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說抗戰史：被人遺忘的桐工作，一場高明的訛詐 | 二湘空間

日本投降

我也說抗戰史：被人遺忘的桐工作，一場高明的訛詐

文/海北尬生

今年本身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抗日戰爭相關的題材又一次成為熱點。我們的公號之前點評了幾個抗戰相關的電影《東極島》和《南京照相館》，網上兩種極端的評價都不可取，那今天我也想談一談抗戰史，不過不是大家比較關注的軍事方面——因為我其實不是那么懂軍事，也不是多么感興趣。今天是要談抗戰史的政治部分，重點向大家介紹這部歷史中最高潮的部分—桐工作。

眾所周知，軍事的本質仍然是政治，軍事無非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因此在準備軍事行動的同時進行政治工作也就完全不出于人們的意料之外。在抗戰全面爆發的幾乎同時，第1場政治工作就已經開始，這就是請德國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但是彼時日軍風頭正盛，特別是不久之后攻占了首都南京，因此這場調停與其說是真的希望借此結束戰爭，還不如說是要對外表達一種“日本不放棄“和平””的姿態。日本對這場調停從一開始就是三心二意的、別有用心的，提出的條件，明知中國不可接受，也仍然要提。最終雙方不歡而散。

日本人顯然覺得，在首都南京都已經淪陷的情況下，蔣其實應該是承認中國的失敗，乖乖地投降，卻不料在南京乃至武漢都已經淪陷的情況下，蔣竟然毫無動靜，反而抵抗的更加堅決。此時事情開始漸漸脫離日本人預想的軌道：當初預計“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預計打下上海后中國會投降，預計打下南京后中國會投降，又改成打下武漢后中國會投降，結果竟全部落空。日本的財政和資源開始枯竭，在中國的戰爭越來越要長期化，越來越變成一個無底洞。日本人不得不重新重視起政治工作。

日本進攻南京中華門

很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沒有再做蔣的工作，而是試圖扶持其他人組織一個親日的政府。總有些人對于蔣抗戰中對日態度有爭議，但其實如果看日本方面的史料，真的沒有什么爭議：從最初的陶德曼調停，一直到四五年和政治騙子繆斌進行的“談判”，日本人始終堅持蔣必須下野。對于日本人而言，只要政府仍然由蔣領導，就不可能是一個親日的政府，而是一個抗日的政府。

日本人多路并舉：有聯系孔祥熙的，有試圖策動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也有去做汪精衛工作的。當然最終成功的是今井武夫、影佐禎昭這些策動汪精衛的人。日本人對汪寄予頗大的希望：日本人并不是缺人出來做傀儡，之前在華北已經找到了王克敏、在華中已經找到了梁鴻志等人。日本人是希望汪精衛能出來組建一個統一的中國政權，并最終通過讓這個政權對日投降，結束在中國的戰爭。

按照日本人和汪的約定，汪在響應日本的近衛聲明出逃后會發表自己的聲明，之后應該會有廣西廣東等地的軍隊領導人響應，造成一個省乃至幾個省脫離蔣的統治。蔣的統治可能會就此崩潰，如此就實現了全國的“和平”，即使沒有，汪也會獲得一個自己的根據地，組建一個自己的政權。

但是事情從一開始就出了錯。蔣注意到了汪精衛等人的動向，及時采取了措施，況且汪精衛想要策動的龍云這樣的軍閥也不傻，他們知道這是要去干身敗名裂的事，于是當汪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后，在全國激起的只有罵聲，更無一人響應。汪精衛只好灰溜溜的跑到上海，組建了“弄堂政府”，實際上仍然是一個王克敏、梁鴻志那樣的沒有什么政治號召力的地區割據政權。

汪精衛

日本人折騰半天，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原點，而且局勢對他們更加惡化：政治上，拜駐美大使胡適這樣的人的賣力宣傳，歐美國家對日本的看法越來越負面，對于物資的運輸，特別是石油，鋼鐵這樣的戰略融資施加了越來越嚴格的限制。日本的財政也瀕臨枯竭，對外也籌不到貸款，戰爭機器一天比一天難開動；軍事上，華北的日軍因為花園口的決堤動彈不得（實際上他們下一次大規模的活動已經是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攻打西安等地的計劃被無限推遲，而華中地區的日軍在進攻長沙的作戰中被薛岳打敗，也無法再向前推進。更糟的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歐美政治的變化，太平洋上的戰爭越來越顯得不可避免，日本人還要準備打這一場要竭盡全力的仗。

日本人越來越需要盡快終結在中國的戰爭，于是政治工作又一次提上日程。這一次日本人看清了：如果有人能結束中日戰爭，如果有人能代表全中國投降，這個人只可能是蔣介石。因此雖然手里汪精衛的政府漸漸成型，日本人還是對蔣直接發起了政治攻勢，代號就是“桐工作”。

很出日本人意料的是，這一次蔣竟然愿意談了：日方派人牽線聯系“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對方竟主動要求會面。中日雙方在香港見面，在1940年3月8日正式開始談判。日本代表為今井武夫、臼井茂樹和最初牽線的鈴木卓爾，中國代表則是“宋子良”、章友三（時任國防最高會議秘書主任）、牽線的張治平。第一天，日方帶來了由陸軍大臣畑俊六和中國派遣軍司令西尾壽造簽署的身份證明，隨后中方也帶來了自己的證明，由張群簽署。

第二天，日本提出了自己的備忘錄，條件與之前差距不大：中國承認“滿洲國”；允許日本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內在華駐軍；蔣仍須下野；南京與重慶政府合流等等。中方隨后也提了自己的意見，但未達成一致。日本人心中最理想的路線是先達成一致，然后蔣、汪合流，再一起還都南京。不過談判陷入僵局，此事也無法指望。

但到了3月23日，情況劇變：“宋子良”突然約鈴木會談，表示蔣“指示”，對日本的備忘錄大致無異議，原則上同意，只是偽滿問題要做通東北將領的工作，希望多給時間，特別是要延期汪偽的“還都”，以便能先合流，再還都。日本人聽聞大喜過望，立即讓汪偽暫停3月27日的組府還都，在幾個月后再進行。

這對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真是晴天霹靂。本來他們的“弄堂政府”就命途多舛：梁鴻志、王克敏等人對他們不待見；自己內部山頭林立、分贓不均，已經四分五裂，尤其是和日本進行談判后發現日本人完全變了臉，對之前的承諾或是增加條件使之事實上作廢（比如限期撤軍一項加上了“確立治安”的條件，實際上允許日軍以“治安不好”為由永遠駐扎），或是干脆不認帳。汪精衛終究簽了賣國條約，為了臉面，只能寄希望于條約保持秘密不公布，卻不料高宗武、陶希圣悄然出逃，隨后將秘約公開，釀成“高陶事件”……

凡此種種，汪的政府尚未成立就風雨飄搖。此時再延遲成立大幾個月，會發生什么根本不可想象，他們七拼八湊的團隊會直接崩潰掉。周佛海嚇得六神無主，在日記里大喊“萬事休矣”。最終經過苦苦哀求，組府的日期變成了3月30日。這一日期不至于出亂子，但汪偽的人大受刺激，對日本也頗有意見。

終于蔣方面沒有更進一步的回復，汪精衛在1940年3月30日“組府”“還都”。此后桐工作仍在繼續，談判的地點也改成澳門等地，但談判開始僵持，中國突然又不退讓了，會談的內容主題已經變成了安排坂垣征四郎與汪精衛、蔣之間的三人會見這樣的次要話題，哪怕日本做出了“可以不提滿洲國和駐兵問題”的重大讓步，談判也無法推動。最終在9月末，雙方不再會面，“桐工作”宣布結束。

事情若就此打住，“桐工作”只能作為歷史上眾說紛紜的又一個謎。但歷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板起臉大放煙幕彈搞得一切云山霧罩時，也會準備點撥云見日的小小幽默。

1945年，二戰已經進入最后幾個月時，一個名叫“曾廣”的軍統特工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逮捕。這本是當年司空見慣之事，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審訊“曾廣”的日本軍官中有一位坂田誠盛，此人也是當年“桐工作”時的翻譯。坂田一眼就認出，“曾廣”就是當年的“宋子良”，隨即把今井武夫叫來。面對坂田和今井，“曾廣”大大方方承認了自己就是當年的“宋子良”。直到這時，日本人才發現：上當了。

所以事情到這里水落石出：所謂“中日媾和”的“桐工作”，乃至一場精心炮制并最終大獲成功的政治騙局。通過對日本人心理和時間節點的精準把控，中國一方成功地離間了汪偽和日本，順便也探清了日本的虛實。

在這里再補充一點：“曾廣”也是化名，此人真名叫曾政忠。包括之前牽線的港大教授張治平，也是個軍統特工。至于各種文件，當然是偽造的。曾政忠后來去了臺灣，1955年時和今井武夫通上了信，成了朋友，并幫助今井完成了《今井武夫回憶錄》，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這就是抗戰中整個政治部分的對決中最高峰的一場，以中國的完勝、日本的完敗告終。實際上雖然軍事上中國鮮有戰略上的重大勝利，在政治、外交層面卻恰恰是日本人倒霉。除了宏觀上的“得道多助”，像桐工作這樣的事例也說明我們其實更有謀略和智慧。我們物質上不如人，但其實也只是物質上不如人。因此，在經歷物質落后帶來的巨大痛苦后，勝利仍是我們的。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嘗求學于北海之北，每不顧環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愛讀書，本學理工，愛好文學。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