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徐悲鴻情人孫多慈得知他去世當場暈厥，并為其戴孝三年

1959年六月的紐約，聯合國總部旁的藝術研討會剛開始不到十分鐘，一個東方女教授忽然臉色煞白。會場溫度并不高，卻像突然抽走了她體內所有血液。身旁同事遞來電報——“徐悲鴻病逝北京”。話音未落，她已癱倒在地。她叫孫多慈，六十二歲，自認一生只欠徐悲鴻一句“對不起”。當天夜里，她決定戴孝三年，理由很簡單：“悲鴻把余生畫進了我，我總要還一點。”

回溯三十年前，南京中央大學的畫室油彩味刺鼻，老師與學生同處一室不足為奇，可某一天的棲霞郊游卻改變了兩個人的軌跡。泥濘小道上，高跟鞋陷進土里，孫多慈低頭發窘。徐悲鴻握著畫具，停步等她，“下次穿平底鞋。”語氣像責備，又像關心。那一年，他三十四歲，她二十一歲。旁聽生與教授，原本是兩條平行線，卻因一句半玩笑埋下隱火。

有意思的是，彼時徐悲鴻的家庭表面風平浪靜。蔣碧薇忙于交際，徐悲鴻埋頭作畫，夫妻雙方誰也懶得再遷就對方。裂縫沒聲響，卻在暗處越裂越大。孫多慈出現后，裂縫直接成了鴻溝。

安慶菱湖公園的那場會面常被后人寫成筆記。其實，兩人只說了幾個字。孫多慈哽咽：“如果沒有結果怎么辦？”徐悲鴻捏著她的手腕，輕得幾乎沒有溫度：“等我十年。”十年之約聽來蒼白，可當事人那晚都信了。

徐悲鴻終究不是普通畫匠，他的展覽、講學、外交游說接踵而來。1935年，他短暫回安慶，卻被孫父擋在門外。師生戀在老派名士看來就是丑聞，更別說那位教授已是人夫。孫父一句“莫毀前程”把門關得死死的。不得不說，家長的判斷并非全無道理，亂世中穩定才是奢侈品。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藝術圈人人自危，徐悲鴻遠赴印度以辦展籌糧。那是他名氣最高，卻也最孤獨的五年。站在孟買碼頭，他寫信回國：“多慈，待亂云散盡，再為你畫最后一幅。”信寄到安慶時，孫多慈已離開故鄉，按照父母安排前往上海，與留英歸來的許紹棣通信。她沒回信，因為不知道該說什么——感情投降，理性卻勝了。

抗戰勝利，國共內戰緊跟登場。1948年，孫多慈隨著許紹棣去臺灣，當了師范教授。表面風光，內心卻空了一塊。她把那塊空白留給油彩，卻怎么也填不滿。朋友問起徐悲鴻，她笑，“舊友”。轉身后，她會把畫紙揉成團。

1953年徐悲鴻確診腦溢血，蔣碧薇已離開他的生活，孩子們各奔前程。北京醫院的窗戶朝北，舊松柏在風里晃。護士聽見他昏沉時喊的名字并非合法妻子，而是“多慈”。醫囑記錄不寫這些，歷史檔案也刪去了情字，唯獨床頭小桌，放著兩封發黃的來信。

電報經過國際局的翻譯遲滯六年才送到紐約，才有了孫多慈的暈厥。有人質疑：“為何是1959年才知？”當時大陸與臺灣郵路斷絕，國際信件多靠中轉，延誤常達數年，這在冷戰背景下并不稀奇。她得知消息的那天，臺灣報紙其實早有訃告，只是她人不在島內，又錯過了。

戴孝三年并非戲劇化的噱頭。紐約冬天冷得厲害，她堅持穿素色長裙，衣角配一縷白紗。學生揣測其中緣由，她只說：“尊師。”沒人敢深問。三年后，她把那縷白紗小心疊好，鎖進抽屜，從此不再提。

1975年，孫多慈病危。手術麻醉前，她讓醫生找來鉛筆，艱難寫下“倘若有來生，仍愿學畫”。字跡已顫，卻看不出半點悔意。同年冬，她離世。許紹棣遵囑，將她骨灰盒旁放一本徐悲鴻畫冊，無言地承認了自己婚姻里的第三人存在。

五年后，許紹棣落葉歸根，與她合葬陽明山。墓碑上刻的是“教育家孫多慈”“實業家許紹棣”。沒有“徐悲鴻”三個字，也沒有“師生戀”四個字，卻無法抹去三個人的糾葛。

這一段舊事，總被后人說成民國文人風流。實際上，時代洪流遠比愛情更鋒利。徐悲鴻借畫筆寫意，也被畫筆反噬；孫多慈要愛情，也要生存；蔣碧薇不肯忍讓，于是成全了決裂。誰也沒贏，也都在那場戰役里守住了自尊。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國家動蕩，沒有郵路阻隔，也許1959年的那場暈厥根本不會發生，因為消息會更早到達，孫多慈也就無需遲到的悲痛。遺憾的是，歷史沒有如果。

今天再看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山石棱角硬朗，人物衣袂翻飛。畫面左下角有一處陰影，細看像極了當年的棲霞山路。陰影之外，一縷難以察覺的柔光，仿佛在問：“十年之約，可有人兌現？”答案被塵封在墓碑里，留給觀者各自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