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校園今天的關閉潮，會成為許多國家明天的預警嗎？

在日本，每年櫻花紛飛的三月，本是校園里充滿歡笑的畢業季，但在福島縣天榮村的湯本中學，2023年的畢業典禮卻透著難以言說的寂寥——15歲的佐藤和星葵是這所76年校史中學的最后兩名學生，也是最后兩名畢業生。當他們摘下粉紅色胸花時，這所曾經每年畢業50人的學校，正式畫上了句點。而幾乎在同一時間，香川縣丸龜市的小手島中學，也為唯一的畢業生今中章乃舉行了儀式，這所1914年創立的學校，在短暫復課后再次走入歷史。

這樣的場景，正在日本列島不斷上演。“少子化”的持續發酵，不僅讓新生兒數量屢創新低，更直接引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學校關閉潮。從繁華都市到偏遠村落，曾經承載著幾代人記憶的校園，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而其背后，是日本社會深陷人口泥潭的結構性困境。

下圖：2023年3月13日，在湯本中學（Yumoto Junior High School）畢業典禮結束后，該校最后兩名學生（佐藤和星葵）手持畢業證書與家人合影（圖源：今日頭條）

一、生源枯竭：日本中小學關閉潮的規模與圖景

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數據，為這場校園消失潮勾勒出清晰的輪廓：在2002年至2020年的18年間，全國共有8580所公立中小學因生源不足關閉，平均每年約450所。這一數字并非靜態，而是隨著“少子化”的加劇不斷攀升——2023年，僅一年就有252所公立小學和初中關閉，較此前的年均水平進一步提升。

學校關閉的直接誘因，是學齡人口的斷崖式下跌。文部科學省2023年度調查顯示，截至當年5月1日，日本全國小學生人數降至605萬人，同比減少10.2萬，這是該數據連續42年減少；初中生人數317.8萬，同比減少2.8萬，連續兩年刷新最低紀錄。從歷史維度看，這種減少并非短期波動，而是出生率持續低迷的必然結果。日本總務省2023年9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新生兒數量僅為77萬人，再創歷史新低，是1899年有統計以來首次跌破80萬。出生人口的銳減，直接導致十幾年后學齡人口的“斷檔”，校園空寂成為必然。

這場關閉潮的沖擊，在地域間呈現出顯著的不平衡。偏遠地區與小島成為重災區，上述湯本中學與小手島中學的命運頗具代表性。但即便是在相對繁華的地區，學校關閉也并非個例——埼玉縣秩父市一所百年小學，2009年因生源不足關閉。可見，從農村到海島，從近郊到偏遠村落，學校關閉已形成一張覆蓋全國的網絡，而這張網絡的密度，還在隨著出生人口的持續減少不斷加密。

下圖：2023年3月14日，香川縣丸龜市小手島中學（Oteshima Junior High School）為該校最后一名學生今中章乃舉行了畢業典禮，包括島上居民在內的大約50人參加了儀式。此后，這所建立于1914年的學校將再次關閉（圖源：今日頭條）

二、重生與局限：閑置校園的再利用嘗試

大量學校關閉后，如何處理閑置的校舍成為日本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這些承載著社區記憶的建筑，若任其荒廢，不僅是資源浪費，更會加劇地方的衰敗感。為此，日本政府鼓勵地方政府對閑置校舍進行再利用，并提供資金支持。文部科學省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已關閉但未拆除的7400所學校中，74%被重新利用，僅有不到3%計劃拆除。從博物館到水族館，從商鋪到避難中心，這些“退役”的校園正以新的身份融入社區，但這種再利用的背后，仍藏著諸多局限。

歷史建筑的文化轉化是常見路徑。長野縣松本市的開知學校，作為日本最早的現代學校之一，被改造為教育博物館，既保留了建筑的歷史價值，又成為展示地方教育發展的窗口。長野縣木曾市的黑川小學，2022年11月以木制玩具博物館的身份重新開放，將校園空間與地方特色產業結合。群馬縣綠市的花輪小學也采用類似模式，通過“博物館化”讓閑置校舍成為文化地標。這種轉化的優勢在于，學校建筑的結構（如寬敞的教室、禮堂）與博物館功能天然契合，且歷史積淀能增強吸引力。

功能轉化則更注重實用性。埼玉縣秩父市一所2009年關閉的百年小學，2019年經修繕后成為緊急避難中心，同時出租給動漫愛好者作為拍攝場地，既發揮了公共服務作用，又通過商業租賃創造收益。埼玉縣另一所2009年關閉的蘆久保小學，被改造成活動用地，2022年通過出租獲得20萬日元盈利。高知縣將一所學校的游泳池改造成專門飼養烏龜的水族館，三重縣則把教室改成售賣黑膠唱片的商鋪，這些改造都試圖將校園空間與社區生活需求結合。

更具創新性的嘗試是“產業融合”。茨城縣行方市一所廢棄學校被改造成農業休閑公園，人們可以在此購買農產品、學習烹飪，還能參觀以當地特產紅薯為主題的博物館。這種模式將校舍轉化為地方產業的展示與體驗平臺，試圖為衰敗的地區注入新活力。

下圖：茨城縣行方市一所廢棄學校內的部分校舍被改造成紅薯博物館（當地特產），里面陳列著日本歷史人物的人體模型（圖源：今日頭條）

然而，這些再利用案例的光鮮背后，依然隱藏著難以回避的局限。日本地方官員坦言，74%的再利用率“并不盡然”——大部分學校僅實現部分設施的利用，而非整體活化。如某所學校可能僅開放禮堂作為社區活動中心，其余教室仍處于閑置狀態。改造的高成本是主要障礙，茨城縣行方市的案例就顯示，除了少數成功改造的學校，其他舊校舍因翻新費用過高，最終只能選擇拆除。政府補貼的有限性，讓地方政府難以承擔大規模改造，只能進行碎片化利用。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再利用只能解決“空間閑置”，卻無法逆轉“人口流失”。學校本是吸引家庭定居的核心資源，當校園消失，即便建筑被改造成博物館或商鋪，也難以阻止年輕人帶著孩子離開。一位學生母親的擔憂頗具代表性：“如果沒有學校，人們可能不會搬來這里組建家庭。”這種“學校關閉—人口流失—更難吸引人口”的惡性循環，讓再利用的努力顯得杯水車薪。

三、“少子化”與“老齡化”交織：校園消失背后的社會人口困局

日本校園的關閉潮與再利用困境，絕非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少子化、老齡化與地區發展失衡等多重社會矛盾交織的產物。這些現象的背后，是日本人口結構的根本性惡化，以及由此引發的系統性社會危機。

“少子化”的加速是一切的起點。2022年新生兒數量跌破80萬，不僅是數字的變化，更意味著未來十幾年的學齡人口將持續萎縮。文部科學省的數據顯示，日本15歲以下人口僅1440萬，占總人口的11.5%，較2000年代初減少了400萬。這一比例在偏遠地區更低。“少子化”的根源復雜，包括年輕人經濟壓力增大、婚育觀念轉變、育兒成本高昂等，但直接結果是：支撐學校存在的“生源基礎”正在消失。

與“少子化”相伴的是“老齡化”的加劇。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摩納哥），這種“銀發社會”與“少子社會”的疊加，形成了人口結構的“倒金字塔”——少數年輕人需要支撐大量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使得年輕人自身的婚育意愿進一步被壓制。“老齡化”還導致地方社區活力衰退，商業等配套設施因需求不足而減少，反過來又促使年輕人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向大城市遷移，加劇地方人口流失。當地方人口持續減少，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的維持成本上升，最終因“用不起”而關閉；而設施的關閉，又成為新的人口流失誘因，形成“死亡循環”。

學校在這一循環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對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學校的存在是定居的前提條件。湯本中學關閉后，天榮村將失去初中教育資源，家庭若想讓孩子接受中學教育，要么搬遷，要么長途通勤，這實際上剝奪了家庭留在當地的選擇權。小手島中學的再次關閉，意味著島上若再有孩子出生，家長只能選擇離島求學，小島的“去兒童化”將徹底不可逆。這種“學校消失—家庭離開—社區衰敗”的鏈條，正在日本無數偏遠地區重復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雖能通過吸納外來人口暫時緩解“少子化”壓力，但高房價、激烈的教育競爭反而進一步壓低生育意愿——東京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左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偏遠地區因人口流失導致服務設施減少，更難吸引年輕人，生育意愿同樣低迷。這種“兩頭塌陷”的局面，讓日本的人口問題陷入難以破解的困局。

從根本上看，學校關閉只是日本人口危機的“顯性癥狀”。當一個國家的新生兒數量持續低于死亡人數，當年輕人口不斷向少數大城市聚集，當地方社區因缺乏活力而逐漸消失，校園的消失不過是這種結構性衰退在教育領域的直接呈現。再精巧的校舍改造方案，再完善的地方振興政策，若不能扭轉人口減少的大趨勢，終究難以改變校園持續消失的命運。

日本的今天，或許是許多國家需要警惕的明天。從8580所關閉的公立學校，到“孤獨的畢業生”背后的人口流失，從校舍再利用的努力與局限，到“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雙重絞殺，日本正在經歷一場由人口結構惡化引發的社會變革。這場變革中，校園的消失不僅是教育資源的重組，更是社區記憶的斷裂與地方未來的湮滅。

原創作者：上海產業轉型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嚴含

責任編輯：胡珊毓

策劃審核：夏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