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工業經濟、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資本邏輯下的生存困境與價值平衡

一杯奶茶相當于30個雞蛋，一部最新款手機相當于工人數百小時的勞動，而8200元的巴黎世家“塑料袋”則赤裸裸地揭示了消費時代的符號游戲與身份異化。這世界上，比沒錢更可怕的是對錢沒概念。北大才子劉震云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點一次外賣的錢，能去菜市場買一只雞；吃一頓火鍋的賬單，夠在家吃半個月。這種對金錢感知力的喪失，正是消費主義時代最成功的洗腦成果。

當我們隨口談論“幾十萬都是小錢”，當30萬在許多人口中成為輕飄飄的一串數字時，這個社會已經構建起一套精致的價值扭曲體系。它讓勞動者忽視自身勞動的價值，沉迷于資本精心設計的消費游戲，最終成為工業經濟中的“新窮人”——有缺陷的消費者。

一、工業經濟的演變：從分工全球化到價值剝削

工業革命的到來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亞當·斯密指出，分工的不斷深化、細化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他在《國富論》中描述了制針工廠的例子：一個工人單獨完成所有工序，一天最多生產3根針，而當分工細化后，10個工人每人只負責一小階段，平均每人每天可生產300根針。

這種分工模式大幅提升了生產效率，卻也埋下了勞動異化的種子。斯密冷靜地指出：“基于細密分工的現代經濟體系會對人性造成負面影響：人們的思想受到束縛，以致缺乏高瞻遠矚的能力；教育被輕視，至少被忽視；勇氣幾乎完全消沉。”

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分工體系的演進，成為分工交換網絡的全球化。發達經濟體的很多工序或元部件生產遷移到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鏈分工。中國沿海新興工業區正是拜全球化分工之所賜。然而，這種分工模式卻使得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日益加劇。19世紀歐洲工業化時期，只有特別富有的人買得起昂貴的機器。他們雇傭別人操作機器，形成了 “勞動者與勞動工具擁有者分離” 的局面，這正是資本主義出現的第一個關鍵因素。

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資本家投入100萬生產商品，通過市場交易變為150萬。這多出的50萬是工廠工人通過勞動所產生的價值。然而所有工人得到的勞動報酬總和可能只有5萬元，剩下的45萬元就是被資本剝削的 “勞動剩余價值”。

二、消費主義的興起：身份符號的異化與消費幻覺的制造

隨著工業生產力的不斷提升，社會面臨著商品嚴重過剩的問題。為了解決生產過剩與資本積累之間的矛盾，消費主義應運而生，成為刺激需求、維持經濟擴張的核心手段。

消費主義通過將消費包裝成階級躍遷的捷徑，成功地制造了消費幻覺。資本最擅長的一點就是把“消費”包裝成“階級躍遷”的捷徑。現在流行一種荒謬的邏輯：每天必須喝一杯咖啡，才能配得上“精致生活”；月薪三千的人，硬要貸款買最新款的蘋果手機；節日、生日不買奢侈品，就覺得對不起自己。奢侈品行業將這種符號價值游戲推向了極致。巴黎世家推出的8200元“可折疊托特包”因酷似日常塑料袋引發熱議。這已是品牌第三次因“日常物品奢侈化”站上風口浪尖——從2017年1.4萬元的“宜家同款”購物袋，到2022年1.2萬元的“垃圾袋”包。

這種材質與形式的刻意錯位，彰顯了奢侈品行業“去功能化”的營銷策略——消費者購買的并非實用價值，而是品牌將平凡物品點石成金的符號價值。當普通塑料袋的成本以“分”計算時，8200元的定價本身就成為身份識別的工具。

數據顯示，中國年輕人平均負債高達13萬元，其中六成以上都花在非必要消費上。消費主義成功地讓人們相信“買”就能改變人生，而實際上買到的只是焦慮和透支。

三、新窮人的困境：內卷時代的消費掙扎與身份焦慮

“新窮人”是消費主義時代的特殊產物，他們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缺乏基本生活資料的窮人，而是消費能力不足的有缺陷的消費者。

紐約曼哈頓的奢侈品店里，中國游客排隊購買8200元的“塑料袋”；深圳富士康工廠里，年輕工人日復一日地組裝著他們永遠買不起的智能手機；北京寫字樓中，白領們用30元一杯的咖啡麻痹自己加班的身心。這些畫面共同構成了后工業時代的蒙太奇，揭示著生產與消費斷裂的荒謬性。

消費主義把社會的經濟衰退歸咎于窮人不能消費，指責新窮人沒有能力、缺少道德、不努力工作、吝嗇等，這使得社會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種指責讓新窮人產生恥辱感和壓迫感，進而陷入一個死循環：新窮人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沒收入就沒有消費能力，沒消費能力會被打壓和羞辱，為了生存就得去領福利，在領福利的時候又被逼著去找工作，但是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內卷化成為新窮人面臨的另一重困境。很多人拼命工作，賺到的錢剛好夠支付房租、水電、貸款和日常花銷。為了還清賬單，只能更加努力工作。可物價和開銷不斷上漲，工資卻漲得極慢。結果是越努力，越焦慮。

這就像籠子里的倉鼠：跑得再快，依然在同一個輪子里打轉，永遠走不出去。早出歸、周末加班幾乎成了常態。很多人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晚上十點才能到家，回去只想癱在床上，根本沒時間提升自己。日復一日，身體透支、精神麻木，卻始終沒有突破。

四、國際比較：消費霸權與全球不平衡

消費能力的國際差異揭示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格局。全球消費數據展示著這種斷裂的規模：2025年第二季度全球消費數據顯示，美國居民消費總額飆到21.3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同期數據的2.8倍。這種差距不是來自勞動生產率的真實差異，而是源于美元霸權下的定價優勢和經濟結構差異。

美國人的“花錢如流水”，首先得感謝他們“印錢如印鈔”的經濟結構。華爾街投行2025年報告顯示，美國金融、醫療、法律三大服務業貢獻了GDP的58%，從業者平均年薪9.2萬美元，是中國同行的7倍。

更根本的是美元霸權和全球商品定價權的不平等。蘋果手機在中國賣6999元，到美國標價999美元，按匯率算反而便宜15%；中國出口的T恤國內賣30元，貼個Nike標在紐約賣30刀，利潤翻7倍全進品牌方腰包。美元霸權把全球商品定價權捏成提款機。

然而，美國的消費狂歡建立在巨大的債務基礎上。2024年美國個人儲蓄率跌到4.6%，信用卡債務卻沖到1.4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個家庭欠債1.2萬美元。這種“花明天的錢養今天的爹”的玩法，折射出美國消費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醫療支出占GDP的19%，中國只有7%，可中國人均壽命反超美國2.3歲。這表明中國的內功修煉和社會資源配置更加高效，盡管在消費總額上落后，但在人民生活質量和實際福利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

五、價值平衡路徑：重建金錢概念與自我認同

新窮人的出路不在于更努力地工作或更精明地消費，而在于重新認識到：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名牌包和限量款，而是存款、技能和資產。詩人布羅茨基曾說：“錢是丈量自由的尺度，而非自由本身。”

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蝕和工業經濟的剝削，新窮人需要在身份認同和資本原始積累中謀求價值的平衡。這需要從個人認知和社會行動兩個層面入手。

首先是要識破消費陷阱，重建對金錢的“敬畏感”。在花錢之前，問自己三句話：我真的需要嗎？能帶來實際價值嗎？不買會影響基本生活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拒絕。真正的富人靠的是資產積累，而不是靠炫耀消費。

全球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提出的四大賬戶模型為我們提供了實用的理財框架。該模型將資產劃分為四個賬戶：要花的錢（10%），用于日常消費；保命的錢（20%），用于應對突發情況；生錢的錢（30%），用于投資創造收益；保本升值的錢（40%），用于長期穩健增值。

其次是建立強大的自我認同感，勇于突破羞恥的界限。最關鍵的是，你必須學會自主定義自我價值。外界的觀點——無論是他人、社會還是群體的看法——都是虛幻的。要想真正突破束縛，你必須逐步解構并超越這些強加于你的價值觀念。

對于勞動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獨立生產的能力和可能性。如果不滿足于僅僅依靠販賣勞動力為生，就要盡量從全局視角看清整個公司的生產流程，看懂你的老板是怎么賺到錢的。他的商業模式能否縮小，簡化，成為你一個人就可以實現的閉環，以及為此自己需要學習和積累哪些經驗和技能。

六、結構性解決方案： 面向更公平的經濟秩序

解決新窮人的困境不僅需要個人努力，更需要結構性變革和制度創新。這涉及到產業政策、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多個方面。

在產業布局上，需要打破“中心—邊緣”的空間壓迫。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典型特征，是將絕大多數工業與資源集中于少數沿海或中心城市，形成“虹吸效應”下的空間剝削。這種模式通過剝奪內陸地區的自然稟賦與發展機會，制造了區域發展的極端不平衡。

城市革命的核心邏輯要求工業布局嚴格遵循“能源節約與生產力全面開發原則”。新能源富集區周邊優先布局高耗能產業，既降低能源傳輸損耗，又激活內陸地區的生產潛能。同時，通過全國統一的能源網絡與產業協同規劃，避免“東部透支環境、西部閑置資源”的畸形結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至關重要。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型理論”，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與收入分配差距間的一般關系。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擴大后縮小，形成倒U型曲線。政府應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手段，平滑這一過程，減輕轉型陣痛。

針對福利制度的困境，我們需要避免陷入羞辱性與制造依賴的雙重陷阱。福利制度能滿足社會底層人群最基本的生存，但它會讓新窮人有恥辱感、壓迫感。好的福利制度應該是賦能而非施舍，提供保障而非制造依賴。

對于特殊弱勢群體（如盲人、殘疾人等），需要完善的福利制度去幫扶，保障的尺度還得考慮到他們的生活尊嚴，不僅是生理上的衣食需求。而對于健康的人群，則要鼓勵自力更生和努力拼搏，避免福利滋生懶惰。

結論：

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消費時代，保持對金錢的敬畏不是守舊，而是對自我勞動價值的尊重。它不會讓我們更富有，但能讓我們更自由——從消費主義的幻夢中解脫，在工業經濟的夾縫中，找到作為人的完整性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