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征利”到底對不對？

公元前320年，孟子來到了魏國，此時魏國剛被秦、楚、齊爆錘，魏惠王仿佛看到了救星一樣，向大學問家孟子詢問強國之道。

魏惠王對孟子說：“寡人不才，連年交戰連年敗北，連太子都被齊國擄走了，上將龐涓也戰死了，國家虛弱，宗廟社稷不穩，寡人日夜憂思如焚，還好夫子您來了，您有什么辦法可以利吾國？”

孟子是孔子信徒，他和孔子一樣，都主張仁義治國，他最討厭的就是國君談利，當聽到魏惠王談利的時候，很是反感，他沒好氣的對魏惠王說道：“大王，不能把利掛在嘴邊，如果大王談利，那么卿大夫也談利，卿大夫談利，則庶民也征利，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為人君，有仁義就夠了，何必談利！”

魏惠王聽后，不以為然，他在位數十年，東敗于齊，太子死其手，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談仁義有什么用，他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富國強兵之法。可孟子是個儒學家，只會仁義禮智信那一套，不會富國強兵之法，他跟魏惠王翻來覆去講的都是空泛的大道理，讓魏惠王很是失望，自然沒有對孟子予以重用。

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強者時代，孟子的仁義理論根本沒有市場，因為它不管用，魏國相當于一個重病纏身的病人，亟需見效快的西藥續命，可孟子卻給魏惠王開了十個療程的中草藥，當然不會引起魏惠王的興趣。

在群雄爭立的時代，最有市場的肯定是管仲、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他們的法家學說。管仲相齊，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李悝在魏文侯時期實施變法，魏國就成為戰國強國，魏國大肆開疆拓土，甚至向西從赳赳老秦手里奪取了河西之地；吳起在楚國實施變法，楚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一度大敗魏國，“馬飲于大河”；商鞅的變法最成功，他直接讓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兼并六國，一統華夏；申不害在韓國推行變法，讓戰國時代最弱小的韓國能夠屹立于群雄之間，足見其變法的功績。

只可惜魏惠王時代，沒有出色的法家傳人為其服務，要不然以他晚期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未嘗不能再次使魏國強大。

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區別就是對待“利”的態度，儒家鄙視“利”，認為君子不能談利，只能談仁義，而法家恰恰重視“利”，像商鞅變法，“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直接以利誘民，把秦國男女老少都綁在了耕戰的戰車上，實施“軍功勛爵名田制度”，秦國將士自然奮勇爭先、以死報國，這才讓秦國東出函谷關，大殺四方。

在春秋戰國時代，“上下交征利”肯定是最優解，而孔子孟子的仁義之道則不合時宜，所以孔子和孟子在春秋戰國時代都是落落寡歡，抑郁不得志，周游列國也得不到重用。

但“上下交征利”不是永遠正確，任何一項政策只有因時制宜才能發揮它的作用，在分裂的時代，法家的“上下交征利”是最優解，但到了大一統時代，儒家的“仁義道德”就成了最佳方案，所以自漢朝開始，孔孟學說才找到了它的市場，從而成為封建大一統王朝的立國基石。

那么上下交征利到底對不對？這個也得辯證的看，愚以為，既要爭“利”，把蛋糕做大，也要講”仁義”，公平的分配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