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維瞻：特朗普真能問鼎諾貝爾和平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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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0月10日，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結果將會揭曉。

臨近公布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表示自己“配得上”這個獎項，并在地區沖突中頻頻斡旋，試圖證明自己是當之無愧的“和平締造者”。然而，其高調宣稱的7筆“停戰功績”卻被外界質疑存在夸大成分，且多是暫時性成果。

此外，近年來諾貝爾委員會頻頻被指在和平獎的決定上政治動機明顯，處處體現對西方價值體系的維護。而特朗普的諸多舉措——包括貶低或退出國際條約與組織、對盟友施行單邊關稅——似乎均與之背道而馳。

特朗普的“和平主義”究竟能否贏得諾貝爾獎青睞，抑或只是注定落空的夢想？

文章認為，特朗普的“和平主義”實際上與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所珍視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南轅北轍。諾貝爾獎委員會更多強調維護西方“自由民主共同體”安全、促進所謂“人權議程”和其他西方政治正確議題。特朗普撤出世衛組織和《巴黎協定》、挑起貿易戰、疏遠盟友，這些做法與和平獎委員會的理念相悖。特朗普的“諾獎夢”恐難以實現。

在作者看來，處在一個價值觀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特朗普的“和平主義”其實更像是美國內部政治斗爭的副產物，而諾獎委員會的選擇則成為了全球話語權博弈的一部分。

孟維瞻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IPP特約研究員

諾貝爾和平獎將在10月10日公布得主，特朗普目前非常著急，正嘗試通過各種辦法獲獎。他今年上任后頻頻推出各種“勸和促談”的外交政策：在中東斡旋停火、游說俄烏談判、勸阻以色列攻擊伊朗，還聲稱要讓印太回歸“貿易與和平”。

特朗普提出的“20點計劃”在內塔尼亞胡的干預下遭遇改動，令參與此前談判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官員十分不滿，相關談判可能得從頭再來。圖源：路透社

然而，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標準并非簡單的“停火即和平”，它更關乎維護一個由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構成的國際秩序。這不僅僅是和平與否的問題，更關系到諸多政治利益。特朗普要想獲獎，難度非常大，幾乎不可能。不過，據說目前特朗普已經發出威脅，如果不能獲獎，就要對相關人士進行制裁，甚至對挪威加征關稅，這或許會改變獲獎結果。

諾貝爾和平獎的初衷是表彰那些“做出最大或最佳貢獻以促進各國人民之間友好、裁減常備軍和舉辦和平會議的人士”。然而，隨著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光譜的變化，和平獎往往被賦予“維護自由民主共同體價值”、“守護人權”、“關注弱勢群體”等新的含義，許多獲獎者甚至不直接參與停火或戰后重建，與“和平”幾乎沒有什么關系。

特朗普自認為是“和平主義者”，但他與諾獎委員會在“和平”概念上的差異顯而易見：他強調結束戰爭、減少美國海外軍事介入，而委員會看重的卻不是這些內容。這種價值偏差，是他獲獎的最大阻礙。

一、特朗普的“和平主義”自畫像

特朗普在2025年就職演說中宣稱：

“我們衡量成功不僅看我們贏得的戰斗，更看我們結束的戰爭，甚至更看我們避免進入的戰爭。”

他希望自己的遺產是一個“和平的、團結的美國”。上任后，他確實在多個熱點地區忙于勸和：

在加沙戰爭中，他提出交換停火方案，告訴以色列“立即停止轟炸”以確保人質安全，并花費了巨大的政治資本推動實現長期和平。

面對伊朗與以色列的緊張局勢，他曾要求以色列推遲對伊朗的打擊，稱自己努力拯救伊朗免于“羞辱和死亡”，希望通過談判推進核協議。

對烏克蘭危機，他向普京施壓，要求盡快結束戰爭，并強調只有烏克蘭總統才能決定領土問題；他還威脅稱，如果談判無進展，對方將付出“嚴重后果”。

在印太地區，他不像前任政府那樣強調遏制中國或煽動臺海、南海沖突，而是在與菲律賓總統會晤時淡化軍事對抗，強調貿易與經濟合作，甚至避免提及三邊軍事演習，被解讀為對中美競爭降溫。

7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親自前往白宮會見特朗普。會談期間，特朗普稱“不介意他（小馬科斯）與中國交好”。圖源：路透社

這些舉措反映了特朗普的外交觀：美國應避免介入無休止的海外戰爭，把資源集中于國內和西半球，并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這在美國傳統“建制派”癡迷于全球戰爭與霸權的背景下顯得另類，因而贏得一些選民的認同。然而，他的“和平主義”并不完全出于崇高理想，更多是“美國優先”的務實邏輯——減少海外負擔、集中資本重建美國，同時不忘在能源和貿易方面為美國謀取利益。

二、美國國內結構矛盾與戰爭資本主義的衰落

如何從美國國內結構的層面理解特朗普的“和平主義”？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通過海外軍事干預和戰爭支撐全球霸權，同時也推動國內軍工復合體的財富增長。艾森豪威爾就曾在告別演講中警告“軍事工業復合體”獲得不正當的影響。

此前，美國的退休將軍在電視上游說援助烏克蘭，其背后有軍火商資助的智庫；國會要員提出把軍費提升至GDP的5%，卻不提這筆巨額預算如何惠及其捐助者；大型防務承包商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投放廣告，游說民眾支持戰機項目。

可以說，“軍事工業復合體”早已成為超越黨派的利益集團，讓美國長期陷于海外戰爭循環。對于華爾街而言，戰爭不僅是擴張美元體系和吸引國際資本的工具，也是為軍工企業創造利潤的來源。

美國“軍事工業復合體”的核心是“鐵三角”——國會、五角大樓、武器承包商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關系。圖源：David Vine / MR Online

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消耗巨大，戰爭資本主義明顯越來越不得民心。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就說明很多民眾希望減少對外戰爭，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挑戰了戰爭資本主義模式。他希望縮減在歐洲和印太的軍事存在，把資源挪回國內。

雖然他的動機可能是為了在西半球重建影響力，但客觀上減少了發動對外戰爭的動因，這與戰爭盈利模式形成沖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建制派和軍工利益集團反對他，他們擔心失去數萬億美元的軍費合同和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前沿。

三、諾貝爾和平獎與“白左”國際秩序

特朗普的種種努力只怕并未打動諾貝爾委員會。他不太可能獲得這個獎項，因為他希望建立的國際秩序與委員會所珍視的國際秩序含義大相徑庭，除非他未來幾天對委員會軟硬兼施。

一位奧斯陸和平研究所負責人指出，他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挑起貿易戰，與盟友翻臉，這些做法與“促進各國友好合作”的諾獎宗旨相悖。另一位委員直言，對和平獎的游說通常適得其反，該委員會習慣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獨立評選，特朗普公開施壓只會招致反感。

從本質上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代表的是一種西方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它認定的“和平”指的是維護西方左翼價值觀和“捍衛自由民主共同體”。特朗普雖然促成停火、減少軍費，卻不愿聽命于這一秩序：他拉攏普京、疏遠歐洲盟友、批判多邊機構，這些都被視為對規則的破壞。

簡而言之，特朗普所希望的和平其實不是他們想要看到的“和平”，甚至南轅北轍。因此，委員會寧可把獎項頒給某個援助機構或國際組織，也不會獎勵一個在他們眼中破壞秩序的“異類”。

諾貝爾委員會成員多為已退任的政治人物，但也有來自學術或民間組織的人士。圖源：路透社

四、特朗普被諾貝爾委員會視為“和平”的敵人

西方自由主義者眼中的“和平”不僅是停火，更是保護“自由民主共同體”的安全。北約東擴、援助烏克蘭、制裁俄羅斯、遏制中國并阻止中國統一，被包裝成“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這些政策的則被貼上“極端主義”的標簽。

德國選擇黨主張削弱歐盟、維護各國主權、停止援烏，被輿論稱為“極右”，但正是他們要求結束戰爭并指責北約擴張。匈牙利的青民盟及斯洛伐克的方向黨很早就希望與俄羅斯達成和平，要求美國牽頭談判，他們強調保護歐洲民眾的生活水平和能源安全。

這種現象顛覆了傳統印象：曾經的“極左”或“自由派”力主擴大戰爭，而所謂“極右”或民粹派反而要求停戰。

因此，特朗普的“收縮主義”在西方主流話語中顯得格格不入。他試圖阻止以色列攻擊伊朗，被自由媒體視為“縱容專制”；他推動俄烏和談，被指責“親俄”；他緩和印太安全、不選邊站，被批評為放棄美國霸權。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特朗普的和平努力無法被解讀為正面貢獻，反而成為挑戰“民主同盟”的罪證。

五、和平獎還是“人權獎”？——雙重標準的諷刺

諾貝爾和平獎近年來頻頻授予人權活動家、環境保護者和其他“政治正確”人物，而不是直接促成停火的政治家、外交官。

例如，2009年奧巴馬在上任短短九個月、尚未完成任何和平事業時就獲獎，理由是他“鼓舞人心的愿景”與“為世界更好的未來創造新氛圍”。然而，奧巴馬后來在阿富汗、也門等七國發動或擴大無人機戰，批準暗殺行動，甚至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指責他的無人機項目威脅國際法。這些事實并未阻止委員會對他頒獎，也從未撤銷他的稱號。

類似的例子還有：

2011年的塔瓦科爾·卡曼，她是一位穆斯林兄弟會的活動人士，當時委員會主席公開表示希望尋找一位穆斯林獲獎者，以“傳遞信息”；

2018年的剛果（金）醫生穆克維格和伊拉克維權者納迪亞·穆拉德獲獎，強調的是對性暴力的關注；

2014年馬拉拉因倡導女童受教育權獲獎。美國學者批評說，諾獎已成為“德性展示”和“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的代名詞。更直率地說，這個獎更適合改名為“諾貝爾人權貢獻獎”或“諾貝爾DEI獎”，才能名副其實地表明其關注點。

Tawakkol Karman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鐵娘子”，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她作為反政府示威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圖源：路透社

最近十幾年，該獎的獲獎者大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物，以至于這個獎越來越乏味。按照西方理念，要想保衛“自由民主共同體”，就不可能奉行和平政策，只能奉行戰爭政策。這就是為什么委員會每年根本找不到既符合西方價值觀又能夠對和平做出貢獻的人。

不僅如此，部分得獎者形成了自我反諷：緬甸的昂山素季在獲獎后致力于推動國家實現穩定、打擊分裂勢力、結束沖突，卻被西方威脅收回和平獎；奧巴馬獲得和平獎后成為美國歷史上在戰爭中任期最長的總統。這讓一些和平研究者質疑，委員會在評選時政治化嚴重，忽視了真正致力于裁軍和和平的人士。

相比之下，特朗普雖然試圖通過外交斡旋減少沖突，卻沒有大規模推廣所謂“人權議程”，也不愿為自由民主輸出支付巨額成本。這種現實主義道路與諾獎委員會的價值觀南轅北轍，自然難獲青睞。

昂山素季因其在緬甸推動民主的努力而于199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因為在羅興亞危機中保持沉默，被指縱容軍方暴行，人權人士和媒體評論員公開呼吁諾貝爾委員會撤銷其獎項。圖源：法新社

六、注定落空的夢與諷刺的結局

綜合上述分析，諾貝爾獎委員會不太可能把和平獎授予特朗普，除非特朗普采取某種措施進行施壓。

一方面，盡管他在多個地區通過談判、施壓和外交努力緩和沖突，客觀上減少了戰爭風險，但他的“和平”不符合諾獎委員會所維護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他撤出多邊機制、批判北約、與“民主盟友”翻臉，這些都被視為破壞國際合作。

另一方面，和平獎的評選越來越傾向于表彰人權倡導、女性教育和氣候正義等“政治正確”議題，這本身與“裁減軍隊、促進國與國友誼”的初衷漸行漸遠。

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稱氣候變化是“有史以來全世界最大的騙局”。圖源：美聯社

諷刺的是，如果諾貝爾和平獎真的改名為“諾貝爾人權貢獻獎”，特朗普或許就不會再惦記它了。他也許仍會為了個人榮譽去游說和施壓，但即使他不能獲獎，大概也不會暴跳如雷。

在這樣一個價值觀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特朗普的“和平主義”更像是美國內部政治斗爭的副產物，而諾獎委員會的選擇則是全球話語權博弈的一部分。或許，這正是當今國際政治的真實寫照——和平已不單是停戰的結果，而是由誰來定義、在何種價值框架下塑造的復雜概念。

*本文作者：孟維瞻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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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校｜劉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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