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本加厲，日本要強闖釣魚島；岸田文雄出手，給高市早苗送B計劃

最近東海方向的動靜，就是一出精心包裝過的政治鬧劇，日本地方議會拋出的那份所謂“意見書”，核心動作只有一個——叫囂要登上釣魚島去“設立地址標樁”。

這事兒本身荒誕得離譜，既不是科研考察，也不是民生需要，更談不上什么國際法意義，純粹就是一種低成本、高噪音的政治表演。

而這根所謂的“標樁”也并非是插給大海看的，而是插給日本國內選民看的，是一根情緒引信。

日本右翼很清楚，在現實力量對比早已失衡的情況下，他們根本不可能真正改變島嶼的控制現狀，那就只能在輿論和情緒層面制造“我們在行動”的幻覺。

這種動作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有明確的政治土壤，過去幾年，中日圍繞釣魚島雖然分歧依舊，但在操作層面保持著一種“低烈度、可控”的默契，日本也并非不知道其中的紅線在哪。

現在突然翻舊賬，把冷灶重新點燃，本質原因只有一個——日本國內政治需要沖突，需要對外制造緊張感來轉移內部壓力。

設樁這種事，放在別的國家或許是外交事故，在日本右翼眼里，卻是性價比極高的輿論素材：不用真打仗，不用真負責，只要話說得狠、動作擺得大，就能在國內媒體上刷足存在感。

更關鍵的是，這類動作往往披著“地方自治”“民意表達”的外衣，看似是地方議會在“自作主張”，實則背后離不開中央層面的縱容甚至默許。

地方議會不可能不知道登島的風險，也不可能真指望一根樁子改變主權歸屬，他們真正押注的，是中央政府的“曖昧態度”。

只要東京不明確叫停，這場鬧劇就能繼續往前拱，把球踢給中國，逼對方表態、出手、應對。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這根小小的“標樁”，才會被右翼勢力當成一顆精心埋設的政治地雷。

這場鬧劇之所以被一路放大，離不開一個核心人物——高市早苗，她坐上首相位置，本身就是靠迎合激進民粹、放大對外對立情緒完成的政治躍遷。

60%左右的支持率，看似風光，實則極其脆弱，因為這種支持并不是基于治理能力，而是建立在一種持續的“被威脅感”之上。

只要這種焦慮存在，右翼選民就會抱團；一旦外部壓力消退，她的政治根基反而會松動，所以，對高市來說，克制不是理性，而是風險。

正因如此，面對地方議會提出的登島設樁這種明顯挑釁，她選擇的不是制止，而是含糊其辭、曖昧默許。

這不是失誤，而是算計，只要不明確反對，就等于給了右翼一個繼續加碼的信號；只要事態不至于立刻失控，她就能繼續扮演“對外強硬”的形象。

于是，日本國內形成了一種扭曲的邏輯閉環：對外越強硬，右翼越興奮；右翼越興奮，支持率越穩；支持率越穩，就越敢繼續挑釁。

岸田看得很清楚，日本最焦慮的不是中國的反應，而是美國的冷淡，華盛頓在東海問題上的謹慎與模糊，讓日本極度不安，因為他們心里有數：真要單獨對峙，日本根本耗不起。

所以岸田給出的解法只有兩個字——“綁架”，具體操作也很直白：第一，把中日之間清清楚楚的領土主權問題，強行包裝成“民主對抗威權”，搬到G7、APEC這些國際舞臺上去炒。

第二，持續向美國施壓，制造所謂“低烈度危機”，逼華盛頓站隊，日本的算盤是，只要把事情上升到陣營對抗，美國就很難繼續裝聾作啞，只能被迫把戰略資源和政治承諾往日本身上砸。

這樣的做法就是想把美國強行綁上自己的戰車，一起往前沖，但政治劇本寫得再熱鬧，也繞不開一個現實問題——舞臺之外，真正的力量對比，正在冷靜地等待結局。

日本政客們最大的誤判，在于他們太沉迷于會議室里的地圖和話筒前的掌聲，卻忽視了海面上的真實變化。

如今的東海，早已不是幾十年前那種“象征性存在”的狀態，中國海警的巡航已經高度常態化，不是走過場，更不是臨時應對，而是全天候、制度化的實際管轄。

這意味著一個簡單、但日本人不愿面對的事實：任何試圖改變現狀的動作，都會在第一時間遭遇現實力量的直接回應。

最近中國海警對日本船只的驅離行動，已經給出了最清晰的信號，這不是外交辭令，也不是媒體口水，而是現場執法。

到了那個層面，什么“民主”“價值觀”“國際輿論”，統統派不上用場，起作用的只有航速、噸位、水炮和執法權限。

對日本船只來說，每一次非法靠近，結果都只會是被驅離、被記錄、被反復重申紅線。所謂“登島設樁”，在這種現實面前，幾乎等同于政治自殘。

可主權問題從來不是靠喊口號解決的，而是靠長期、穩定、可持續的實際控制來確認。只要中國海警持續存在，這片海域的規則就不會由東京的議會投票來決定。

所以，這出鬧劇無論怎么演，結局其實早就寫好，日本可以繼續制造噪音，可以繼續在國際場合包裝敘事，但在絕對實力和堅定意志面前，這些操作只會不斷消耗自身的信譽與回旋空間。

鬧得越兇，暴露得越徹底；喊得越狠，現實反差越大，最終留下的，只會是一個越來越尷尬的局面——輿論泡沫破裂之后，迎面而來的，是冰冷而堅硬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