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當美蘇兩國在核武器競賽中狂飆突進時,新中國的核事業才剛蹣跚起步,1955年,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搞我們自己的核武器”,這不僅是國防需求,更是民族尊嚴的宣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位年輕的原子能物理學家悄然走進核研究幕后,他在貧瘠的科研土壤中培育出震驚世界的“氫彈之花”,他就是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的于敏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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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錢三強在研究所找到了于敏,此時這位35歲的研究員在核理論領域已經碩果累累,正處于學術生涯的上升期,錢三強非常看好他的潛力,鄭重提出“轉向氫彈原理研究”的請求。這對于敏來說是一個艱巨的挑戰:他要放棄熟悉的領域從零開始,還要接受“斷絕公開學術交流”,但他沒有絲毫遲疑,從此開啟了長達28年的秘密科研人生。
研究原子彈已是攻堅,氫彈領域更是無章可循,并且氫彈聚變遠比原子彈裂變復雜,當時國外對氫彈技術實行最嚴格的封鎖,別說設計圖紙,就連相關的基礎理論資料都難以尋覓。就在這樣的困境下于敏牽頭組建了“理論組”,帶領十余名年輕科研人員攻堅克難,他們用算盤和計算尺反復演算,靠紙和筆構建理論模型,那時他們常常為了一個數據通宵達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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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理論的道路注定布滿荊棘,最關鍵的“氫彈原理突破”成了橫在他們面前的攔路虎,于敏意識到,想要突破氫彈原理,必須找到實現聚變反應的“點火”路徑,因此他帶領團隊系統梳理核反應規律,對數百種可能的物理過程進行逐一推演。有一次,為了驗證一個聚變增益模型,他連續半個月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演算用的草稿紙堆成了小山,手指被鉛筆磨出了厚繭,終于在1964年找到了突破口。
1965年,于敏利用國內僅有的一臺計算機進行關鍵數據驗算,為了搶占機器使用時間,他們常常白天整理數據,晚上通宵演算,當時計算機運算速度有限,一個復雜模型的驗算往往需要幾天幾夜,于敏就守在機房外,一旦機器空閑立刻投入工作。有一次驗算結果與理論推導出現偏差,他帶領團隊連續三天三夜逐行核查公式,最終發現是一個微小的系數計算錯誤,他們及時修正了模型,為后續試驗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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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國用遠超美蘇的研制周期,成功試爆第一顆氫彈,那一刻于敏正守在距離爆心幾十公里的觀測點,當看到時隔兩年八個月后蘑菇云再次騰空而起時,這位向來沉穩的科學家激動得熱淚盈眶。但喜悅過后,他立刻投入到數據復盤工作中,連夜分析爆炸參數,為后續氫彈的小型化、實戰化改進繼續積累經驗。
二十八年的隱姓埋名,讓于敏對家人充滿了愧疚:在孩子的記憶里,父親總是“很忙”,常常數月不回家,即使在家也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寫寫算算,不許外人打擾;妻子獨自扛起家庭重擔,既要照顧老人又要撫養孩子,卻從不多問丈夫的工作。直到1988年于敏的身份公開時,家人才知道他這些年一直在從事氫彈研制這樣的驚天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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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身榮耀,可他從不獨占功勞,而是把成就歸功于團隊,并且在研究過程中,他總是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理論成果,常常把年輕科研人員叫到身邊,逐字逐句修改他們的論文,手把手指導他們進行模型推演。為了打破學科壁壘,他主動對接實驗、工程等領域的專家,組織跨學科研討會,將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緊密結合,在他的帶動下一批年輕人才迅速成長,形成了中國核武器研究的核心梯隊。
氫彈研制成功后,于敏并未停下腳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又帶領團隊投身于氫彈小型化、中子彈技術以及核試驗安全等新領域的研究,當時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堅持每天上班,甚至在住院期間,還把病床當作辦公桌,批改論文、指導科研。晚年他雖然離開了一線崗位,卻始終關注國防科技發展,多次為核科學研究建言獻策,提醒后輩“自主創新是國防科技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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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于敏與世長辭,享年93歲,這位“中國氫彈之父”一生淡泊名利,婉拒了多次獲獎提名的機會,堅持“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他用畢生的科研追求,詮釋了“國之大者”的擔當,他的精神如同核聚變反應般持續釋放能量,照亮著后來者的創新之路,他的貢獻已融入民族復興的基石,成為守護和平的永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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