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服務業與共建“一帶一路”協同發展

共建“一帶一路”已從“大寫意”向“工筆畫”深入發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更好地聯通了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不僅釋放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潛力，也給予服務業重大的機遇。未來需以機制聯動為抓手，推動服務業與共建“一帶一路”協同發展。

構建現代化物流體系助發展。圖/中經視覺 朱海鵬 攝

共建“一帶一路”為我國服務業帶來新機遇

首先，我國擁有強大的服務業和超大規模服務業市場，為國際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間。我國強大的服務業和超大規模服務業市場為服務貿易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支撐。服務業是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2024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為76.56萬億元，同比增長5.0%，占比56.7%，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6.2%。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專業服務能力（金融保險、商業服務等）和植根于制造業大國基礎的生產性服務能力（研發設計、技術服務等），共同為我國服務貿易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產業支撐。與此同時，我國服務業市場增長潛力不斷釋放。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疊加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費市場等利好因素，以個性化、多元化、高端化為特征的服務消費將成為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主要方向，釋放我國高端服務的進口需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進一步增強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服務貿易合作。一方面，我國日益專業化、高端化、數字化的生產性服務業將更好地賦能共建國家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另一方面，共建國家提供的豐富多樣的服務產品也將助力滿足我國消費升級需求。

其次，我國與共建國家“軟聯通”不斷深化,為服務業更好地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打下良好基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與共建國家在合作機制、制度和規則對接、平臺建設等方面的“軟聯通”不斷得到深化，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保障。在合作機制方面，我國通過“中非合作”“中阿合作”“中國—中亞峰會”等多邊合作機制，與超過14個國家建立服務貿易雙邊合作機制，借助定期峰會、部長級磋商以及專項工作組，加快了我國與共建國家服務業開放進程。在制度和規則對接方面，2017年我國與金磚國家簽訂的《金磚國家服務貿易合作路線圖》、2018年與中東歐國家簽訂的《中國—中東歐國家服務貿易合作倡議》、2021年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簽訂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服務貿易合作框架》等合作文件，為我國與共建國家開展服務貿易提供了制度保障、規則對接和市場準入指引。在平臺建設方面，中國服務貿易交易會等物理展會、中國—東盟數字貿易中心等數字平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中醫藥跨境服務線上平臺等行業專業平臺，共同構建了我國與共建國家之間立體化的服務貿易合作網絡，為服務貿易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撐。

再次，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一步開拓傳統服務貿易的合作空間。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向深入，我國與共建國家持續推進陸、海、天、網“四位一體”互聯互通，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為雙方深化開展傳統服務貿易創造了條件。同時，共建“一帶一路”正從產能合作為主轉向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并重，拓展了雙方在傳統服務貿易合作空間。產能合作本身能夠帶動建筑服務、運輸與物流等傳統服務貿易發展。需要強調的是，共建“一帶一路”建立了多層次、寬領域的“民心相通”機制，為我國與共建國家在文化、旅游、教育、醫療等“心聯通”領域的服務貿易合作開辟了增長空間。《黑神話：悟空》《哪吒2》等強勢出圈，吸引包括共建國家在內的大批海外玩家，并獲得海外觀眾的好評，助力我國優秀傳統文化IP出海，走向世界。伴隨著我國與共建國家共同舉辦旅游年，建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旅游推廣聯盟等機制，加上簽證利好便利、開通直飛航線、增加航班等多重利好因素，東南亞、中亞、東歐地區與國家，成為國人出境旅游的熱門目的地。與此同時，共建國家入境游持續升溫，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受到外國人的熱捧。

最后，我國與共建國家在以數字貿易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方面有著十足的潛力。數字貿易是服務貿易中最具有發展活力和潛能的貿易形式，已經成為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得益于我國強大的數字技術基礎設施、豐富應用場景、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我國數字貿易規模位居全球前列，僅次于美國和歐盟。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斷走向深入，我國與共建國家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合作潛力巨大。共建國家人口結構年輕化，對數字消費需求旺盛。共建國家總體上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對利用工業互聯網降低成本，提升工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的需求極為迫切。共建國家大多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迫切需要“一攬子”技術解決方案提升其城市智能化、綠色化水平。盡管共建國家的數字技術基礎設施水平低，且參差不齊，但隨著“數字絲綢之路”等共建“一帶一路”項目的深入推進，我國與共建國家數字貿易合作的潛力將不斷釋放，成為引領雙方服務貿易合作的新引擎。

共建“一帶一路”中服務業存在的短板與不足

雖然共建“一帶一路”開拓了我國服務業的國際合作空間，賦予服務業很多新的機遇，但是面對這些新的國際合作機遇，我國服務業還存在政策協同、監管體系、國際規則對接以及人才支撐等體制機制方面的不足，阻礙著我國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第一，政策協同機制碎片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涵蓋基礎設施、金融、信息、文化等多元服務業態，涉及多個政策部門。其中針對服務業建設的職能邊界模糊、政策工具重疊，造成“碎片化治理”困局。這種狀況不僅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削弱了我國服務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價值鏈中的競爭力與整合力。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在自貿試驗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中的權限劃分缺乏上位法的明晰厘定，導致地方對同一項跨境服務的準入門檻、稅收優惠及事中事后監管口徑出現差異，形成基于政策洼地進行套利的非預期激勵，既削弱國家整體談判籌碼，也抬升了企業合規成本。

第二，監管體系滯后于新興業態發展。當前我國服務業行業標準及規范建設相對滯后，一些服務業的國家或行業標準制定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特別是對具備迭代周期短、跨界融合深的數字貿易、跨境電商、離岸數據服務等新業態而言，現行監管仍以傳統許可證和現場檢查為核心，規則制定與監管不能滿足服務新業態的有序發展。以“絲路電商”海外倉為例，其同時涉及境外倉儲、跨境支付、數字營銷等多環節，但海關、稅務、外匯等部門尚未建立基于數據鏈的協同監管系統，導致企業需分別向多部門報送電子臺賬，在降低工作效率的同時提高了企業的合規成本。

第三，國際規則對接不足。我國服務業規則仍以正面清單和事前審批為主，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協定中的對接程度不夠。例如，在數字貿易領域中，以CPTPP、DEPA等為代表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包括個人信息與在線消費者保護等新興議題，DEPA進一步強調了人工智能等在內的數字經濟議題。相較之下，我國服務業主要將中心放在跨境數據流動等與數字貿易領域相關的主題，不能與國外標準有效對接。

第四，統計監測體系不健全。我國服務業統計長期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為基礎框架。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現代服務業統計分類》，該分類體系從2023年7月起實施，明確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金融業等領域納入現代服務業統計范圍。然而，共建“一帶一路”催生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及自然人流動等模式混合交織，現有統計無法準確拆分。此外，數字服務外包、遠程維修、在線教育等新興子行業缺乏獨立代碼，導致決策部門無法掌握真實規模與結構。現有數據采集仍以年度報表為主，頻率低、顆粒度粗，難以滿足對重點國別、重點項目的動態監測需求。

第五，人才支撐體系建設滯后。人力資本是服務業質量躍升的關鍵，當前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我國中高端服務人才供給總量不足、結構失衡，高層次復合型缺口尤大，正成為制約“走出去”深度與可持續性的重要瓶頸。具體而言，服務業走出去急需“語言+法律+金融”復合型人才，但在現行高校學科目錄中，國際服務貿易尚未成為獨立二級學科，課程體系仍以傳統貿易理論為主，對數字貿易規則、跨境數據治理等前沿議題覆蓋不足。與此同時，社會培訓機構亦多集中于語言培訓，缺乏針對共建國家稅制、勞工標準、爭端解決機制的系統實務課程，導致企業頻繁因不了解本地用工比例、數據本地化要求而觸發合規風險。

以機制聯動為抓手推動我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對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才能支持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穩定性與持續性。服務業要更好地抓住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帶來的新機遇，從問題出發，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機制，更好攜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與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其一，構建跨部門統籌政策協同機制。建立中央統籌、部門協作、地方落實的共建“一帶一路”政策協同機制，明確各部門職責邊界，避免政策工具重疊，破解碎片化治理難題。成立跨部門協調委員會，定期評估服務業對接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的難點與堵點，形成統一的市場準入、監管標準等政策框架。同時，在中央統一制定跨境服務準入負面清單的基礎上，地方通過授權清單獲得差異化試點權限。建立跨區域政策協同評估機制，避免因地方政策差異而產生的惡性競爭與套利。此外，建立線上政策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各部門在跨境服務領域的政策、法規、標準等方面的實時互通，提高政策執行的一致性與可預期性。

其二，創新適配新興業態發展需求的監管機制。建立跨部門的數字化協同監管平臺，整合海關、稅務、市場監督等部門的數據，實現全鏈條追溯監管。建立服務業新業態分類監管框架，對于文化IP輸出、在線教育等低風險領域，實施“備案制+事后抽查”；對于跨境金融等高風險領域，通過前置審批、動態守住安全底線；對于海外倉、跨境支付、在線服務等業務環節，引入“沙盒監管”機制，允許在可控范圍內先行先試。此外，針對數字服務貿易監管碎片化、跨境合規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明確工業互聯網、跨境數據流動等場景的安全標準，與共建國家探索共建“數字監管互認區”，降低企業合規成本。

其三，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服務貿易的體制機制。針對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普遍低于發達國家的問題，應當主動對照CPTPP、DEPA等高標準協定，在數據流動、個人信息保護、知識產權等關鍵核心領域深化改革，逐步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同時，推動與共建國家簽訂更高標準的服務貿易協定，明確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跨境數據流動等關鍵條款。針對重點行業和重要市場，應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制度型開放試驗田”作用，通過雙邊或多邊框架下開展規則壓力測試，形成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型開放成果。在此基礎上，將自貿區和自貿港壓力測試所形成的成熟規則納入到中國—東盟自貿區3.0、中國—海合會自貿協定等升級談判，實現從單點試驗到區域規則的制度輸出。

其四，健全統計監測機制，提升數據支撐能力。規范、科學的服務業核算是推動我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針對我國服務業統計監測體系不健全問題，需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結合我國服務業開放發展目標，探索科學、統一、全面的服務業統計監測體系。修訂《現代服務業統計分類》，將數字外包、在線教育、遠程維修等新興業態納入獨立子類目，確定統計代碼，以便決策部門掌握其規模和結構；借鑒OECD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全鏈條追蹤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的流動路徑與分配結構，精準分析我國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實際收益分配；搭建“一帶一路”服務貿易數據庫，整合海關出口數據、企業申報數據以及第三方平臺數據，充分利用大數據、Python等現代信息技術，拓展統計監測數據來源，提高數據質量。

其五，強化人力資本支撐構建培育復合型人才機制。構建“政府—高校—企業”協同的人才培育體系，破解我國服務業中高端人才不足問題。政府層面，積極引導服務業企業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以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工程企業為抓手，推動中國服務業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參與形成標準；高校層面，建議在經濟學學科下設立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等二級學科，將國際先進的數字貿易規則、跨境數據治理等內容納入到必修課程中，推廣“小語種+專業”的雙學位培養模式；在企業層面積極學習對接國際高標準，提升自身的服務標準，推動中國的服務標準成為世界的服務標準。（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院長 史志欽；本文第二作者為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 池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