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大家：我妻榮VS王澤鑒

我妻榮：法律構成之“好的技術”不是邏輯上最嚴謹，而是“最能降低裁判成本、提高預見性，并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平滑升級”的技術……

日本民法學者我妻榮教授（1897年4月1日—1973年10月21日）在于1926年發表《關于私法方法論的一點考察》一文，被認為是日本民法學方法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該文有四章主要內容：

第一章 以裁判為中心的考察方法。

他將“裁判”視為法律的中心職能，主張法學研究應圍繞裁判實踐展開，把實現裁判職能作為研究目的。這種方法強調從司法實踐出發，考察法律如何在現實中被適用和解釋，從而避免純粹抽象或概念化的理論推演。

第二章 法律要實現的理想的問題。

他提出法學研究不能僅停留在條文解釋或案例分析，而應追問“法律應實現的理想”。即法律制度的設置和解釋，必須服務于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價值目標，如自由、平等、交易安全等。這一觀點體現了他對法律與社會之間動態關系的深刻關注。

第三章 以社會現象之法律為中心研究的問題。

他強調法律不是孤立的規范體系，而是嵌入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制度安排。因此，法學研究必須結合具體的社會現象，分析法律在實際運行中的作用、局限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這種方法論體現了他對“活法”（lebendes Recht）的重視，即將法律視為不斷與社會互動的“活”的制度。

第四章 法律構成的技術問題。

1.技術問題的定位。

他把“法律構成的技術”置于前述兩大方法論任務——“法律應實現的理想”與“以社會現象為中心的研究”——之后，強調：當價值目標已經確定、社會事實也已查清，剩下的就是“怎樣把結論轉譯成條文、概念和制度”的純技術作業。

2.技術的三項內容。

(1) 概念的取舍與排列：概念的選取必須“緊貼判例發展的真實路徑”，防止為了體系美觀而削判例之足適概念之履。

(2) 規范句法與要件表述：條文應能“在訴訟戰場上”被直接當作裁判規范使用；為此須把社會事實提煉成可操作的要件（Tatbestand），并以“如果—那么”的句式固定。

(3) 制度接口與漏洞填補：承認任何制定法必有漏洞，技術作業必須預留“判例—學說”互動通道：條文用一般條款、準用條款、類型列舉等方式為判例續造留出接口，使法律體系成為“可生長的活體”。

3.技術評價標準。

“好的技術”不是邏輯上最嚴謹，而是“最能降低裁判成本、提高預見性，并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平滑升級”的技術。

其他：“我妻”姓氏衍變

一、起源于地名“吾妻”或“我妻”

“我妻”源自古日本對關東以東地區的稱呼“吾妻”（あづま，Azuma），意為“東國”。這一名稱最早與日本武尊（日本神話中的英雄）的傳說有關：相傳他東征時，其妻弟橘媛為平息海神之怒而投海自盡，日本武尊悲痛地呼喊著“吾妻啊……”，從此“吾妻”成為東國的代稱。

后來，這一地名逐漸演變為姓氏。在鐮倉時代，吾妻郡一度改名為我妻郡，雖然之后又改回“吾妻”，但部分居民因以地為姓，保留了“我妻”這一姓氏。

二、士族傳承與明治維新后的普及

“我妻”并非平民隨意所取，而是士族（武士階層）的姓氏。歷史上，仙臺藩（伊達氏）和米澤藩（上杉氏）的藩士中有不少人姓“我妻”。例如著名民法學家我妻榮就出身于山形縣米澤市，這一地區正是“我妻”姓氏的集中分布區之一。

到了明治維新時期（1868年以后），日本政府為征稅、征兵、戶籍管理之便，強制要求平民取姓。許多原本無姓的平民便以地名為姓，“我妻”也因此在關東地區進一步擴散。

三、中文語境的誤解

在中文中，“我妻”容易被誤解為“我的妻子”，但在日語中，“我妻”（わがつま，Wagatsuma或 あがつま，Agatsuma）現在只是一個普通姓氏。

四、總結

“我妻”這個姓氏的形成，源于日本古代對東國的稱呼“吾妻”，后因地名演變為姓氏，并被士族傳承。明治維新后，隨著戶籍制度的推行，這一姓氏逐漸普及，成為今天日本真實存在的姓氏之一。

王澤鑒：把實體法條文的適用改造成“誰得向誰，依何種規范，請求什么”的公式，即請求權基礎（Anspruchsgrundlage），技術優劣的檢驗標準是司法三段論的“涵攝”是否一次到位……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妻榮教授“法律構成的技術問題”，小編將我妻榮教授的觀點和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王澤鑒教授（1938年6月2日生，1938年-1973年是我妻榮、王澤鑒兩位大師的平行時空）的觀點做比對。

以我妻榮教授“法律構成的技術問題”為基礎，王澤鑒教授的對應觀點：

1.技術即“請求權基礎”的精確構造。

把實體法條文改造成“誰得向誰，依何種規范，請求什么”的公式，即請求權基礎（Anspruchsgrundlage）。

技術優劣的檢驗標準是司法三段論的“涵攝”是否一次到位，避免法官再回頭做二次政策衡量。

2.技術要素的三步曲。

(1) 定義（Definition） ：概念必須“就案定義”，不抄教科書，防止過大或過小。

(2) 要件（Tatbestand） ：每個要件都要能對應到可驗證的事實；一個要件解決一個價值沖突，避免重覆評價。

(3) 法律效果（Rechtsfolge） ：效果須與要件在同一規范層面完成，反對動輒遁入誠實信用等概括條款。

3.體系取向 vs. 個案取向。

王澤鑒強調“體系強制”，所有技術作業須服從預先建構好的教義學體系；我妻榮則強調“判例驅動”，體系可隨時因判例而調整。

因此，王澤鑒的技術是“自上而下”的演繹；我妻榮的技術是“自下而上”的歸納與修補。

4.總結。

我妻榮把“法律構成的技術”視為連接社會變動與成文法的“轉換器”；王澤鑒則把它視為保障法教義學精確適用的“手術刀”。兩者都反對空洞的價值宣示，但一個更強調“活法”彈性，一個更強調“體系”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