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以美國總統的身份，代表美國寫好了“自殺遺書”？

她長期研究蘇聯及東歐問題，親眼目睹柏林墻倒塌，對“民主擴展”的歷史進程有著強烈的情感認同。她本人在歐美輿論場中影響力不小，家庭背景也與歐洲聯系緊密。正因如此，當她看到一位美國總統主動調低“民主燈塔”的亮度，反應自然格外激烈。

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并非停留在口頭層面。自**唐納德·特朗普**重新執掌權力以來，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多家承擔對外宣傳功能的機構和媒體，陸續遭遇經費削減甚至項目終止。這些舉措，直接觸動了長期依賴相關體系運作的自由派精英群體。

從特朗普的角度看，這種轉向并非否定美國的基本價值觀，而是對國家資源使用方式的一次重新排序。他并不反對民主、自由這些概念，但他顯然認為，今天的美國被過多不必要的責任和象征性光環拖住了腳步。

回顧特朗普兩次競選總統時的核心訴求，其邏輯始終相對清晰：減少對外消耗，把更多精力用于恢復國內實力。只是在第二個任期，這種傾向表現得更加直接，也更加不加掩飾。

這并不意味著他打算與所有盟友疏遠關系。至少在東北亞方向，他對日本和韓國態度相對溫和。一方面，這兩個國家在安全議題上高度配合美國；另一方面，它們在產業鏈、軍事部署等方面，仍被視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現實工具。

相比之下，歐洲的處境就要復雜得多。當前歐洲經濟增長乏力，工業競爭力下滑，政治上又以特朗普不太認同的自由派力量為主導。《新國家安全戰略》在提及歐洲時，釋放出一個微妙信號：美國更希望看到歐洲大陸上與自身保守派政治光譜接近的力量上臺執政，這樣未來的跨大西洋合作，或許還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

從個人關系上看，特朗普并非無法與歐洲領導人打交道。他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等右翼或保守派人物，反而更容易找到共同語言。真正令他反感的，是那些在政治立場上更接近美國民主黨的歐洲精英。

從這個角度說，美歐之間當前的摩擦，更像是美國內部路線之爭向外部的溢出，而不是美國徹底背棄自身曾經推崇的價值觀體系。

因此，將特朗普的一系列調整簡單定性為“美國的遺書”，多少有些夸張。更合理的理解，或許是美國正在進入一個戰略收縮周期。至于未來何時重新向外擴展，沒有人能給出確定答案。

特朗普選擇的，是一條在他看來“拯救美國”的路徑。這條路是否走得通，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但至少還談不上消極擺爛，更不能輕易斷言是死路一條。

阿普爾鮑姆將這種轉向稱為“單方面的自我解除武裝”，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多年來，美國的對外宣傳確實在全球培養了大量認同者。但反對特朗普的人，或許忽略了一個現實前提：當年美國之所以能夠順利輸出價值觀，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本身處于巔峰狀態。

經濟發達、科技領先、軍力強盛，在這樣的基礎上，再輔以強勢敘事，自然容易形成示范效應。人類社會本就存在“慕強”心理，很少有人會去追隨一個明顯走弱的國家。

而今天的美國，是否還具備當年的吸引力，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如果硬實力持續下滑，卻仍沿用過去那套高成本宣傳模式，效果未必理想，反而可能加劇內外部質疑。

再加上美國財政壓力日益凸顯，與其繼續維持昂貴的外宣體系，不如集中資源修補產業鏈、提升制造能力。這，很可能正是特朗普戰略調整的核心邏輯。

這種做法在邏輯上并不自相矛盾，但它不可避免地觸碰了一些既得利益群體的“飯碗”，因此遭到激烈抨擊，也在情理之中。民主黨人擔憂美國影響力會因此流失，卻未必意識到，沒有硬實力托底的軟實力，本身就難以長期維系。

阿普爾鮑姆尤其無法接受的是，特朗普的報告中幾乎“拒絕承認任何敵人”，無論是中國、俄羅斯，還是朝鮮、伊朗，都沒有被明確列為戰略對手。在她看來，這是對現實威脅的刻意回避。

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將如何具體影響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關系，目前仍有待觀察。但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美國民主黨精英繼續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特朗普，美國國內的政治撕裂，在未來幾年恐怕只會更加尖銳。

而特朗普的這次戰略轉向，本身也并非沒有風險。如果在有限的任期內，未能對美國經濟和產業狀況產生明顯改善——而這一可能性并不低，畢竟四年時間不足以重建復雜的供應鏈體系——那么在2026年中期選舉以及2028年總統選舉中，他的陣營勢必面臨更猛烈的反彈。

屆時，一個硬實力尚未恢復、軟實力又已明顯收縮的美國，或許會對自身前路產生更深的迷茫。這，才是這場爭論真正的懸念所在。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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