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要來了？工信部明確加強電信領域立法！

地方層面開始自下而上的探索。2014年貴州出臺《信息基礎設施條例》，明確規定市政動遷需補償通信設施；廣東汕頭推進《電信設施建設保護條例》，將通信基站納入城鄉規劃。但這些局部創新，難以解決系統性問題。
有網友說，當中國AI迎來DeepSeek時刻，當"TikTok難民"涌入小紅書，當星鏈衛星劃過中國領空，當無人機改變戰爭格局，我們仍在用20世紀的規則管理21世紀的生態。1954年確立的"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分級管理"方針，仍在指導著5G、AI和量子通信時代的監管。

終于要來了？工信部明確加強電信領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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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信部：加強電信等重點領域立法

9月9日，國新辦舉行“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樂成介紹我國推進行業治理現代化有關情況。

其中第一條就提到要堅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要加強電信、道路機動車等重點領域立法，抓好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立法研究儲備；加強不同層級法規制度立改廢釋，補齊法規空缺，健全法規體系，實現良法善治。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持續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在法治軌道推進新型工業化。

了解電信行業的都知道，加強電信領域立法毫無疑問就是指的是行業期盼45年的電信法。

2025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立法工作計劃，在23件初次審議的法律案名單中，那個被行業期盼了45年的名字——《電信法》依然缺席。它被留在"預備審議項目"的清單里，如同過去五年那樣，繼續著沒有時間表的等待。此時距離1980年郵電部首次組織起草《電信法（草案）》，已經過去整整四十五年。

二、這部法律的難產史，幾乎與中國電信業的發展史等長

1955年，剛成立一年的郵電部著手起草《郵電法》，三年內完成三編38條的修訂稿。但1958年因戰備需要調整電信體制，立法進程中斷。1969年郵電部撤銷，電信系統劃歸軍隊管理，立法工作徹底擱淺。

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1979年恢復郵電部管理體制后，立法工作重新啟動。1980年11月，《電信法》起草工作再次啟動，次年7月完成初稿。誰也沒想到，這部法律的起草會跨越半個世紀。

《電信法》背后牽扯的部門利益之爭，成為阻礙立法進程的核心癥結。如何協調發改委的投資審批權、工商總局的反壟斷監管權、國資委的國有資產管理權、商務部的外資審批權，需要艱難的部門協調。最棘手的是電信與廣電的業務之爭，從手機電視到IPTV的業務管轄定性，兩大體系爭執不下。直到2010年三網融合戰略啟動，矛盾才有所緩和。

但此時互聯網革命已然到來。3Q大戰、十月圍城、滴滴與螞蟻上市風波……技術倫理、資本邊界與公共價值的碰撞，不斷改寫著行業格局，也讓電信立法的復雜度呈幾何級增長。

2003年，《電信法》列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信產部部長王旭東親自擔任起草領導小組組長。2004年7月，15章190條的送審稿報請國務院審議，列入2005年度一類立法計劃，但次年6月未能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這段時間爭議也不斷，比如在《電信法》征求意見中，各運營商的意見很難達成一致：中國移動：堅決反對《電信法》向弱勢運營商傾斜，要求一視同仁；中國聯通：要求對弱小運營商予以保護；中國鐵通：希望開通新業務；中國網通和電信：希望獲得全業務經營牌照。

這一年，有媒體報道了六大障礙阻攔：（一）產業處于培育初期，不確定性強，而立法需要相對確切的知識為依托。（二）經濟社會發展變遷快速，法律必須要經常性調整，否則容易造成法律的滯后。（三）在電信產業改革時期，政企高度合一，無法用“激進”的方式進行體制改革。（四）立法是專業化行為，管制部門對管制企業的信息認知困難，尤其對產業的投資、價格、服務質量、財務等重要信息依據缺乏了解，使管制立法缺乏正確的判斷。（五）行政立法模式是電信立法的最大障礙。（六）既得利益阻礙法律生成。

2013年再次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一類項目，次年卻被調整為第二類"預備項目"。2021年"電信法草案"列入預備審議項目，《"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明確要推動立法工作。但四年過去，依然停留在預備階段。

期間在2019年1月，電信法立法專家組第一次研討會在北京召開。電信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劉多主持會議。工業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梁志峰表示：“電信法已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未來五年是電信法立法的關鍵時期，要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大力推動電信法立法工作。”

回顧電信發展史，立法滯后曾讓中國付出沉重代價。2G時代因標準選擇猶豫錯失先機，3G時代被迫接受TD-SCDMA這一不成熟標準，4G時代才逐漸趕上。在衛星互聯網、量子通信等新賽道，中國不能再重蹈覆轍。

三、權宜之計的《電信條例》承擔了二十六年的過渡期

世紀之交，面對市場化改革和加入WTO的雙重壓力，1999年《電信條例》被緊急提上日程。2000年9月，這部暫行條例頒布施行，成為電信業的核心法規。盡管在2014年和2016年兩度修訂，但二十六年來，暫行條例始終扮演著"臨時工"的角色。

四十五年過去，曾經參與起草的年輕官員已銀發蒼蒼，中國電信業也從當年那個需要"戰備保密"的薄弱行業，成長為擁有全球最大5G網絡、最多互聯網用戶、最強通信設備制造能力的數字大國。但那條通往《電信法》的道路，仍然漫長。

2025年工信部提出加強電信領域立法，恰是對這一困局的回應。在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40%的今天，暫行條例已難以應對AI生成內容監管、算力資源分配、太空頻譜爭奪等新挑戰。部分運營商開始探索基于區塊鏈的頻譜共享模式，科技企業嘗試通過智能合約實現數據流通，這些創新都游走在現有法律邊緣。
站在2025年的歷史節點，當我們目睹無人機配送成為日常、腦機接口開始商用、太空互聯網加速部署，或許更應思考：如何讓法律這個慢變量，跟上技術這個快變量？如何用21世紀的規則，管理下個世紀的生態？這不僅是電信立法的問題，更是整個數字時代治理體系面臨的共同挑戰。

你覺得《電信法》的出臺會解決惡性競爭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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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好5G ：資深分析師｜特約撰稿人｜新媒體專欄作者｜手機評測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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