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梁優，把自由做成了跳海酒館的商業規則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很久之前，我就想寫跳海酒館這個新消費品牌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機會。直到今年9月初，眼看著跳海在擴張，鮮活的業態在生長，我實在按捺不住內心的悸動，給跳海酒館創始人梁優（梁二狗）發去邀約信息。

他一口答應。

9月7日，月全食，我們在昆明暢聊一夜，越聊越興奮，月亮亮了暗了又亮了，圓了缺了又圓了，大戰幾百回合后，終于把我聊趴下。9月8日，我在酒店房間躺了一天。9月12日，跳海Living在深圳市南頭古城開業，我們又在現場碰面。

站在熱鬧之外觀看這一切，我腦海中浮現出跳海酒館的過往。五年時間，它已經在全球開出50家門店。從最初的北京胡同，到杭州、廣州、東京等城市的街頭，品牌一路延展，始終堅持“人是核心”的理念。

跳海Living正是在這樣的土壤里生長而來，也是跳海酒館經驗與理念的延續。與此同時，酒館的版圖還在迅速擴張。參加完Living的開業儀式后，梁優幾乎沒有停歇，9月13日參加完上海的一個活動，就飛往日本東京。9月20日，繼新加坡之后的第二家海外門店在那里開業。

表面上是一場熱鬧的擴張，其實每一次開店都是梁優與孤獨的較量。相比結果，更值得追問的，是驅動他一次次出發的那股力量，以及他的人生經歷與性格是如何塑造了“跳海”。

01

文藝青年去創業

昆明的秋夜總裹著一層濕涼的風，翠湖的水波在暗夜里泛著細碎的光。我踩著石板路拐進翠湖旁邊的一個巷子時，四樓的窗戶還亮著暖黃的燈。那是梁優在昆明的家，一扇能看見湖景的窗，框住了他離開北京后的另一種生活。

爬到四樓時，他已經在門口等我。換鞋，進門，最先撞上的是滿室的“煙火氣”。他把房子重新裝修了一遍，從入口到露臺，墻上、座子上、沙發上擺放著關于電影、書籍、酒水、音樂的一切元素，最顯眼的是客廳中央的熒幕，正播放著他剛剛看完的電影。

我們在露臺坐下。

“怕蚊子嗎？”他穿著短褲，指了指桌子上的驅蚊噴霧，語氣里帶著點北京腔的熟稔，又摻了些西南口音的軟和。

“我也噴一點。”我拿過驅蚊噴霧，噴了一點在腳踝。我們初次見面，卻像多年未見的老友，相互吐露著各自的人生往事，話到深處，兩個人點頭對眼。

故事越來越重，露臺的風涼意越來越沉，蚊香在腳邊冒著青煙。沒人想到，這個如今在昆明翠湖旁喝著酒、寫著書的人，曾離“法官”“律師”的人生軌跡那么近。

2011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的前兩年，他把大部分課余時間放在法律援助上。幫農民工討過薪，幫民辦教師跑過轉正手續，也幫被拆了房子的人爭取過土地權益。

他沒多想，就覺得能幫一個是一個。有個案子印象最深，他們社團前后跑了快一年，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總算幫一位農民工要回58萬賠償款。

可跑的案子越多，他越覺得不對勁：能做的事太少，很多時候明明理在當事人這邊，卻卡在各個環節走不通。

對于一個19歲出頭的大學生來說，心里裝的全是課本里的法治知識，只是，現實里能操作的空間，要比想象中窄太多了。慢慢地，他對法律援助就沒有了興趣，精力反而轉向了另一個更加深刻的話題：這世界到底是怎么轉的？

大學時的梁優 圖源梁優

為了找答案，他先去了廣告公司萬博宣偉實習。他所在小組服務的甲方客戶是寶潔。他每天跟著前輩寫方案、跑活動，也算摸透了公關的流程。

他刷知乎時，看到一條高贊回答，提問是“如何看待公關行業”，回答者是知名網絡博主花總。花總之前在奧美待過，大意說“這行可以洞察很多東西，但千萬記住，那不是商業的本質”。

梁優反復品味，“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就聽進去了，半年后，辭了實習。”

梁優的第二份實習工作選擇去甲方，一家叫作探路者的戶外公司，1999年創立，2009年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在中國國內和全球經營各類專業戶外用品。

他在探路者旗下一個騎行子品牌實習。當時，他正好是中國政法大學萬里自行車協會會長，騎行經歷豐富，得到這個機會挺自然的。

2013年的某天，領導突然喊他去參加一個私人聚會，地點在北新橋的一家自行車酒吧。推門而入，他才知道當晚的主角是張向東。那之前，他讀過張向東寫的書《短暫飛行》，書里記錄著作者在世界各地的騎行經歷，用一個創業者的眼睛打量風景與人情，把騎行、創業與人生感悟編織在一起，帶著某種哲學意味。

張向東沒講太多創業故事，先放了一部叫作《偷自行車的人》的意大利電影。放完后，他對著眾人說，電影里的孩子靠自行車走出小地方，他也是，從陜北小縣城考到北京大學，走南闖北，自行車一直陪在身旁。

他記憶中，那天在場的還有IDG資本熊曉鴿、隆領資本創始人蔡文勝、時尚集團前總裁蘇芒、土豆網創始人王微。融資、上市、投資，這些原本離梁優很遠的詞，在那個晚上全都具體起來，深深刻進了“我幼小的心靈里”。

聚會散場，他腦子里卻凝聚了很多新想法。原來胡同里能開賣自行車的酒吧，原來做創業的人能靠騎車交朋友，原來那些給項目投錢的人，也會坐下來聽人講《偷自行車的人》的故事。

到了2023年7月，電影《長安三萬里》上映，梁優看著銀幕里李白和高適赤裸上身摔跤，摔不動了，兩人躺在地上，汗水、塵土、笑聲一起飛散。他的心猛地一震，笑了出來，低聲對朋友說，王微其實在拍自己。

他想起王微，想起張向東，也想起自己曾經的困惑與渴望。文藝、創業、生活、冒險，所有東西在這一幕里重疊，他忽然明白，這些看似不相干的熱情，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用自己的方式去創造，用自己的規則去生活。

那種沖動和探索的欲望，他曾在更早的日子里就感受到，只是還沒找到合適的出口。當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出來，他沒多想，跟著扎進那波浪潮里。

表面上，他會說是因為“雙創”才休的學，實際上，是先休學，才遇到了“雙創”。

02

“我還是服我爸的”

夜已深，梁優望著那輪月，像望著自己半生走過的路，那些被陰影籠罩的時刻，那些奮力掙脫的瞬間，最終都化作了支撐他往前走的力量。

梁優從小在江蘇鹽城的小鎮長大，高考考到北京，一直都是所謂的“雞頭”。剛進大學時，他想過要走最光鮮的道路，大一大二的成績確實也不差，拿過獎學金。深入了解北京才知道，北京的房價很貴，競爭很激烈。“就在想，法學生最好的就業路子是什么？”

梁優問師兄，師兄告訴他：“投行。”

“為什么？”他追問。

“投行很難進。”師兄答，要進投行，得先考司法考試，再考注冊會計師，最好出國讀個碩士，回來再進中金。

聽上去很有誘惑力，既像公務員一樣體制內，又有百萬年薪。但現實是，他們法學專業根本沒開過高數課，他的數學本來就差。再想出國留學，也沒概念，總覺得“小地方出來的，哪有條件去國外讀書”。

這條路算是焊死了。

他騎上自行車，寄情于山水。大學期間，他騎行了兩萬多公里。有次騎車去拉卜楞寺，看見寺里的僧人坐在墻根曬太陽，手里轉著經筒，跟他在北京看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樣。他忽然明白，不是只有進投行、當律師才叫“出路”，人活著能有很多活法。

騎行中的梁優 圖源梁優

騎行也讓梁優擁有了一份獨特的“成人禮”。18歲前，他沒離開過鹽城，一直走讀，父親是中學老師，管得嚴。大一暑假，他跟父親說：“要從北京騎車回鹽城。”

父親直接不同意，說：“要么我去北京陪你騎，要么就別去。”

梁優跟父親吵：“你跟著，我騎這趟還有什么意思？”

2011年，梁優考上中國政法大學，坐著火車去北京，他以為終于能擺脫父親的控制。可沒過多久，他發現父母注冊了人人網小號，加了他所有的好友，用假名字假頭像，偷偷翻他的動態。他們怕他在北京交了“不好的朋友”，怕他走偏。

“那種感覺，就像你以為逃出來了，轉身又發現身后還跟著一根線。”梁優說。他需要一場真正的“成人禮”，一場能證明自己完全能掌控人生的儀式。

某種意義上，這場反抗是一代人與另一代人的對話。父親堅持的是“土地的邏輯”，穩定、忍耐、向內收攏；梁優選擇的卻是“城市的邏輯”，開放、冒險、向外延展。兩種邏輯注定難以調和，但也正是在這種張力里，一個人才能生長出真正的自我。

他和父母談了很久，最后達成妥協：每四小時報一次平安，其余的事他自己做主。

自行車是借來的，師兄是江西宜春人，前一年暑假剛從北京騎回宜春，在學校論壇發了騎行帖，梁優看到后去找他。他二話沒說，就把車借給梁優。

梁優沒有把出發的消息告訴父母。他從北京出發，途經南京，最終抵達鹽城老家，一共1600公里，“整個腿都是熊貓色，大腿以下全是黑的。”

這場對抗以梁優大獲全勝告終，往后他去任何地方騎行，父母都不再阻攔，“告訴我們一聲去哪兒就行”。

梁優的對抗意識是從高二真正萌芽的。那一年，他第一次觸碰規則的邊界，也第一次感受自己的力量。

他讀的中學推行衡水模式，清晨五點半必須到教室早自習，深夜十點半才準離開教學樓，每月僅放一天假，日子被規訓得嚴絲合縫。早戀是校方明令禁止的紅線，他偏要逾越，悄悄和一個女孩走到一起。

這一幕被同學撞見，照片當天就出現在QQ空間。小鎮圈子小，消息半天傳遍街頭巷尾，熟人遇見父母時眼神躲閃，他放學路上總被背后的指點戳得發緊。

學校要立規矩，父親作為年級主任更要表姿態。沒幾天，“嚴重警告處分”的公告貼滿教學樓，梁優被勒令回家停課一個月。

梁優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循環放著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歌聲里的委屈繞著墻壁轉。

有一天，父親走進房間里來，打了他一耳光。他已經長到一米七幾，比父親高出小半頭，反過來伸手抓住父親，猛地把人按在沙發上。

父親1200度的眼鏡“啪”地掉在地上，鏡片沾了汗水，平日里威嚴的眼睛里滿是震驚與恐慌。

梁優握緊拳頭，準備回擊，看著父親泛紅的眼眶，懸在半空的拳頭，緩緩放下，蹲在地上哭，“我就像獅子一樣咆哮”。

那之后，父子倆幾個月沒說過話，“但我非常確定，要完整地去反抗他”。

父子之間第二次爆發肢體沖突是在2013年初。梁優已經有兩年沒回家過年，在北京待久了，每次回小鎮都覺得別扭，價值觀撞得厲害，心里裝著北京的日子，身體又得應付小鎮的人情，身體和靈魂來回拉扯，讓人難受。

那次回去，父親挺高興，喊了所有朋友，訂了鎮上最好的酒樓最大的桌，坐了十八個人。中午吃飯喝白酒，梁優也跟著喝，氣氛熱熱鬧鬧。散場后，酒樓離家兩公里，父親母親各騎一輛電動車，他要過來開。母親死活不讓，說他喝多了，開車危險。梁優急了，說她才喝多了。

父親和母親是一個立場，說急了，父子兩人在酒樓門口吵起來，“我還來了句京罵”，最后打了起來。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有點像斗獸場上的公牛，周圍全是拿著標槍要扎我的人，哪怕其中有我的父親母親。我不知道自己是野獸還是人，是一個源于心底的東西讓我像野獸一樣咆哮和吶喊。”他回憶說。

母親在旁邊哭，“他們也是小鎮上的名人，我也是小鎮上特別出名的那個孩子”，場面特別尷尬。這一幕當場就被人拍了下來，第二天，視頻在QQ空間傳得盡人皆知。

梁優在家待了兩三天，母親找父親的朋友來斡旋，可父親始終不跟他說話。臨走那天，父親躺在床上不起身，他湊過去說：“爸，我走了。”

父親只冷冷丟一句：“走了就再也別回來。”

那時，從江蘇鹽城到北京還沒通高鐵，梁優坐了一宿綠皮火車。一路上聽趙雷的《開往北京的火車》，全程沉默。

“開往北京的火車讓我感到快樂，但這種快樂是非常復雜的。”梁優說，“我明確地知道我屬于北京，但我父親已經不理我了，而我們之間牽絆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

更大的絕望在2013年底到來。彼時，父親自學法律，只用兩個月就通過了司法考試。看到成績單時，父親開心，梁優心里卻像壓了塊石頭，不管他怎么努力，好像都逃不開父親的光環，都走不出那種“被比較”的困境。

他不想再參與父親設計的人生游戲，索性提交了休學申請。學院同意，家里卻炸開了鍋，爭吵一次比一次激烈。父親是鎮上少有的大學生，手里攥著家族幾代人的希望，也攥著不容置疑的權威，“我爸是一個非常嚴格的歷史老師。”

梁優被當作“作品”來塑造。五歲起，他每周必須背六首古詩詞，只有周日能歇口氣。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初中畢業。他最早對“文藝”的執念，源于少年時的“區分感”。上學時，他總覺得“文藝青年”是能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標簽。別人或許能靠分數考上好學校，但他能完整背下《蘭亭集序》與《滕王閣序》，走在路上、聊起天來，隨口就能拽出幾句詩。可那些童年的清晨與夜晚，總裹著一層喘不過氣的沉重。

中考那年，梁優的分數足夠踏進鹽城最好的中學，他偏要選父親任教的小鎮高中。那所學校已經十年沒出過清華北大的學生，他要做“十年第一人”。原因的一半是少年人的叛逆，想證明自己不用走父親鋪的路；另一半是藏在心底的較勁，想在父親的地盤上掙回一點屬于自己的尊嚴。

全鎮的人都盯著他。父親是年級主任，學校里的老師是叔伯阿姨，他成了眾人眼里的“天之驕子”。

“我們付出幾代人努力，才把你送到北京上大學，不是讓你不上的。”父親憤怒地吼。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梁優委屈地說。

他把父母的微信全部拉黑，持續了大半年，期間的騎行、創業、比賽，他們都不知道，完全靠自己在北京活著。

直到2015年10月，梁優的第一個創業項目被新華每日電訊報道，上了新華社網站，說他是“大學休學創業的典型”，還把他和美國企業家馬克·扎克伯格放在一起比較。

父親看到后，主動添加微信，發過來一句，“你最近過得好像還可以”。

沒有道歉，沒有多余的話，卻像解開了一根系了很久的繩子。梁優盯著屏幕看了很久，父子倆的關系終于慢慢緩和下來，過去大半年似乎什么都沒發生。2016年，梁優回到學校，把畢業論文寫了，順利畢業。

梁優在北京生學習、生活、工作過15年，也遭遇過讓他措手不及的壓力。父親站出來安慰他：“干大事的人，總要經歷一些風雨。”

“那一刻，我還是服我爸的。”梁優笑著說。

03

“黃粱一夢”

休學后，梁優從北京乘火車出發，“買了一張北京到石家莊的硬座站票，帶了一輛自行車、一個帳篷和一堆戶外用的鍋碗瓢盆，一路逃票到了張掖站下車，在張掖的站前廣場上搭了帳篷一覺睡到天亮被火車站保安叫醒。”

“那天張掖的天亮得很早，紅彤彤的云霞染紅了半邊天，赭紅色的山麓被映照得通體發亮。那時的我口袋空空如也，但我雙手握把不停踩踏，目視前方眼神堅定，想給世界撕開一個口子。”他寫到。

騎行途經祁連山和青海湖，最后到格爾木農場摘枸杞，靠打工換生活費。白天在地里曬得脫皮，晚上躺在簡易棚里看星星，去旱廁跟板結的紙巾和蚊蟲一起拉屎，他卻覺得踏實，沒有監督，沒有評判，人生終于完完全全屬于自己。

他從粗獷自由的西北回到北京后，日子并不好過。他在北京住過地下室，潮濕的空氣里飄著霉味；為了省飯錢，去江蘇東臺駐京辦蹭過員工餐；北京交通大學自行車協會的朋友讓他住家里，朋友睡地，他睡床，房間里養著三只貓，倒也多了點暖意。

2015年創業潮來的時候，他進入一家從真格基金融到100萬美金天使輪投資的公司，負責騎行軟件的用戶增長。他發動全國高校騎行圈的人脈，三個月就做了20萬用戶。他發現，原來自己也能做成事，原來CEO也不過比自己大四五歲，如果自己創業是不是也能成？

他在熟悉的領域里找機會。他大學時是學校自行車協會會長，有活動執行、對接各地資源的經驗。他記得有高校騎行圈的朋友做戶外相關的創業，模式是帶年輕人去遠途騎行，只是客單價低、受季節限制，做得很艱難。

梁優盯著“賺錢”和“穩定”琢磨。年輕人客單價低，那什么群體愿意為體驗花更多錢？家長肯定愿意。

當時，市面上的旅游要么傳統跟團、滿是購物，要么簡單粗糙，沒什么新鮮體驗。要是把自己帶騎行隊的經驗改成親子營，既能用上自己的能力，客單價還高，一個人收1800元，一個家庭收5000元。

家長們想要帶孩子玩點不一樣的。他帶孩子去消防隊體驗當一天消防員，只收80塊；跟博物館談合作，把晚上閑置的場館利用起來，讓孩子搭著帳篷夜宿恐龍館、夜宿海洋館，“你們閑著也是閑著，我們帶人來住宿，不損壞東西，只要派個保安看著就行”，就這么把別人用不上的時間和空間，變成了親子游里的特色產品。

可這生意太依賴節假日了。寒暑假最賺錢，但酒店、交通成本也跟著漲；平日里也就周末能做些短途活動，收個幾百塊，甚至幾十塊，忙得腳不沾地，卻總陷在“線下交付”的桎梏里。有次孩子在沙灘上跑，被釘子扎穿了腳；還有回在沙灘露營，半夜被海水淹了，得帶著所有人緊急轉移酒店。

最初做親子游，梁優是帶著一種分享的心情。他希望把自己學到的東西講給孩子們，把在戶外積累的經驗帶給他們，一起去露營、去抓魚，很單純也很快樂。但隨著業務越做越重，越來越像一個旅行社。

梁優在親子游項目中帶隊 圖源梁優

“這讓我意識到線下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梁優說，“它就是苦活累活，無法承載我心中想要做的大事。”

他最終選擇離開。

離開后，他花2000塊在“在行”上約了Mars——那個做過“今夜酒店特價”的明星創業者，想請教怎么能“不被線下交付綁住”。他對Mars的“今夜酒店特價”早有耳聞：每天晚上6點以后，把當晚酒店未被預訂的“剩房”以較低價格賣給用戶，平臺從中抽取傭金。這套思維點醒了梁優。

對話過程中。Mars覺得梁優很不錯，邀請他加入團隊。當時Mars剛從某大廠出來，拿了一筆不菲的美金天使輪，在做“Get”公眾號，主打“線上生活助理”。它是一種“Magic模式”的個性化服務平臺，即用戶提出各種需求（包括低頻、長尾、非標準化的服務需求），平臺上有“天使”（服務提供者）來幫用戶解決這些需求。類似私人助理，但重點在于差異化與“非標服務”。

公司有健身、學英語、親子三個方向。梁優負責親子板塊，主要面向媽媽們，50人的客服團隊三班倒，通過日常對話積累數據；同時，邀請兩位親子專家提煉客服話術，優化服務水平。

他發現，不管是全職媽媽還是職場媽媽，有很多“閑置傾訴欲”。全職媽媽困惑自己的社會價值，想找人傾訴；職場媽媽一邊上班一邊帶娃，滿肚子委屈沒處說。

“這也是我對人開始有理解的時候。”梁優說，她們不是要解決方案，是想有人聽。

靠這種承接情緒的方式，業務逐漸成形。但項目太早，運營策略卡在情感陪伴和AI技術中間，最后公司裁員。

梁優第一次被裁，卻記住了Mars的話：“別陷在效率戰爭里，要做非標。”

離開“Get”之后，梁優玩了一陣，2017年加入Someet，成為市場負責人。Someet是一個鏈接線上與線下的興趣活動平臺，每周全國有300多場活動，類似“體驗分娩疼痛”“假想葬禮”“初雪找愿望”，都是都市青年閑置時間里想玩的非標事兒。

團隊有個角色叫PMA，全稱Product Manager of Activities，也就是活動產品經理。這個角色是開源的、兼職的，有律師、有設計師、有大廠員工。他們白天困在體制和公司里，夜晚卻心甘情愿在四合院里開會、喝酒，幫活動發起人破冰、拍照、熱場，回顧上周的活動，分享經驗和心得。

梁優第一次真切感到，在一個高速運轉的社會里，人們為了“第二身份”、為了與城市擁有更深的連接、為了體驗另一種生活，愿意把周一晚上抽出來，“他們其實是不算賬的，至少不算表面的經濟賬”。

Someet活動中使用的初雪愿望試管 圖源梁優

遺憾的是，Someet一步步從一家承載理想的互聯網活動公司，滑向了更現實的廣告業務，難以成為一個互聯網平臺。梁優已找不到最初的熱情，只能選擇離開，把未竟的念頭留在身后。

梁優再次陷入迷茫。但他在北京創業圈已初露鋒芒，大家都知道這小子能干，只是還在等一個真正屬于他的機會。就在這段徘徊之際，他遇見了一位貴人——同樣做閑置尾貨生意的前輩。他們做了一段時間的留學生意后，決定放棄，轉而進入火熱的聯合辦公賽道。

他們與團隊開發出圍繞聯合辦公室需求的數字服務系統，把語音轉錄、藍牙開門等功能落地到聯合辦公空間里，讓空間的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2018年8月，優客工場以2億估值并購他們，梁優成為“優客工場體系內創業者”，負責社群運營，“社區團購，每天開團，陽光玫瑰只要18塊一斤，哈哈哈哈，每天搞這些。”

整個2018年他都在等待優客上市，每周末招呼朋友到家里喝酒，買貴唱片，聽別致的音樂。當年12月31日，他飛到臺北看陳升跨年演唱會，發了一個朋友圈動態說，“25歲之前該做完的事已經做完了。”

25歲之前，梁優一直在自我確認和懷疑之間徘徊。他看著同學一個個出國留學，一個個成為律師，一個個進了投行。心里知道自己也不差，在學校里一直是優等生，可現實沒有給他任何回應。他甚至把父母拉黑，父母也不理會。他創業多次，每次都沒有好結果，像是在無盡的黑夜里摸索，每一步都孤獨又沉重。

那種感覺，像是一直走在沒有盡頭的隧道里，周圍的人光鮮亮麗，自己卻被困在自我懷疑里。直到有一天，天亮了，他突然笑了。終于，他感受到了一絲尊重。心里一遍遍默念，再等等，再堅持幾個月，自己就可能成為千萬富翁。

遺憾的是，WeWork在美國融資失敗，這一沖擊波及大洋彼岸同類型的優客工場，估值大幅下滑。2020年優客工場借殼在納斯達克上市時，梁優手里的股份從“能在北京買大平層”變成只剩幾萬塊，還欠了70多萬卡債。

“這就是我的黃粱一夢。”梁優回憶道。

04

命運里的落腳點

梁優被70多萬卡債壓得抬不起頭。每個月利息像滾雪球似的往上堆，他只能卡套卡，抱著POS機天天刷，拆了東墻補西墻，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酒館是他心里唯一的凈土，純粹的自留地，他打心底里不愿意把它商業化，總還想留點不沾銅臭的東西。可現實不饒人，要往前走，就得直面眼前的困難，經濟窟窿得填，20多歲的人總不能困在債務里不挪窩。

他翻了翻手里的牌，發現能打的只有酒館。巧的是，之前在他家一起琢磨虛擬貨幣的兩個朋友，聽說他的難處，直接湊了110萬，一個拿了50萬，一個拿了60萬。后來梁優才知道，這倆當年跟他在家喝酒、看著沒什么特別的人，日后身家都到了幾十個億。這份在低谷時遞來的情分，比什么都重。

真要做酒館，梁優很快摸透了門道。

他不做酒的生意，而是做“用空間承載社群與體驗”的生意。在北京，大廠年輕人的日子太單調，除了工作就是睡覺，連點像樣的業余活動都沒有，尤其是頭部互聯網大廠的人，加班到十一二點是常事。但這群人不只是想找個地方放松，他們還需要點“意義”裹在娛樂外面。

在北京待久了，梁優看透了這群人的心思。在北京見面，要是不聊兩句理想，都覺得寒磣。就算心里其實只想著賺錢，也得找個由頭把它包裝一下。尤其是大廠里的人，大多是高學歷，光給他們錢根本填不滿心里的空。他們總得找點意義感，不用多大，一點小念想就夠了。真要讓他們拋開安穩去折騰，他們又不愿意，不然當初也不會進大廠。

2025年1月24日，梁優把跳海酒館開到了新加坡，為了這家店，他往新加坡跑了好多趟。也是在新加坡，他撞見了一輩子忘不了的場景。

2024年3月，萬能青年旅店到新加坡Mediacorp劇院舉辦“Inside The Cable Temple2024亞洲巡演”，唱到“河北師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臺下突然有人站起來；再到“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全場人都站了起來。

梁優心里咯噔一下。在新加坡，起立是多不正常的事啊，連抽煙都得在固定角落，什么事都有規矩框著，站起來就意味著破了規矩。

那天沒人管這些，他看著滿場站著的人，突然明白，這里全是在新加坡流浪的中國人。

他給常駐新加坡的投資人朋友發微信，字里行間全是感慨：太令人震撼了，一堆中國人被迫待在新加坡待著，卻在這兒合唱六千公里外，一個華北工業城市的苦難。

對方正從北京飛新加坡，靠空中Wi-Fi收發消息，沒趕上這場演唱會，只淡淡回：“這沒什么。”

還提了句許知遠新出的梁啟超傳記，說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后逃去日本，末了補了句：“但凡有點想法的人，總得出去看看。”

這話讓梁優不服氣，回了句，“你不能這么冷靜地看待這個事。”

在新加坡待著無聊，梁優辦完工作就想就近轉轉，第二天從新加坡去了馬來西亞的檳城。

馬來西亞檳城（檳州）喬治市城市景觀

一到檳城，他愣了，滿大街都是孫中山紀念館。進了紀念館才知道，1910年11月，孫中山在這兒籌備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里三十多個是檳城人。他對著孫中山的生平年表發呆：這人大半輩子都在漂泊，夏威夷、巴黎、多倫多，一路籌錢籌人，送人回國起義，死了，再去下一個地方接著籌，幾乎每半年就發動一次，敗了再來。

梁優忽然明白，真正扛事的人得有多能熬，才能接住那些托付，鄉親把孩子、把幾輩子的銀子交過來，最后可能連一句交代都沒有。換作自己，怕是早扛不住了。

他想起羅大佑的歌《現象七十二變》，“黃花崗有七十二烈士，孔老夫子有七十二個弟子”。

“我后背發涼。”梁優回憶道，“我意識到了我的命運就是如何看待這片土地，而我自己的命運，從來不是做個生意那么簡單。”

梁優也去過歐洲，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一路往比利時、德國、捷克走。在阿姆斯特丹，他見了不少中國人。他在那兒待了一個多月，每次跟人喝酒，話題總繞不開國內。

梁優忍不住問：“都到歐洲了，怎么還總說國內的事？”

有人笑了，說：“二狗你不懂，我們是一代移民，永遠成不了歐洲人。我們的根在國內，成長、教育、看事情的角度，全是國內給的，想不聊都難。”

這話像塊石頭砸在梁優心里，也讓他忍不住回頭看自己的路。他從江蘇鹽城的小鎮考到北京，如今全國主要城市都有他的跳海酒館，可故鄉鹽城，卻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KPOP業余舞蹈成團活動，在北京跳海stage 圖源梁優

他常問自己：是北京人嗎？不是，再認北京作第二故鄉，也成不了真正的北京人；是昆明人嗎？更不是。去歐洲？去美國、澳大利亞？去東南亞？每一步回望，眼前只有夕陽斜照。

我到昆明見他時，他正在寫一本書。書中是關于他的故事，也不只是他的故事。

那些在歐洲酒桌上聊故土的人，新加坡店里吃餃子的人，北京胡同里聊理想的人，其實都和他一樣，揣著無處安放的根。而跳海，恰好成了這份牽掛的落腳處。在新加坡的英式酒吧群里，它是中國人的松弛角落；在北京的大廠周邊，它是意義感的小容器；在他自己的命運里，它從還債的工具，變成了記錄一群人漂泊的載體。

我跟他聊起“流動性”，說這群人從北京流到深圳、杭州，再到新加坡、歐洲，卻總缺個精神寄托。

梁優說：“這是我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

05

“一猛子跳進來”

2021年深冬12月，深圳南山區海德二道的風里還帶著二十度的暖意，東華假日公寓樓下，一扇曾緊閉一年多的門被重新推開。墻面亮著跳海酒館的燈光，二十個酒頭在燈光下泛著金屬光澤，迪斯科燈球懸在天花板上，門外那只充氣泳池格外惹眼，像是在宣告一場與這座城市“效率基因”的溫柔對抗。

這場對抗的起點，要追溯到五個月前那個因航班延誤催生的決定。

2021年7月底，重慶跳海啤酒節的喧囂剛散，梁優攥著回北京的機票，卻被聯合創始人阿浩的一條消息留住了腳步：“深圳有處鋪子，或許能試試。”

彼時北京飛深圳的航班因延誤可免費退票，他臨時改了行程。落地深圳后，他和深圳團隊在餐桌前敲定了方向，福田的高樓里藏著“聞錢味兒”的酒吧，而互聯網企業扎堆的南山，才是“互聯網民工”們需要的棲息地。

他們把首站選在政府重點打造的南頭古城文化街區。這里本是承載跳海氣質的絕佳之地，可多輪溝通后，商鋪還是失之交臂。梁優帶著遺憾回了北京。

9月，北京的秋意漸濃，梁優終于按捺不住，“開店的事再不提上議程就不行了”。他再次飛往深圳。

這一次，他阿浩選擇用最“笨”的辦法——“網格化掃街”。每天清晨，兩人像兩臺精準的掃地機器人，以路口為界，一寸寸排查街道。

阿浩總說：“能多走10米就多走10米。”

沒想到這句叮囑真的藏了運氣。

那天，他們路過一處綠化帶，阿浩突發奇想：“去旁邊公園看看？”

就是這一步，讓他們在南山書城地鐵站C口的公園附近發現了那扇貼著“招租”的門。推開門，開闊的空間、附贈的庭院，“我們很喜歡。”

更巧的是，商鋪歸山東國資委旗下的東華集團所有，阿浩是山東曹縣人，鄉音一開口，談判氛圍瞬間松弛，不僅租金砍了30%，還爭取到4個月免租期。簽完合同的那天，梁優租了間長租公寓，常駐深圳。

深圳跳海一店開業前正在裝修 圖源梁優

11月1日，施工隊進場，文科生梁優和體育生阿浩成了“人工拍照機”，每天拍工程照片發給重慶的設計團隊。不懂施工細節的兩人常被工人問得發懵，卻看著空蕩蕩的場地一點點有了模樣。

日子一天天靠近平安夜，工期也進入最后沖刺階段。12月21日晚9點，第一個酒頭裝配完成；22日晚7點，第一杯酒從酒頭里流出，泡沫泛著綿密的白；23日，八十斤蘋果堆滿角落，迪斯科燈球亮起時，整個空間突然有了溫度。

12月24日下午4點，衛生干凈了，跳海開門。傍晚六點，平安夜的燈光亮起，路過的年輕人忍不住探頭張望，有人被酒單上熟悉的名字吸引，有人好奇那只充氣泳池，還有人聽見角落里傳來吉他聲，試探著走了進來。

這是跳海落地的第四座城市，也是一座平均年齡25歲的年輕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流程快得像流水線，人們步履匆匆，似乎總在追趕下一個deadline。此前，跳海已經在國內的北京、重慶、廣州等地開設酒館。

回到2019年，當梁優真的準備做一番事業時，他才發現二狗酒館無法注冊，因為這個名字太大眾化了。他隨手嘗試輸入“跳海酒館”，沒想到，這個源自那個夏天縱身一躍的名字竟然順利通過。就這樣，跳海酒館誕生，成為后海夜色里一個熱烈瞬間的精神起點。

2020年，第一家跳海酒館開在北京西城區。鼓樓的朋友多，開店很容易，可梁優想知道跳海的社群感能不能在其他城市生根。

第二家店開在廣州六運小區。剛開始很辛苦，廣州人實在，到店第一句話總是問“有沒有座位”。店員告訴客人，這里有社群，有報紙，有活動，他們搖頭離開。三個月后，店員堅持真心交朋友，才慢慢成了小區最受歡迎的酒館。那一刻，梁優知道跳海可以在陌生城市開出花來。

2021年，梁優團隊在重慶落地，又在年底來到深圳。深圳跳海酒館一店成了一個里程碑，面積一百七十平方米，有兩層樓，首次嘗試咖啡、啤酒、雞尾酒和餐食四個業態。朋友們做的餐食和雞尾酒，很快讓店登上深圳熱門榜第一。

那之后，梁優敢拿更大的店鋪了。

2022年初，北京安定門店開業，三層總面積三百平方米。中間有一棵樹，旁邊是古著店，一樓是啤酒和咖啡，二樓是雞尾酒，天臺還有共享錄音棚。六個業態在同一個空間碰撞，解決年輕人吃喝玩樂和社交的所有需求。開業就拿下大眾點評北京熱門榜第一。

隨后，梁優嘗試“拎包入住”模式。許多業主找到他們合作，按他們的想法把門店裝修好，跳海團隊直接入駐經營。第一家是東四環的跳海Village，五百平的院子，有日式、大理和北京農家院的混合氛圍。春天海棠花開，梨樹下有人彈唱、讀詩、擺攤。每個夜晚，這里像一個小型世外桃源，充滿生氣。

貴州嬢嬢到北京看升旗，在北京跳海Village 圖源梁優

如今，跳海酒館在全球16座城市擁有50家酒館，深圳跳海酒館一店是全球多個城市門店的縮影。因為，這里既承載了跳海統一的運營邏輯和文化理念，又充分回應了城市年輕人的生活節奏與社交需求。

5年開出50家店，看上去是熱鬧與繁榮，但梁優的孤獨在擴張中更為放大。每一個關鍵選擇，都需要他獨自承擔。成千上萬的兼職打酒人，分布在全國的門店社群，背后卻是一種單打獨斗的精神負擔。他明白，真正的責任始終無法分享。

2025年9月12日，跳海多了一個新業態。跳海Living在深圳南頭古城開業，33間客房，最多可容納94人入駐，一樓有跳海酒館、云南米線店、烘焙店、雞尾酒店……它不是單一的酒店或酒館，而是一個以青旅酒店為核心的綜合社區商業體。

開業當天，梁優淹沒在人群中，汗珠順著額頭滑落，舉著手機記錄下舞獅的熱鬧場面，疲憊的臉上偶爾冒出一絲笑意。

看著眼前的場景，他或許會想起第一次來深圳時的陌生。如今，那些曾讓他不適應的“效率感”，反而讓人群聚集的熱鬧更顯珍貴。

跳海不是來改變城市的，而是來為趕路的青年造一片暫時停靠的海。深圳的海在遠處，跳海的海就在這方寸之間，等著更多人“一猛子跳進來”。

06

“有建設性的事情”

因為有父親的強權角色作對比，梁優的成長注定讓他對權力敏感，也讓他天生偏向對平權的思考。這進而塑造了他對組織的管理方式。

大學時，他熱愛騎行。2012年，他成為中國政法大學萬里自行車協會會長，率領車隊環海南島騎行12天，途經東海岸到三亞，再穿五指山區回到海口，全程約800公里。2013年，他評上中國政法大學“十大社團人物”，甚至發起成立了全國高校自行車社團聯盟。

管理時，他不喜歡“家長式”的方式，他希望每個人都能獨立負責一條路線，自己帶人騎行。這樣，社團才會自己成長，每個人的主動性就被充分釋放。

接觸法學后，梁優逐漸有了獨特的思考視角，開始探究人的身份屬性與價值。法學本就繞不開這個核心問題，從法哲學基礎，到亞里士多德、康德、盧梭等思想家的理論，都在剖析“人”的本質、身份定位與價值。學習思考中，梁優發現，當下社會人的身份正變得多元，和傳統商業里的身份界定大不相同。

傳統商業模式以貿易為核心，人與人的商業關系很單一。在商業鏈條中，個體的身份常被簡單定義為“消費者”。雙方分工清晰，商家提供商品或服務，消費者付錢，互動只圍繞“買賣”，沒有更多連接。這種模式的本質是利用地域或資源差異交換，比如把阿拉伯的特色商品引入其他地方，把中國茶葉賣到歐洲，核心邏輯始終是“我有你無”，人的身份也只局限在“買家”或“賣家”里。

股權眾籌的出現，讓梁優對人的商業身份有了新認識。在這種模式下，如果有人想擁有生意股權、成為“股東”，行為邏輯會徹底改變。他不再只是“消費者”，會主動為項目付出更多。

因為，項目成功和自身利益直接相關。這種綁定會讓他從“被動購買”轉向“主動推廣”，不僅自己買，還會推薦朋友買，甚至成為推廣渠道，幫項目拓展客戶、提升影響力。

這一變化清楚證明，當下社會人的商業身份已突破傳統單一界限，呈現“消費者+投資者+推廣者”的多元融合特征，而這種多元性也在重塑新的商業邏輯與合作模式。

梁優當時讀到一個全球范圍內出色的股權眾籌案例，是英國的精釀啤酒品牌釀酒狗BrewDog。

它最出名的產品是Punk IPA，這背后有一種獨特的商業策略。參與股權眾籌的五萬多名股東不僅穿著印有Punk IPA的T恤，還在全球各地幫他建廠、做經銷、開店，使BrewDog迅速成為世界知名的精釀啤酒品牌。

幾年后，美國一家大型PE收購這些股權，早期參與者翻了幾百倍，晚些入場的人也獲得幾倍收益。

梁優看到BrewDog的案例時感到震撼。他意識到自己來自小鎮，不可能一下子拿到VC投資，也不是什么明星創業者，但可以先發動用戶和社區的力量，從基層開始創造機會。這種從社區出發、讓參與者真正參與運營的理念，與他大學做社團社長時培養的組織能力不謀而合。

他甚至把股權眾籌作為大學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但意識到國內風險很高，監管嚴格，容易觸碰法律邊界，所以沒有貿然嘗試。

真正的契機出現在2018年春節，虛擬貨幣突然興起。梁優身邊的幾個同齡人僅幾年時間就積累巨額財富，有的后來去了新加坡、中國香港、日本。他們常來梁優家聚會，討論虛擬貨幣和創新玩法。

那時，梁優剛結束前三次創業，等待第四次創業上市，自己在家開一個小型轟趴場所。

“最開始大家叫我‘二優’，比較中二嘛。”梁優說，后來他養了兩只狗，就改成了“二狗”。

他的酒館也順勢稱作“二狗酒館”。酒館不大，每層約30平米，梁優安裝了三個生鮮啤酒頭，朋友來，每人交一百多塊錢，隨意喝酒。

二狗酒館 圖源梁優

一邊喝酒，他一邊聽他們講虛擬貨幣，他產生一個直覺，每個參與者都可以成為股東、宣傳者、內容創造者，甚至是產品的一部分去運營。而這甚至超越了商業訴求本身，“每一粒沙都有自己的價值”，酒后梁優興奮地喊到。

不同于傳統股權的有限性，Token可以無限擴展。這讓梁優意識到，可以建立一個類似交易所的平臺，而不必依賴IPO，“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命由我不由天。”

梁優的法學背景讓他立刻想到監管問題，國家不可能允許一個沒有約束的場外發行，這種模式因為沒有監管，太容易演變成資本盤，割普通用戶的利益。

他看過歷史，也理解這種模式的規律，早期肯定會有投機行為，但如果發展得當，也會產生真正價值。因此，梁優選擇不走投機路線，而是探索一條創造實際價值的道路。

梁優的策略是專注于運營端，把運營、產品交付和渠道開源，讓參與者成為實際的生產和運營力量。這條路徑讓跳海把用戶、產品和運營緊密結合，形成今天的模式。所以，他相當關注以REITs、RWA為代表的資產開源路徑，并期待有一天能夠合規的把已經“產品和運營開源”的跳海做“資產開源”。

2025年3月，梁優離開北京搬到昆明，租下帶露臺的房子，月租四千元。“北京也就租個主臥”，指尖敲了敲桌面，目光掃過折疊椅。跳海沒有辦公室，工作不需要坐班，行動自由。

梁優在昆明的房子，露臺望去就是翠湖 圖源梁優

相比許多創業者把酒館視為生意，梁優卻常常把跳海談成“秩序”與“自由”。這種帶有哲學意味的表達，讓他顯得格格不入。他不追逐資本的風口，也不熱衷營銷噱頭，而是固執地在問：如何把自由制度化？孤獨感，正是來自他與同代人的距離。

鮮為人察覺到的是，這份自由背后，藏著跳海管理的核心邏輯。我把這種模式稱為“流動總部制”，也可理解為“游牧協作管理”，在數字與身體之間重建去中心化治理。

飛書承載行政溝通、審批和制度，也匯聚業務數據，每筆交易、庫存變動、活動反饋都實時上傳，總部隨時可被調用。每周的會議是在線上完成的，分別有中層會議、市場會議等等，通過線上匯報與批復，解決掉一個個具體的問題。至于公司最重要的中高層團建，脫胎于蘋果的“Retreat”，每年線下舉行一次。

日常的經營中，梁優和聯合創始人不定期奔赴各地門店，傾聽一線員工的故事，確認每家酒館的氣氛與體驗。創始人的身影穿梭各地門店，總部的存在不再依賴辦公樓，而是在每一次面對面交流、每一場夜晚碰杯中，化作團隊共同的文化共識和現場氛圍。

然而，體系的運行離不開人——兼職打酒師、一線全職員工、核心城市主理人——他們的自由空間和約束界限，才是組織高效運轉的關鍵。這就引出了跳海在人力運營上的核心邏輯——先保底線，再爭上限。

跳海簡化了操作底線，打酒設備簡單，任何人都能快速上手，無需依賴特定技藝。每家門店只有少量全職員工，其余崗位由用戶兼職完成。門店低成本人力控制在總營收20%，低于業內平均30%，守住成本底線。

故而，數字業務與巡游文化二者疊加，才構成跳海獨特的管理模式。門店處于半自治狀態，承擔商業運營、文化孵化和數據反饋的重任；創始人巡游維系共識，體系如游牧部落；每個成員既獨立又互聯，總部隨時被召喚又不斷移動。

梁優常說，賺錢只是短期的，建設才是長期的。

從根源上看，他的“建設性”是對過往“無力感”的反叛。跳海也不是簡單的酒館連鎖，而是一種正在生長的秩序。人們在這里自由相聚，自發協作，彼此尊重，把短暫的相逢轉化為可延續的文化和價值。

他的知識分子氣息深刻影響了這一切。法學訓練讓他習慣追問身份與秩序，也讓他敏感于權力與平等。他不滿足于生意的成功，而是要建構一種新的組織方式。

所謂建設性，是讓總部存在于流動的共識之中，讓每家門店在自治中保持聯結，讓個體的主動性匯聚成可以長期延續的路徑。

跳海看似松散，卻不斷有序擴張的原因，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