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線上婚戀詐騙的辯護策略

隨著網絡直播和社交平臺的普及，這類詐騙案件頻發，但并非所有欺詐行為都構成刑法中的詐騙罪。核心在于區分行為性質（如消費、贈與或詐騙）、場景（公域或私域）以及主觀意圖（非法占有目的）。辯護時需結合具體證據，清晰地闡明界限。如何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以下分析將從多角度展開。一、直播打賞通常不構成詐騙，但需警惕例外情況在公域（如直播平臺）中，用戶打賞行為往往被視為消費而非贈與或詐騙。原因在于：打賞本質是購買服務（如情緒價值、特權關注），而非無償轉移財產。即使主播存在欺詐（如過度美顏、謊報年齡或婚姻狀態），也不一定成立詐騙罪，因為這屬于民事欺詐范疇，可通過民法調整。根據《刑法》第266條，詐騙需滿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被害人錯誤認識→財產處分→損失”的鏈條。直播打賞中，用戶通常基于娛樂目的付費，而非完全依賴主播的個人信息。律師可主張打賞行為的商業屬性，提供平臺規則、用戶協議等證據，證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若被害人堅持刑事指控，需證明主播的欺詐直接導致財產損失（如誘導大額打賞后消失），否則易被駁回。二、私聊中的婚戀關系易引發詐騙風險，關鍵看行為真實性當互動轉入私域（如微信私聊），雙方建立曖昧或戀愛關系后，錢財往來可能涉嫌詐騙，尤其涉及虛假承諾（如結婚）。辯護需聚焦關系真實性：純聊天或曖昧中的自愿贈與（如520紅包）一般不構成犯罪；但虛構戀愛或婚姻目的騙取財物，則風險極高。參考某法院判決的“女主播婚戀詐騙案”。女主播在微信中與多名被害人建立“戀愛關系”，謊稱未婚并索要財物（如戒指、名包），實則已婚且使用話術本。法院以詐騙罪定罪，刑期3年，關鍵證據是其同時與15人聊天記錄和婚姻證明。私域中的系統性欺騙易被認定為詐騙。辯護應區分行為性質——若屬真實戀愛中的贈與（如節日紅包），可主張無非法意圖；若涉虛假承諾，則需審查聊天記錄、轉賬用途（如是否用于“共同購房”），并爭取從民事途徑解決。人數因素（一對一 vs 一對多）是突破口：單一關系難證詐騙，但多人模式強化犯罪故意。三、一對多或有組織行為顯著提高詐騙風險詐騙辯護中，被害人人數和行為組織性是核心指標。一對一曖昧可能屬道德問題；但一對多或團伙作案，則易被視作“殺豬盤”式詐騙，因這體現模式化欺詐。現有案例中，組織性詐騙（如使用話術本、分工合作）直接證明非法占有目的。個人行為則需個案分析，證據不足時可能無罪。律師需調取運營記錄（如聊天話術、分成協議）。對于從犯，可主張“參與程度低”或“數額較小”來減刑；對于個人主播，則聚焦主觀意圖（如是否主動欺騙），并利用證據矛盾（如被害人自愿性）脫罪。四、證據為王，及早介入婚戀詐騙辯護的復雜性在于行為界限模糊（如“贈與” vs “詐騙”），必須基于全案證據。常見爭議點包括：婚姻狀態隱瞞是否構成詐騙、錢財性質如何認定（借貸、贈與或消費）。 證據層面：公安常通過聊天記錄、資金流水和證人證言定案。律師應及早會見當事人，保全有利證據（如被害人的主動贈與言論）。 風險預防：主播或平臺可建立合規機制（如如實披露身份），避免刑事風險。 司法實踐趨勢：近年案例顯示，法院傾向嚴懲組織性詐騙，但對個人初犯酌情輕判。一旦涉訴，立即委托律師介入——通過證據梳理決定是否退賠（退賠可爭取不起訴），并針對組織性案件區分主從犯（如從犯可減刑）。

隨著網絡直播和社交平臺的普及，這類詐騙案件頻發，但并非所有欺詐行為都構成刑法中的詐騙罪。核心在于區分行為性質（如消費、贈與或詐騙）、場景（公域或私域）以及主觀意圖（非法占有目的）。辯護時需結合具體證據，清晰地闡明界限。如何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以下分析將從多角度展開。

一、直播打賞通常不構成詐騙，但需警惕例外情況

在公域（如直播平臺）中，用戶打賞行為往往被視為消費而非贈與或詐騙。原因在于：打賞本質是購買服務（如情緒價值、特權關注），而非無償轉移財產。即使主播存在欺詐（如過度美顏、謊報年齡或婚姻狀態），也不一定成立詐騙罪，因為這屬于民事欺詐范疇，可通過民法調整。

根據《刑法》第266條，詐騙需滿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被害人錯誤認識→財產處分→損失”的鏈條。直播打賞中，用戶通常基于娛樂目的付費，而非完全依賴主播的個人信息。

律師可主張打賞行為的商業屬性，提供平臺規則、用戶協議等證據，證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若被害人堅持刑事指控，需證明主播的欺詐直接導致財產損失（如誘導大額打賞后消失），否則易被駁回。

二、私聊中的婚戀關系易引發詐騙風險，關鍵看行為真實性

當互動轉入私域（如微信私聊），雙方建立曖昧或戀愛關系后，錢財往來可能涉嫌詐騙，尤其涉及虛假承諾（如結婚）。辯護需聚焦關系真實性：純聊天或曖昧中的自愿贈與（如520紅包）一般不構成犯罪；但虛構戀愛或婚姻目的騙取財物，則風險極高。

參考某法院判決的“女主播婚戀詐騙案”。女主播在微信中與多名被害人建立“戀愛關系”，謊稱未婚并索要財物（如戒指、名包），實則已婚且使用話術本。法院以詐騙罪定罪，刑期3年，關鍵證據是其同時與15人聊天記錄和婚姻證明。私域中的系統性欺騙易被認定為詐騙。

辯護應區分行為性質——若屬真實戀愛中的贈與（如節日紅包），可主張無非法意圖；若涉虛假承諾，則需審查聊天記錄、轉賬用途（如是否用于“共同購房”），并爭取從民事途徑解決。人數因素（一對一 vs 一對多）是突破口：單一關系難證詐騙，但多人模式強化犯罪故意。

三、一對多或有組織行為顯著提高詐騙風險

詐騙辯護中，被害人人數和行為組織性是核心指標。一對一曖昧可能屬道德問題；但一對多或團伙作案，則易被視作“殺豬盤”式詐騙，因這體現模式化欺詐。

現有案例中，組織性詐騙（如使用話術本、分工合作）直接證明非法占有目的。個人行為則需個案分析，證據不足時可能無罪。

律師需調取運營記錄（如聊天話術、分成協議）。對于從犯，可主張“參與程度低”或“數額較小”來減刑；對于個人主播，則聚焦主觀意圖（如是否主動欺騙），并利用證據矛盾（如被害人自愿性）脫罪。

四、證據為王，及早介入

婚戀詐騙辯護的復雜性在于行為界限模糊（如“贈與” vs “詐騙”），必須基于全案證據。常見爭議點包括：婚姻狀態隱瞞是否構成詐騙、錢財性質如何認定（借貸、贈與或消費）。

證據層面：公安常通過聊天記錄、資金流水和證人證言定案。律師應及早會見當事人，保全有利證據（如被害人的主動贈與言論）。

風險預防：主播或平臺可建立合規機制（如如實披露身份），避免刑事風險。

司法實踐趨勢：近年案例顯示，法院傾向嚴懲組織性詐騙，但對個人初犯酌情輕判。

一旦涉訴，立即委托律師介入——通過證據梳理決定是否退賠（退賠可爭取不起訴），并針對組織性案件區分主從犯（如從犯可減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