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對話多孩“生”活｜輪班制育兒的啟示

生育率持續走低，已成為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實。越來越多人問：為什么如今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圍繞這一話題，我和團隊一直持續推動政策改革的呼吁，希望為現狀帶來一些改變。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關注到一些更真實、更具體的群體。譬如，養育一個孩子已讓很多家庭感到吃力，那些選擇生育多個孩子的家庭，又是如何應對的？他們為什么做出這樣的選擇？究竟是什么在驅動他們？

帶著這些問題，從今年年中開始，我陸續與一些多孩家庭展開了對話。這些多孩媽媽、爸爸也非常真誠地與我們分享了他們的故事與切身體會。希望這些記錄能夠為社會提供一份參照，也給正在育兒路上或尚在猶豫的父母一些陪伴與啟發。接下來，我會通過視頻、播客、公眾號文章等形式，陸續把“對話多孩生活”的內容分享給大家。

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國事。養育的背后，是個體的選擇，也是社會共同的命題。

（郭一峰&林朗一家）

在東亞地區傳統家庭分工的敘事里，父親常被視為“養家者”，日常照料更多落在母親身上。過去十多年，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父親深度參與不僅與兒童情緒韌性、社會性與認知發展正相關，也有助于緩解“母職懲罰”、提升家庭性別合作。

帶著這樣的背景，近期我在線上與一對夫妻進行了一場對話，他們是一個實行“輪班制”育兒的三孩家庭，不靠老人、不請保姆、四年主動迎來三個孩子，0—3歲由媽媽全職在家，3—6歲由爸爸辭職接力。我很好奇，這樣的分工是如何執行的？他們又在哪些具體環節遭遇了現實門檻，又有哪些實際訴求？

生娃養娃的苦與樂，聽聽他們怎么說。

一、四年迎接三個孩子

五口之家的爸爸叫郭一峰，媽媽叫林朗。進入對話環節我首先關心的是他們為何在普遍謹慎生育的當下，仍然選擇在四年內主動迎來三個孩子。

他們的答案是：婚后他們受多孩家庭的吸引——看見過5孩、7孩的家，欣賞手足相處的樂趣，于是下定決心“按節奏來”。不是偶然懷孕，也不是外界壓力，而是在理解育兒規律、做好時間與經濟安排之后，明確把四年當成一個生育與撫養的連貫窗口，連續迎接三個孩子，且每一步都在計劃之內。

（一家五口家庭合照）

他們對角色分工也做了前置設計，一開始就把“誰在何時作為主力照護者”說清楚，降低突發摩擦。這種“制度化”的自我約束，使他們在三次分娩與產后恢復期都能有穩定預期，而不是每次臨時重來。在他們看來，“生孩子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對生命也是特別大的益處”。

二、“輪班制”，一個獨特的家庭實驗

順著“如何落地”，我們來看下“輪班制”如何運轉：0—3歲以母親為主，因為這是依戀與安全感快速形成的階段，母乳、作息與高頻應答更適合由媽媽牽頭；3—6歲交給爸爸，由父親用更強的動手能力、穩定的情緒去引導孩子們的規則意識，培養他們的探索精神。

（爸爸郭一峰給孩子們讀繪本）

在執行上，這對夫妻沒有把“輪班”理解成簡單的時間交接，而是圍繞孩子發展節律去做“主/輔切換”：主力方負責白天高頻照護、就醫、親子活動與家務組織，另一方承擔補位與心理支持；每周固定留出半天作“家庭例會”，回顧問題與下周安排，盡量把情緒摩擦轉化為流程優化。媽媽自評自己“執行力強、規則清楚”，爸爸自評“對非原則問題更寬容，但底線一致”，兩人的風格差異，恰好形成了彼此的“安全閥”。

為了讓計劃真正跑起來，他們也預設了職業路徑?；楹?，林朗從事過水下表演（美人魚）與游泳教學等時間更靈活的工作；生育期她轉為全職照護，直至老三滿三歲再回到職場，如今在一家親子餐廳工作。郭一峰原本在軟件公司做設計，為了承接3—6歲這段“爸爸主力期”，他選擇成為全職爸爸。清晰的分工邏輯＋可預期的職業安排，讓他們的家庭管理有條不紊。

三、輪班制帶來的夫妻成長

我繼續追問在這種模式下，會對夫妻關系帶來哪些影響，林朗表示，重返職場后，第一次把通勤、工作排班、工作交付節點與家庭事務放在同一張表上比較，過去那種“想到就能去、想做就能做”的自由被紀律取代，她由此更能體會到丈夫之前的不易。

與此同時，郭一峰成為主力照護者，直觀感受到“家務＋接送”的時間黑洞，剛把屋子收拾好、鍋碗洗凈，又到幼兒園的接娃時間，時間被不斷切片又滿滿當當。為了避免情緒走樣，他們的交接日會簡要列“當天要點”，同時把抱怨留到每周固定的復盤時間。

生活的細枝末節也成了“反饋點”——林朗說，自己每天出門都能穿上“干凈、香噴噴的衣服”，秩序感幫她平衡好職場與家庭；而郭一峰會復盤養育的細節，例如獨自帶三娃外出吃飯、三個孩子輪流去洗手間，他在座位與門口之間來回小跑，等坐回桌前朋友已開始結賬——那一刻他意識到，育兒的體力與心力不比職場輕松。正是這些“復盤時刻”、高頻坦誠的溝通，讓雙方少了指責、多了補位。

（爸爸郭一峰帶孩子的日常）

在各自的成長方面，他們認為是“重排自己的人生價值”。郭一峰坦言，做全職爸爸之前，自己更在意工作績效和外部評價；脫離職場后再回望，發現很多當時放不下的標準并沒有想象中重要，“我找到了人生中更重要的東西”。

四、全職爸爸的挑戰

談到“全職爸爸”的挑戰，郭一峰認為首要問題是社交萎縮。過去有同事與項目網絡，如今更多是幼兒園門口的點頭之交；除了少數老同學，幾乎難以與新的成年人維持穩定互動。線上同伴也難找——全職媽媽有成熟社群，而全職爸爸“相對更少、彼此更難聚攏”。

（爸爸郭一峰帶孩子們戶外活動）

更深的壓力來自社會評價體系。他說，在當下的社會里，“男性成功=收入和職位”，大家自動忽略了“好父親、好丈夫”的日常身份，長輩一句“將來怎么打算”，聽起來像關心，本質上是在提醒你“別偏離那把尺子”。林朗的態度很清醒“把家庭照顧好也是成功”，但她也承認，這種成功“很難被社會立刻看見”。夫妻二人進一步把這種感受概括為“價值反饋延遲”：育兒的成果可能要很多年后才顯現，“當下像是沒有回報、沒有反饋”，于是外界容易誤讀為“你只是停下來了”。

面對這個問題，我在連線里補充了一句我的觀察：社會對男性的認可不只來自“系統”，更來自身邊的人，尤其是女性——如果“好爸爸”被明確納入擇偶與伴侶評價的核心指標，男性在家庭維度的投入就會被看見、被肯定，進而反過來改變那把“只量收入與職位”的尺子。

五、多孩家庭需要更多實質支持

聊完心態與方法，我們討論了現實生活里三孩家庭在社會上面臨的實際困難。

（三個孩子出游照片）

首先是生育環節。以北京為例，目前國家給到的生育津貼是一孩~三孩300元/月，在北京這樣的城市幾乎“激不起水花”。林朗分享到，近年她的產檢費用也在連年上漲，2017年生老大時產檢約6000元，老二超過6000元，到老三已接近9000多元，且幾乎全自費。她的體感是“項目越來越多、越來越‘逃不掉’”?！白再M項目增多＋價格上行”讓愿意多生的家庭感受到壓力在疊加。

其次是公共與商業場景的默認設置，對多孩家庭并不友好。他們提到，日常消費里，團購與親子票普遍只覆蓋“兩大一小”或者“兩大兩小”，極少看到“兩大三小”“兩大四小”的組合，五口之家“很難獲得最優解”。即便用“一大一小×2”來湊，也常受限于產品規則、預約時段、座位安排等現實細節。公共服務中的安全規則也缺乏多孩視角，他們提到在長沙岳麓山乘纜車，現場“一位成人只能帶一名兒童”，夫妻只能一人帶一個，第三個孩子無人可帶，最后還是靠朋友臨時補位才湊齊全家同行。這些小規定，在多孩家庭的組織上，會把時間成本與心理壓力放大。

最后是兒童成長的公共空間與活動供給。在資源相對豐富的北京，免費或低價的公共活動與學習空間仍然偏少，這種情況對多孩家庭的影響更明顯。

六、制度啟示

父職參與育兒的現象，國際社會也有所觀察：

其一，父親的在場度在上升，但與母親仍有顯著“時間差”。基于 CHNS 1991—2015 的測算，中國父親平均每周在兒童照料上的投入約 8.85 小時，母親約 33.26 小時，約為父親的 4 倍；

其二，國際研究對“高質量父職參與”的積極效應已有共識。Pleck（2010）將父職參與拆解為積極互動、溫暖回應、監護與規則、間接照料等維度，強調穩定聯結與在場質量。多國實證也表明，更長的父親照護時間與更低的學齡前行為問題風險相關。

其三，制度設計能夠顯著“激活”父職育兒。以北歐為例，瑞典為每名孩子提供480天帶薪育兒假，其中每位家長各有90天不可轉讓配額，父親使用比例長期在三成左右；冰島將12個月育兒假對半分配（各6個月，其中至少4.5個月不可轉讓），父親休假率常年維持在高位?？梢?，“不可轉讓的男性配額＋充足替代率＋靈活分段使用”的組合，是把父親的時間真正帶入嬰幼兒期的關鍵抓手。

結合這個家庭的真實情況，我們建議：

1.設立并逐步提高男性專屬育兒假配額，參照瑞典與冰島的激勵結構，讓父親從孩子生育養育早期就制度化介入；

2.建設父職友好型職場，引入遠程/混合辦公制度；

3.擴充0—3歲普惠托育供給并降低孕產與多孩養育的直接成本，或實行階梯補貼；

4.在交通、景區、酒店與親子消費環節出臺多孩友好的產品。

我們相信，這些務實的動作會對愿意多生、也能把多孩養好的家庭是切實有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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