里破產負債而走上了販毒的道路，2012年被抓捕歸案，最終被判處死刑。

在我的監獄生涯中，這位“劉局長”也算得一個有趣人物。他自稱是個亡命徒，在這次之前已經坐過幾次牢了，還說：“好馬不離槽，好漢不離牢嘛！”這話容易讓人想起《水滸傳》里的那些好漢，尤其容易想起武松。牢房對他們來說就好比江湖上的一家客棧。

當然，現實中的人和書里的人物不是一回事，以“劉局長”近乎孱弱的身體和實際上很小的膽子，哪里會是“大毒梟”呢？他這個“亡命徒”，充其量不過是個“小卡拉米”而已。之所以被判死刑，也不過是被債主逼急了，在無知的情況下“運貨”的量太大罷了。

這位“死刑犯”所說的“犯人格”，從來就沒打算用來表達武松寧吃一百殺威棒也拒不賄賂管營的氣概。后來我琢磨，他要說的主要意思大體上是這樣：做了犯人，就要像個犯人——里面有里面做人的規則，不要把外面那一套帶進來！那意思就是說“都進監獄了，就得把自己的臉撕下來揣褲襠里了！”

原印度總統尼赫魯在回憶監獄生活時曾經說過：“監獄能讓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無遺。”我同意他的這一看法。可惜他沒說為什么會這樣。依我的體會，其原因一多半是因為人到了牢里就覺得所有的遮羞布都是多余的了——一點尊嚴都沒剩下的時候，還遮著丑處干嘛呢？

話說得難聽一點就是，都混到監獄里來了，你就別再“裝”了。又或者可以說得好聽一點：你要是穿著羽絨服進了游泳場，那你就犯規了。我們都崇尚人體美，但大街上的人如果全都裸著，你就會發現好看的身體其實不多，難看的恐怕不少。同理，全裸著靈魂會是什么景觀呢？自己想去吧。

尼赫魯可能另有高見。那沒關系，我說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情況正如“劉局長”所言：“見佛要拜，見官要賴”——進了監獄，吃上了“皇糧”你就別再惦記著自己的人格。所以古時候的中國老百姓以“三代不見官”為榮，那不僅關系到一個家族的清白，也關系到一個家族的尊嚴呀。只要見了官了，尊嚴就必然掃地了。

對了，這“見官要賴”四個字就可以視為“犯人格”的第一準則。怎么個賴法？我有過親身經歷，且聽我慢慢道來。

在入看守所之初，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成天都在擔心違反監規后被罰——差不多成了一種焦慮！罰其實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給你戴上手銬和腳鐐。

這的確有諸多不便，吃飯睡覺且不說，單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夠煩人的。但這些都有辦法解決，而且事出無奈也就不那么難以忍受。

問題在于，你要是不向管教干部認錯求饒，那銬子就不會從你手上拿下來。認錯不難，我們從小到大誰還沒有向老師或領導“誠懇檢討”過自己的錯誤？求饒卻不太容易，因為那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嬌耍賴地求。“賴”字出來了吧？

你也許會覺得撒嬌一詞用得太過，其實不然。借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人生如戲，全靠演技”。犯人不僅要演得很誠懇，更重要的是要演得很可憐。說話要帶著哭腔，尾音要拖長，能擠出兩滴眼淚來則效果更好。話其實就是那么幾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錯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饒了我吧，給我開了吧，我好疼啊，哎喲……”關鍵在于態度，也就是說話的腔調和姿態。要讓對方感覺到你是個弱者，是個早就服軟認輸的弱者。那腔調和姿態有時候會讓人想起挨打的小孩對父母求饒。初來乍到的管教人員會很不習慣：“又來了，又來了！搖頭擺尾的！”時間長了就會反過來，不習慣你不用這種腔調和姿態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想翻天？”不限于求饒，平時犯人和干部說話也是如此，只不過程度稍弱，因而不那么刺目聒耳而已。

我怕這種求饒，畢竟在入獄之前的身份不同，所以有那么幾天我多少有點神經質，翻來覆去地向老犯們求證(問了這個問那個）：“有沒有一直到出獄都沒有戴過銬子的？”

老犯們大概都不屑于回答我，多半只是笑笑，頂多說一句：“你自己等著看吧。”從他們的眼神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沒有人能逃脫這種懲罰。

但我還是不信，因為我抱定了一個錯覺，就是我在看守所不會待很久。盡管里面的人大多是待了兩年以上的，我卻相信我的情況跟他們不一樣，不出兩三個月我就能重獲自由，外面的人一定在幫我想各種辦法，他們不敢真讓我受太多的磨難，他們會怕我扛不住，那時候倒霉的人就不止我一個人了。這兩三個月我小心一些不犯監規不就行了？后來想起來覺得好可笑，我給自己定的時間也太短了一點！

我的焦慮很快就解決了，因為不到半個月，我被以幫忙寫材料為由帶出去抽煙、加餐的特別照顧突然取消了，銬子也已經上了我的身。理由是隨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條。老犯們的說法是，這是有更高層面的“特殊命令”來了，要收拾我了，所以我再小心也沒用。犯不犯監規，根本就不由我、也不由這里的干部說了算。

已然銬上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高知分子的氣節我還是有的，戴銬子的痛苦我還能忍受，一時間我倒輕松起來，反正求饒是不可能的，要是在外面，這些干部根本連見我的資格都沒有，所以我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這時候，那班不屑于回答我的老犯們卻著急了，可著勁地敦促我去向干部求饒——“你不求，這銬子幾時才開得了？”“你不求，難不成要干部來求你？不管你在外面是多大的官，也不管你曾經多么權勢滔天，到了這里，只有低頭！”

他們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種焦慮。聽上去他們是在關心我，但那種焦急卻讓我覺得他們好像是在替干部擔心，擔心干部怎樣才下得了臺。或者說，那種僵局讓他們感到莫名的緊張，從而開始不管干部們平時給我怎樣的優待，我到底有何背景，在深夜對我做出了一些起碼是讀書人難以接受的事情。

我終于屈服于他們半哄半嚇的壓力，開始向干部求饒。雖然我從小學戲劇表演出身，是某985高校藝術學院表演碩士畢業，但此時的我像一個不會演戲的新手，是那么的笨拙；雖然我自小文學素養還算不錯，后來跨專業取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記憶力是非常好的，但此時，我連那些簡單的求饒的臺詞都背不下來。

老犯們就著急地在我身后提詞。結果是他們小聲說一句，我就照著大聲說一句，結結巴巴，語無倫次。那表情就不難想象，要多傻有多傻。

這樣的表演當然不合格，但我居然還再接再厲地表演了十來回，不用說是在同犯們的鼓勵下。十來回也沒什么進步，所以干部每次總是沒聽我說完便扭頭走了。

甚至到最后，有一位干部偷偷告訴我，讓我不用為難自己了，他們也是奉命行事，承受著來自兩方力量的巨大壓力，只能用著最基本的方式對我，并沒有把更加殘酷的方式強加于我，所以就算我求饒了，他們也不敢把銬子給我解開。

當時，按老犯們的看法我本來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銬子，但我那一次卻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下午，我并沒有求饒，當班的干部也就是給我戴銬的那個干部徑自地走來給我開了，什么話也沒說。我想他是厭倦和我這樣缺乏訓練的新手做游戲了。

不管怎么說，老犯們認為不求不開的鐵律這一回也被打破了。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要經歷的一切都得經歷，別人的經驗對你一般并無大用。

我的意思是說，哪怕是在你毫無經驗的地方，你也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為人處世，不能照人家(盡管人家是老經驗）的葫蘆畫自己的瓢。

后來，干部們又輪流帶我出去寫材料、抽煙、加餐，在交談時透露，我在這里讓他們的壓力很大，希望我能理解他們前段時間的做法，我知道自己現在的身份和處境，只能淡然一笑。

不過，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這樣一種求饒表演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進行？為什么就沒有人覺得好笑，像電影花絮里表現的那樣，演著演著就撲哧一下笑出聲來？自己表演時知道，犯人們是不敢笑，可干部們呢？——哦，他們不能笑。久而久之這就成了一種“習俗”，一種雙方都必須維護的“儀式”了。

直到近5年以后，我要離開監獄前一夜，專門找到幾位相處不錯的老干部解惑，才懂得了這種“儀式”的“文化含義”，它體現的是在靈長類動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則——等級低的必須經常用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姿態向等級高的示弱。

犯人與干部之間不存在平等的幻象，不能指望有干部對犯人說“我們之間只是分工的不同”。因此，犯人示弱是天經地義，犯人不當引以為恥。“劉局長”創造一個“犯人格”的概念大約主要是有感于此。不過，如果把“犯人格”就理解為“犯人沒有人格”，恐怕也歪曲了“劉局長”的原意。

據我的觀察，“犯人格”也有它肯定性的內涵。

誠然，入了看守所就不要再惦記在外面做人的那一套，但有一條古老的規則卻被從外面帶進來了，而且還得到強化。那就是，告密是可恥的。

我待過兩個看守和一個監獄共七八個監號，發現每個監號都有不盡相同的行為規則——形成于號子里的人際互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個號子的強者。你高興的話，也可以稱之為“號子文化”。

但是，不得告密卻是一條通則，通行于所有不同的“號子文化”。盡管告密的事實際上總在不斷地發生，卻沒有人敢于理直氣壯明目張膽地那樣做，并且每個人提起告密行為都會表示義憤填膺。

告密者通常被叫作“臭蟲”或“屁巴蟲”，據說有些號子里還發生過集體揍“臭蟲”的事件。只不過我沒趕上。

但我曾目睹一次“鬧事”，起因和結局都與“不得告密”的原則直接相關。

起因是這樣：一位干部來調查號子里一件芝麻大的違規事件是誰干的，但所有人都不吭聲。號子里那一片沉默真會讓人覺得有壓力。那位干部年輕，沉不住氣了：“不說是吧？不說今天下午就都不要吃飯。”甩了這么一句話他就走了。沒想到到了下午開飯時他還動了真格的，就是不讓給我們號子吃飯。

這樣一搞，號子里炸開了鍋，立即齊聲呼喊：“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吃飯！……”不依不饒。這當中當然有人出頭組織。接下來是號子里的人一個一個地被干部提出去，背靠背施壓，要查出誰是“黑手”。我當時每天三頓飯都是去干部辦公室吃，所以沒卷進這樁事，自然也就沒有被叫出去。但我也替他們緊張，獄中“鬧事”可不是鬧著玩的，要上起綱來就有人得付出代價了。

結局卻是出乎我的意料，事情竟不了了之，并且飯菜也照數補發。事后知道，那主要是得益于看守所所長來干預了一下，沒讓把事情往嚴重的方向推。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背靠背”的施壓沒起作用，那天全號子的人都遵守了不告密的規則，要不然至少會有人戴上手銬。考慮到很多人進入監獄的原因都是由于同伙互相揭發的種種故事，大牢里通行這種規則就不能不認為是耐人尋味的了。

要認真說起來原因可能還比較復雜。我認為與“犯人格”有關的一點是：“告密可恥”其實與“見官要賴”是基于同一種認識，就是前面所說的“都走到這一步了，你就別再裝了”。在外面“裝積極”是有所圖，到了里面已然成了壞人，打幾個小報告恐怕于事無補吧？

當然，看守所是個中轉站，沒認真設置鼓勵告密的機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據說在勞改隊就不一樣，單是爭取減刑一條就能鼓勵好多人去立功。所以，有一位副所長曾跟我說：“你這點傲骨就在這里使使還行。以你曾經的所站的位置和特殊情況，到時候去的勞改隊跟很多人不一樣，那里的人曾經都是不得了的人，只怕你的骨頭嫩了點，我勸你還不要太傲的好。”

值得一說的“通則”還有一條，說起來也很古老。

大牢里的饑餓確實令人難熬，畢竟大部分時間都是蘿卜燉白菜，所以在飲食方面的各種狼狽相一般都不會招致嘲笑議論——大家彼此彼此嘛。但還是有底線，太過了的行為也會引起非議。舉例說，你貪饞地舔飯罐菜碗，來來回回地舔上百遍也不會有人說你。但如果你爬到地板上舔灑在上面的湯，就會有人覺得不忍看了，雖然那地板的確擦得比我們現在家居的地板要干凈得多。這條規則的“底線”劃分雖然因號子而異，不過其間隱含的價值取向(借用一個現在流行的用語）卻也是十分一致且得到普遍認可的。

從另一個方面看，事情就會更清楚一些：一個人要是在饑餓面前表現出突出的自制力，那他就會贏得同犯們的尊重，包括那些慣于以強凌弱的“牢頭”們的尊重。我因為在被戴銬子的那16天里，鬧過一次長達5天的絕食，在號子里就憑空地很有威望。號子里的強弱本來主要是憑借體魄來區分，但好些人高馬大的壯漢都會讓著我這個文弱書生。私下里他們還說：“人家跟我們不同，人家是政治犯。”實際上我的案由雖然是涉及到官場上的一些事情，但我坐牢卻絕不是因為政治活動或政治信念，只不過是因為運氣不好而已。至于“絕食”，那就更與政治無關，我完全是為了一個私人目的——能見見我想要見的至親好友。這些他們其實也都明白，可見能夠堅持不吃飯會贏來什么樣的敬意。

我知道，那點敬意其實是出于最后一點尊嚴。

除了以上兩條，依我之見“犯人格”還可以等同一種“修為”。

坐牢要坐到心平氣和的地步，當然也是一種境界。我入看守所那天，號子門一打開，迎面看見十三個人端坐在地板上，在我印象中就仿佛十三尊羅漢，自古以來就坐在那兒等我似的。我當時覺得他們好像有一種道行。后來在交談中了解到，他們這一坐，的確大多已坐了好幾年。有那么幾位安閑篤定，仿佛屁股已生了根——他們不急不忙而且一副無怨無悔的模樣。坐牢的日子本來是一天酷似一天，時間久未見得就經歷多，可日子長了好像也能增加“功力”。老犯們總是要比新犯多一份從容。也不知在光線陰暗的牢房里如何可采得“日月之精華”——有的老犯差不多就成了精。

“劉局長”就有點成精了的意思。他一身江湖氣，卻在牢里成功地扮演了一個智者。年輕人不僅聽他評人論事，還請他分析案情，指點官司。再加上算命詳夢，他幾乎成了號子里的律師加牧師，更正確的說法或許應是訟師加巫師。他在號子里的地位因此就有些特殊，不會像其他身體孱弱的老頭那樣受人欺負。

還有，他站起來總是一只手捂著肛門部位，說是有痔瘡導致脫肛的毛病。據說他自打入獄就這么捂著，一捂就捂了8年。我不相信他真有那毛病，可是8年如一日地捂著肛門也真不容易！有這毛病的好處大概在于，可以不當值值夜班，當然，號子里的死刑犯本就不用值夜班——這一點好處在牢里恐怕算得是巨大利益。我認為他有可能是唯一一個從入獄到被判死刑期間都沒有值過夜班的人，畢竟只要判決沒有下來之前，他是不會有特殊“待遇”的。但我(如前所言）問他時他卻同樣是笑而不答。也許是不想泄漏天機？

凡此種種，都可以視為他坐牢的戰略戰術，他借此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帖。于是就有了坐牢不過是家常便飯的氣派。興致來時他會在號子里來回晃悠，一手捂著肛門，一手打著節拍他就唱開了：“朋友的情義呀，比天還高，比地還遼闊，那些情義我們還記得，朋友的情義呀，今生最大的難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那是不著四五六的唱調，我敢肯定他在外面早已不敢當眾一唱。

總而言之，他那種把牢里當家里、不拿自己當外人的模樣，有時候會讓你覺得他不是被抓進來判了死刑的人，倒像是他耍了個大潑皮硬賴進來的，并且進來后還賴著不走——“見官要賴”在他那里成了大手筆。我替他算了算，2020年10月我入獄時他已坐了8年，對于像他那樣曾是“富二代”后又債臺高筑的人來說，恐怕真等于找到了一個避難所亦未可知。當然不是說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謀劃，我只是在想，他那種變無奈變為無賴的精神怕也真算得是一種精神。

“劉局長”的確是有點文化的，他講過一個故事，我覺得也可以用來說明一些問題。

那故事說，孔夫子當年率眾徒游走四方，飽一頓饑一頓并不怎么風光，是所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有一天又著落子路去一富戶討口飯吃。子路去了，想著孔夫子名氣大，一上來就報明了自己的門庭身份。那邊廂看門人卻冷冷地說：“既是孔夫子的門人，想必很有學問。我寫個字你認認，認得了就管飯，認不得就滾蛋。”說罷就在門上寫了個“真”字。

子路說：“這不就是個‘真’字嗎？”那邊廂的回答卻是：“錯了！”子路百思不得其解，怏怏地回來了，很氣憤地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孔夫子。沒想到孔夫子也說：“你是認錯了。待我親自去認來。”于是他到了那富戶門前，跟那看門人說道：“剛才我那徒弟把字給認錯了，那個字應該念‘直八’。”一頓飯這才弄到了手。

“劉局長”講完這故事后下了一個結語：“這就叫作凡事千萬別認真，要是你認真就輸了，認真了就連孔夫子都得餓肚子。”

有比“劉局長”“修為”更高的，只可惜我沒和他們同過號子。有一位因殺人嫌疑入獄的，整整坐了十年才查清無罪被釋放。在我們那個全亞洲最大的看守所里，他自然是個名人。但他坐牢似乎坐得悄無聲息，沒聽見過他有什么故事在流傳。我估計他要么是孤高自許，要么是老實巴交，當然多半是后者。那是一個農民，默默地坐了十年冤獄，又默默地出獄回到山里。十年的生命好像真成了一段空白。可是十年不吭一聲，不也是一種功夫？

2021年3月，待到我從看守所轉一座關著諸多大人物的監獄后，發覺那里的犯人精(姑妄稱之。人有人精，犯人有犯人精嘛！）就更多一些。

我隔壁號子里就有一位。年紀輕輕，曾是一名懲奸除惡的英雄，后因跟人爭風吃醋打群架致人死亡，我到的時候他已被關押了八年。

由于他一直對抗改造，在關押期間一直戴著腳鐐。每天天不亮放風抽煙擺桶，他總是小跑步經我們門口下樓穿過院子去到水池邊，回來時用一只手端著滿滿一臉盆水，依然是小跑步。只要一聽到那腳鐐清脆如鈴的聲音響起來了，(很有節奏！）人們就會說：“某某某出來了。”

他也是那個看守所里的名人。有一次休息日，我專門找他聊天，說起了他的腳鐐聲，他不無得意地對我說：“這是全監獄最好聽的一副腳鐐，我要天天跑給你們聽。”——敢情全監獄的腳鐐他都戴過？

還有一位傳奇人物，故事就比較多一點。他當時在鑒于已經待了十五年了。我聽見這個數字時竟荒唐地想起小學語文課本里的一篇課文：《三五年是多久？》。那篇課文說，紅軍1934年離開江西去長征時，江西老鄉問紅軍幾時才回來，戰士們回答說就三五年吧。三年過去了，紅軍沒有回來。五年過去了，紅軍沒有回來。三年加五年——八年過去了，紅軍還是沒有回來。一直到1949年，紅軍回來了。屈指一算，是三五一十五年啊！

恰巧這位傳奇人物也是一位軍人。據說曾是云南某邊防部隊的高級干部，因為毒販來往過密而被抓。

十五年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數字，他無需費力就能贏得同犯們的尊重。管教干部們也總是另眼相看，凡事都讓他幾分。人精瘦，眼發藍，這些都不難想象(餓久了人必然精瘦，長期不見陽光眼睛就會發藍）。我沒料到的是，聽說他已然身輕如燕。每天兩次放風抽煙，他總是一個箭步就躥上一米多遠。又聽說在號子里他像個精靈，常常整夜不睡，背靠墻站著搓棉線。搓棉線是號子里打發時光的一種辦法，犯人們自己發明的：用棉絮捻成短紗頭再搓接成長線。搓成的線當然可用來補衣服，但大半是不用的。有人曾一氣搓了二十七米長，出獄后想再試試，結果是連搓成一米長度的耐心都不再有。

我沒問過那位老團長整夜整夜搓成的線到底有多長，只是有一個畫面從此定格在我的記憶里，宛如我親眼所見：一副精瘦的身體斜靠在一面白墻上，發藍的眼睛盯著手中的線，神情專注。手中的線則垂落到地堆積成圈沒有盡頭——他以無限的耐心在等。

這個形象充實了我對犯人的理解，我因此斗膽借用老莎翁的詩句為它做了個注腳：“我們坐牢磨日子，也要磨他幾朝天子幾朝臣！”

2025年9月，我結束了近五年的牢獄生活，重新回到這個自由的世界，愿賭服輸，沒有悔恨，但每一夜讓我睡不著的，仍然是我在獄中親歷的那些人性的丑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本文以第一人稱撰寫，謹以此文送給今日重逢的故人，愿他回歸社會后，能夠好好的生活，多去奉獻，以求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