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漁】法學所首任所長：偉人創(chuàng)造“死緩”，符合我國實際情況

張友漁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政治學家、新聞學家張友漁，曾經(jīng)擔任我國法學會會長、又曾擔任過中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張友漁，原名張象鼎，字友彝，1898年1月10日，生于山西靈石縣。

他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彭真、中共軍委系統(tǒng)的薄一波和共青團員劉仁等三十幾位同志，在天津被捕。根據(jù)黨組織的指示，時任天津市政府秘書處外設第三科科長張友漁負責營救。

張友漁接受任務后，向時任天津市長崔廷獻建議設立“自新院”。崔廷獻委任張友漁負責籌辦。“臨時自新院”很快就籌備就緒了，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運昌、劉仁等被捕的三十幾名地下黨員都被移送到這里。

“臨時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較好，倆人住一屋，各睡一個小鐵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動，只是不能外出。

中原大戰(zhàn)后，政治形勢就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之前控制北平和天津的閻錫山被迫放棄，天津落到蔣介石、張學良的控制之內(nèi)，張學銘（張學良胞弟）即將接任天津市長。

張友漁

張友漁認為營救三十幾位同志的時機到了。他苦苦思索、想出一條妙計。他假借談工作的機會，激憤地對崔廷獻說：“我們是得撤退了。我們是被蔣、張擠掉的，我們不能就這樣地輸下去。不能讓別人揀了便宜，把天津輕易地端過去。那些政治犯，我們不交給他們，把他們放出去，讓他們跟蔣介石搗亂，這對我們不是很有利嗎？”

這番話正中崔廷獻的下懷，于是他就問具體怎么做。張友漁說，把“臨時自新院”撤銷；理由是，這本來就是個“臨時”機構，任務完成了，就可以撤銷。

崔廷獻覺得這個辦法挺好。就這樣，在奉軍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這個“臨時自新院”就閃電般地摘了牌，撤了崗，地下黨三十幾位同志被立即釋放。

解放前張友漁最為人知的身份，其實是一個報人。他年輕時、曾為多家報刊的駐京記者或特約撰稿人，創(chuàng)辦過《世界論壇》和《時代文化》雜志（后改名《文化動向》），擔任過《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新華日報》代總編輯、生活書店總編輯、《新華日報》社長等職務。

新中國建立后，他擔任過十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首都的常務副市長的職位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1958年成立時，讓這樣一位重量級的黨政領導人物擔任首任所長，證明了新中國的對于法學研究工作的重視。

作為新中國法學事業(yè)的奠基人，創(chuàng)新是張友漁治學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條。他說：“我發(fā)表言論、寫東西，都是講自己的話，不抄襲，不盲從，反對教條主義，也不迎合時尚。絕不是大家都這么說，或者哪個權威的人說了，我就跟著說。經(jīng)過我自己考慮了，研究了，認為是對的，我才說。”

在他主編《政法研究》（后改為《法學研究》）時曾說過：整段整段地照抄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不給稿費。后來，還因為此事在"文革"中被戴上反對馬列主義的帽子……

1963年，張友漁、江隆基率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

1963年，張友漁、江隆基率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

張友漁的晚年，曾在《中國法學》1984年第3期上以“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為題目撰文，針對社會上一些“毛澤東同志只講政策，不要法律，對法學缺乏研究”的論調(diào)，進行了旗幟鮮明的駁斥。

文中，他舉例說，主席曾創(chuàng)造性“第一次提出了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理論和具體措施。他一方面指出對敵人決不施仁政，要堅決鎮(zhèn)壓；另一方面又要實行鎮(zhèn)壓與寬大相結合，可殺可不殺的就不要殺……”

毛主席在《鎮(zhèn)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原話是這樣的：“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chǎn)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在緩荊期內(nèi)，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

張友漁說：毛澤東同志創(chuàng)造的“死緩”制度符合我國改造罪犯的實際情況，收到了懲辦與教育相結合、鎮(zhèn)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所預期的改造罪犯成為新人的效果。

1992年2月26日，張友漁因心臟病復發(fā)在北京逝世。值其忌日，特以此小文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