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幣的政策導向：發展優先，兼顧監管

文：澤平宏觀團隊

摘要

各經濟體普遍意識到穩定幣及其背后生態所帶來的巨大潛力，同時也引發對貨幣主權、金融穩定、反洗錢、消費者保護等多重監管關切，相繼建立監管框架。對穩定幣如何監管？如何兼顧鼓勵創新和規范發展？本文一探究竟。

海外經濟體監管導向：美國立足全球美元化戰略，通過多機構協同與分類監管，鼓勵錨定美元、儲備透明的合規穩定幣，將其作為數字美元全球化工具。《天才法案》確立首個聯邦統一監管框架，要求剛性兌付與100%高流動性美元資產儲備；歐盟以《MiCA法案》為核心，建立EMT/ART雙分類體系，限制外幣穩定幣日常支付，突出歐元主權保護；日本《資金結算法》限定發行主體與儲備資產，強化跨境支付監管；新加坡《穩定幣監管框架》以分層牌照與透明儲備實現合規創新平衡；英國則在反洗錢基礎上，將穩定幣納入支付系統監管，謀求全球數字資產定價權。BIS、IMF、G20等多邊機構強調跨境規則協調，以防范系統性風險。

中國香港采取包容審慎路徑。經過公眾咨詢、沙盒試點、條例立法三步，2025年8月正式實施《穩定幣條例》，最低實繳資本2500萬港元，并嚴苛要求進行 KYC（客戶識別），門檻較高，兼顧金融穩定與市場創新，吸引渣打、Animoca等機構申請牌照，同時因嚴格身份核驗引發對跨境支付效率與隱私的擔憂。確立統一牌照制、嚴格儲備與贖回機制、禁止借貸質押等業務，并適用銀行級KYC與交易監控。

中國內地堅持風控優先、謹慎探索，以數字人民幣（DC/EP）替代潛在需求，并在海南、粵港澳等地通過監管沙箱試點可控場景下的數字通證。2019年Libra事件成為政策加速器，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研發。2025年，央行與地方監管部門開始提高對穩定幣的研究與關注度，但總體保持保守式管理思路。2025年6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2025陸家嘴論壇上首次提到穩定幣，“新型技術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穩定幣蓬勃發展，大幅縮短跨境支付鏈條，也對金融監管提出挑戰”。這一表態標志中國對穩定幣的重視與審慎探索。

結合國內外經驗，未來中國的監管路徑或將以DC/EP為核心，允許合規穩定幣在限定場景、合規條件下發揮輔助功能，通過持牌管理、備付金監管、場景限定、防范跨境資本外流等手段，實現風險可控下的制度化引導。

穩定幣的戰略價值在于其可能重塑跨境支付基礎設施，突破SWIFT等美元本位體系的時效與成本瓶頸，具備去中介、鏈上可追溯、實時到賬等優勢。對于我國而言，穩定幣有望在數字人民幣覆蓋不足的地區作為過渡清算工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便利性，并在全球去美元化趨勢中增強金融體系自主性。

穩定幣作為新興金融形態，應先促發展、后優監管。在技術與場景仍高速演進時，過嚴的前置約束易抑制探索活力、削弱競爭力。更優路徑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開放試點、限定場景，讓市場在實踐中形成可持續模式與技術標準，再逐步完善監管體系。這既保留了創新空間，也為監管積累經驗，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目錄

1 全球穩定幣監管現狀與演進路徑

1.1 美國：牌照監管、全球美元化工具

1.2 歐盟：《MiCA法案》相對保守

1.3 亞洲典型國家與地區：包容審慎

1.4 其他國家與多邊組織：協調治理

2 中國的穩定幣監管探索

2.1 中國內地：風控為首，謹慎探索

2.2 中國香港：包容審慎，謹慎探索

2.3 國內穩定幣的合規嘗試與監管挑戰

2.4 潛在監管路徑

3 穩定幣的戰略意義

正文

在全球貨幣體系深度數字化的進程中，穩定幣正成為連接主權貨幣與去中心化網絡的重要橋梁。過去數年，穩定幣的應用邊界迅速擴張，并在效率、成本與可及性上對傳統體系構成沖擊。這種變化觸動了各國貨幣體系的核心，即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與資本流動管控。在此背景下，全球監管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1 全球穩定幣監管現狀與演進路徑

1.1 美國：牌照監管、全球美元化工具

美國對穩定幣的監管邏輯呈現多機構協同與分類監管的特征，核心目標是確保金融穩定并鞏固美元霸權地位。監管權責分布于財政部下屬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CEN）、貨幣監理署（OC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美聯儲及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等多個機構，但因監管權屬爭議，實際存在交叉重疊與協調不足的問題。

2013年，FinCEN將虛擬貨幣兌換平臺界定為貨幣服務企業（MSB），要求其履行KYC與AML義務，奠定了早期監管基礎。2020年9月，OCC首次明確允許聯邦特許銀行為穩定幣發行方提供儲備金賬戶服務，掃除金融接入障礙。SEC依據豪伊測試對部分結構保持高壓監管。

對主流穩定幣USDC與USDT的監管態度顯著分化。Circle與Coinbase聯合推出的USDC自2018年發行起即強調合規透明，定期接受審計；而USDT因儲備金透明度不足、長期與Bitfinex存在資金混用問題，屢遭調查與罰款，監管機構對其保持高度警惕。

Facebook的Libra（后改名Diem）事件成為監管政策轉折點。2019年6月Libra白皮書發布，計劃推出錨定一籃子貨幣的全球穩定幣，但因威脅美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及美元霸權，遭財政部與美聯儲強烈反對。在監管壓力下，Libra最終未能落地，Meta轉向與合規穩定幣合作。

Libra事件后，美國監管轉向明確支持錨定美元、儲備透明且納入監管的穩定幣（如USDC），將其視為數字美元全球化的工具。同時，加速立法進程：2022年6月，紐約州金融服務局發布《美元支持穩定幣發行指導意見》，但聯邦層面統一立法直至2025年7月才正式通過《天才法案》，為美元穩定幣建立首個系統監管框架。

總體而言，美國穩定幣監管重視風險防控和戰略擴張。通過合規化降低金融風險，同時將美元穩定幣轉化為數字時代美元霸權的制度性基礎設施，對抗全球去美元化趨勢。

1.2 歐盟：《MiCA法案》相對保守

歐盟對穩定幣的監管以《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MiCA）為核心，這是全球首部系統性監管加密資產的立法框架，影響27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標志著歐盟從碎片化監管邁向統一合規監管。

MiCA于2023年6月生效，2024年12月30日全面實施。其立法動議源于2020年9月歐盟委員會啟動的“數字金融一攬子計劃”，旨在消除成員國監管分歧、統一市場規則并保障投資者權益。

MiCA法案的核心創新在于對穩定幣實施精準分類監管。法案將穩定幣嚴格區分為電子貨幣代幣（e-money tokens, EMT）和 資產錨定代幣（asset-referenced tokens, ART）。EMT指錨定單一法定貨幣（如歐元）的支付型穩定幣，發行人必須為持牌信貸機構或電子貨幣機構，且儲備資產中至少30%須以現金形式存管于歐盟系統重要性銀行；ART則涵蓋掛鉤多類資產（法幣、商品、加密貨幣）的穩定幣，需建立動態風險控制機制并完全禁止無儲備的算法穩定幣模式，同時強制執行100%足額儲備與高頻審計要求。

歐盟推動MiCA的深層動機是保衛數字經濟時代的貨幣主權。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曾公開警示穩定幣可能威脅“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MiCA在日常支付場景中強制使用歐元穩定幣，禁止外幣穩定幣用于商品服務結算。2025年4月，歐元區穩定幣市場份額躍升至41.2%，較2024年的18.7%增長超120%。

1.3 亞洲典型國家與地區：包容審慎

亞洲金融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與地區，如日本和新加坡，普遍采用包容審慎的監管路徑，即在維護金融穩定的基礎上，鼓勵合規試點與金融科技創新。

日本通過立法細化穩定幣監管，重視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日本是全球最早將加密資產納入法律監管的國家之一，早在2017年就通過《支付服務法》將比特幣等虛擬資產納入法定交易框架。隨著穩定幣的發展，尤其是在USDT和Libra引發全球關注后，日本政府也開始加快監管升級。

2022年6月，日本通過《資金結算法》的修訂案，明確了穩定幣的法律定位。法律規定，穩定幣僅能由銀行、注冊信托公司或持牌資金轉移服務商發行，不得匿名流通，必須持有100%等值法幣作為儲備資產，并具備實時贖回能力。

2025年6月，對《資金結算法》進行修訂。新法強化了發行方責任，完善了穩定幣在跨境支付方面的監管。其強制發行人在資產貶值時補足資金；放寬了資產種類的儲備要求，允許不多于50%的資產投資短期國債或定存。

新加坡采取創新包容但審慎監管態度，通過分層牌照制度與透明化儲備要求平衡金融創新與系統性風險。

2019年，新加坡出臺《支付服務法案》，首次將數字支付代幣（含穩定幣）納入監管范疇，要求服務商持牌運營。

2023年8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正式發布《穩定幣監管框架》，被認為是全球最全面的穩定幣法案之一。明確將穩定幣分為單一貨幣穩定幣（Single-currency stablecoin）以及非單一貨幣穩定幣。該框架適用于主要法幣錨定的穩定幣，如錨定新元或其他G10國家法幣的穩定幣等，要求儲備資產須為100%低風險流動性資產（如現金、國債）。

MAS指出，穩定幣在跨境支付、資本市場結算中的潛力不容忽視，但一旦缺乏監管，容易滋生洗錢、系統性欺詐等風險，所以其監管邏輯更傾向于"機構優先"的選擇性開放策略，即在保障傳統金融體系穩定的前提下，允許持牌機構探索有限應用場景。

總體來看，日本和新加坡均已確立穩定幣監管框架，但路徑不同：日本強調法律明晰與金融責任；新加坡強調合規創新平衡，鼓勵在沙箱中驗證場景。兩者共同體現出亞洲高信用法治國家和地區在穩定幣監管上的包容審慎的制度思路。

1.4 其他國家與多邊組織：協調治理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態度從最初的反洗錢合規要求，逐步擴展到支付系統安全、貨幣政策獨立性、金融穩定等層面。

英國FCA從最初的反洗錢監管到支付監管，為倫敦爭奪全球數字資產定價權。

英國最初對穩定幣的監管聚焦于金融犯罪防控。2019年，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在《加密資產指南》中將部分穩定幣定義為"電子貨幣"或"支付型代幣"，要求其遵守反洗錢（AML）及客戶識別（KYC）義務。

Libra事件成為監管轉折點。面對全球穩定幣的系統性沖擊風險，英國監管重心從金融合規轉向支付安全與金融穩定。2022年7月，《金融服務和市場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Bill)發布，財政部宣布將穩定幣納入支付系統監管。

2023年11月，FCA發布《穩定幣監管提案》初稿。此法要求發行人100%儲備資產隔離托管、禁止利息支付等。2025年5月，FCA發布加密資產監管的提案（CP25/14），細化穩定幣發行規則。最終規則擬于2026年落地實施。英國的監管思路是將穩定幣無縫嵌入既有金融監管框架，為倫敦爭奪全球數字資產定價權。

BIS、IMF和G20警惕穩定幣的系統性風險，試圖推動跨境規則框架。

BIS對穩定幣持負面態度。其認為穩定幣存在多種系統性風險，無法滿足貨幣的核心標準。BIS在2025年6月的報告中指出，其因無法通過貨幣的單一性（Singleness）、彈性（Elas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三項核心測試，存在系統性風險且威脅貨幣主權，故主張以央行主導的代幣化體系（如統一賬本）替代穩定幣。

IMF肯定其潛力，但警示需要注意貨幣主權、金融穩定方面的風險。2025年6月，IMF副總裁李波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穩定幣具有巨大的潛力，但核心挑戰在于如何實施有效監管，需在全球范圍內達成更多共識。G20框架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協調各國監管規則，彌合分散化治理的缺陷。

總的來看，雖然不同國家與組織路徑不盡相同，但共識正在形成：穩定幣是影響跨境金融體系的新變量，需建立協調共治的制度體系。

2 中國的穩定幣監管探索

2.1 中國內地：風控為首，謹慎探索

我國對穩定幣的監管態度是風控為首，謹慎探索。

我國監管框架從一開始就明確將穩定幣與虛擬貨幣嚴格區分。2017年9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即全面禁止以比特幣、以太坊等為代表的代幣融資活動，穩定幣尚未被作為獨立概念正式提出。但監管機構隨后逐步識別出穩定幣不同于一般加密資產，在支付效率和技術可控性上具備一定金融功能，政策逐步進行細分。

我國監管態度的重要轉折點出現在2019年6月，Facebook提出Libra穩定幣計劃，引發全球監管震動。中國央行對此迅速做出回應，警示其可能侵蝕貨幣主權、削弱資本控制、沖擊國際貨幣體系，并以此為契機大幅加快數字人民幣推進進度。央行研究局局長王信7月表示，“來為要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研發”，以主權數字貨幣形成對沖機制。這標志著中國對穩定幣的戰略認知正式從邊緣關注轉為主動應對。

此后，中國確立以法定數字貨幣（DC/EP）為主要路徑，替代由市場發行穩定幣的潛在需求。2020年以來，DC/EP試點在深圳、蘇州、海南等地鋪開，并逐步延伸至跨境支付試點（如mBridge），其監管模式為主權貨幣數字化主導疊加場景合規管理。

2025年6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2025陸家嘴論壇上首次提到穩定幣，肯定其潛能。潘功勝表示，“新型技術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穩定幣蓬勃發展，大幅縮短跨境支付鏈條，也對金融監管提出挑戰”。

2025年7月上旬，上海國資委組織了一次涉及約60至70名政府官員和金融專家的內部閉門會議，重點研討應對穩定幣和數字貨幣的新戰略路徑。監管負責人何青在會上指出，需要“對新興技術提高敏感度，加強對數字貨幣的研究”，這一表態標志地方監管邁出了審慎探索的步伐。

綜上，中國對穩定幣監管的基本態度是以防控金融風險與維護貨幣主權為底線，在可控范圍內允許產業合規探索，但不接受與央行貨幣形成競爭或替代關系的市場穩定幣體系。

2.2 中國香港：包容審慎，謹慎探索

香港對穩定幣的監管途徑是審慎之中穩步推進。

2022年初，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發布關于加密資產尤其是穩定幣的討論稿，展開行業和公眾咨詢。此舉標志著監管當局首次公開探討將穩定幣納入監管框架的可能性。2023年末至2024年中，HKMA與金管局開展專題咨詢，并于2024年7月公布咨詢結論。2024年3月啟動穩定幣發行人沙盒計劃，進行局部測試。

2025年5月，立法會通過《穩定幣條例》（Stablecoins Ordinance）。該條例明確，任何在香港發行或向香港公眾宣傳“法幣錨定穩定幣”（Fiat-Referenced Stablecoins, FRS），均需獲得HKMA許可。條例設定穩定幣發行需滿足嚴格資質要求，包括資本最低、完全儲備支持、信息披露與贖回機制，規定了許可證申請的法律責任與違規處罰。

條例于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這一制度化監管體系標志著香港成為全球首批為穩定幣發行制定完整監管架構的市場之一。在此制度框架下，申請者須是香港注冊公司或在港設有主要業務的海外認可機構，且需具備至少2,500萬港元實繳股本。持牌發行人將被錄入公共登記名冊，增強市場透明度與外部可追溯性。

監管實施后，業內反響積極與擔憂并存。一方面，由傳統金融機構牽頭的標準渣打銀行就與Animoca Brands 和通訊公司 HKT 成立聯營企業，申請穩定幣發行許可；另一方面，行業對條例嚴苛的 KYC（客戶識別）要求提出擔憂，認為每個持有人均需身份核查可能損及跨境支付效率與隱私優勢，被業內稱“可能削弱穩定幣相對傳統支付的效率與隱私價值”。

HKMA對首次發牌保持謹慎態度，預計在2026年初發放第一批許可，數量將極為有限，重點傾向企業對企業的應用場景。

總體而言，香港對穩定幣監管以創新驅動、制度引領。從早期咨詢、沙盒試點、條例立法到正式執行，監管層步履穩健，并通過許可證制度將穩定幣引入法治軌道。

2.3 國內穩定幣的合規嘗試與監管挑戰

部分金融科技企業與地方政府已開始嘗試合規路徑。

大型平臺企業正成為穩定幣類工具的試驗場。京東、螞蟻集團、騰訊等數字生態平臺，依托其龐大的閉環消費與服務體系，在數字錢包中引入錨定資產、可計價、可流通的“平臺積分”或“通證”。如京東推出京東幣鏈科技，螞蟻鏈支持企業發行基于區塊鏈的積分與數字商品憑證，騰訊也推出數字藏品和數字通證等。這類探索雖然未直接命名為穩定幣，但在技術路徑和功能屬性上與企業內可兌換型穩定幣高度相似。

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監管沙箱”機制賦予合規試驗空間。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國家區塊鏈創新應用試點，于2020年起多次發布數字資產創新應用示范項目，允許企業在特定場景下發行可追溯、限流通的數字通證。粵港澳大灣區也在2022年推動數字人民幣與貿易結算、物流支付、生活繳費的深度融合，并探索企業自發型數字資產的合規路徑。

B2B企業之間的結算型穩定幣嘗試也在悄然推進。部分商業銀行和能源、物流企業正在試點基于區塊鏈的結算方案，涉及數字化信用憑證、鏈上票據清算及數字貨幣結算。

但這些實踐也暴露出一系列結構性挑戰。

法律制度層面尚缺乏明確的穩定幣定義與分類監管標準。《中國人民銀行法》、《反洗錢法》等傳統法律框架難以覆蓋通證類資產在發行、兌付、清算、技術保障等環節的法律權責邊界。

監管職能存在交叉或真空。人民銀行主管貨幣政策和支付體系，銀保監會負責持牌金融機構監管，證監會關注資產證券化與投資安全，網信辦則掌握數據出境與平臺治理，但穩定幣作為“技術、金融、數據”三重屬性疊加的新型工具，在監管層之間的協調機制尚未建立，容易出現監管套利或重疊執法。

數據可得性與可監管性成為技術瓶頸之一。企業發行的類穩定幣通常運行在聯盟鏈或私有鏈上，監管機構難以實時穿透賬戶結構與資金流向。同時，關于用戶交易隱私與國家監管視野的邊界仍無共識，形成治理灰區。

2.4 潛在監管路徑

中國尚未正式出臺穩定幣的專項監管政策，但面對數字資產和通證經濟的發展趨勢，監管思路正在逐漸清晰：在風控的基礎上，對于類穩定幣金融產品，有條件地納入制度管理，防止其在未受控狀態下演變為“影子貨幣”或資本外逃通道。

未來的穩定幣監管很可能將依托現有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采取分級分類的管理方式。對于具有支付、清算、兌換功能，可能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或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穩定幣產品，監管機構可能將其納入《非銀行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反洗錢法》等現有規則體系中，通過持牌管理、備付金監管、交易透明度要求等手段，進行嚴密管控；而對于僅在平臺內部封閉流通、無法對外兌換的通證型產品，監管則可能以技術安全、數據合規為主，監管強度有所區別。2021年螞蟻集團整改“花唄”“借唄”等產品的過程中，監管曾要求其重組為消費金融公司，歸口持牌管理，成為數字金融業務“牌照化”思路的直接體現。雖然這些產品并非穩定幣，但體現了當局對金融創新工具納入現有框架的基本態度。

監管層未來可能加強對穩定幣使用場景的限定與管理，避免其泛化為廣義貨幣。如在跨境支付、供應鏈金融或平臺內交易等特定場景中，允許以穩定幣形式存在的數字憑證進行定向流通，但必須設置明確的邊界條件：誰能發行、在哪些場景使用、資金是否真實備付、是否接受審計。穩定幣不能代替人民幣本位地位，只能作為特定業務中的技術工具，并始終處于制度可控范圍之內。

在當前立法尚不成熟的階段，中國監管思路更傾向于“先試點、再推廣”的漸進路徑。如在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已經出現了有關數字通證與跨境支付的創新實踐。2022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在跨境支付領域引入鏈上數字憑證方案。雖然這一方案并未明確使用“穩定幣”字樣，但技術邏輯與功能結構已相似。這類地方試點被監管部門視為風險受控的實驗平臺，有望推動政策在技術成熟后向全國復制。未來，可能通過金融監管沙箱的方式，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引導企業和平臺開展穩定幣測試。

從更長遠來看，中國的監管目標可能是形成一種由央行數字貨幣（DC/EP）作為核心，允許合規穩定幣在限定范圍內發揮輔助功能的金融結構。DC/EP承擔法定貨幣主權與零售支付基礎設施角色，而穩定幣則只能在一定合規條件下補充市場流動性，特別是在境外業務、數字平臺生態等細分領域中使用。同時，對于未經批準、來源不明、背離人民幣管理體制的境外穩定幣流通行為，監管將始終保持高壓打擊態勢。

3 穩定幣的戰略意義

為什么如此多經濟體競相發展穩定幣？穩定幣已經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是一場數字時代貨幣主權與金融效率的爭奪戰，背后既有技術驅動的效率革命，更有大國博弈的戰略考量。

這是一場金融“新基建”革命。全球穩定幣市值已超過2500億美元，用戶數超過1.7億，滲透到80多個國家和地區。穩定幣正在成為全球跨境支付體系中不可忽視的“新基建”設施。當下全球跨境支付體系仍嚴重依賴SWIFT與CHIPS等美元本位的金融基礎設施。這一體系的最大問題，在于其依賴多級中介、中心化監管，有延遲高、手續費重、合規壁壘復雜、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等痛點。穩定幣天然具備去中介、鏈上追溯、實時到賬等優勢。無論是錨定美元的USDC、USDT，還是各國央行探索的合規穩定幣，其底層邏輯均是以代碼取代中介信任、以鏈上傳輸取代銀行通道，從而大幅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透明度，填補了傳統銀行清算體系在時效、成本與普惠性方面的結構性缺陷，同時在技術路徑上提供了一個無需依賴美元主導清算網絡的替代方案。在數字經濟和全球貿易格局重塑的背景下，穩定幣正在重構跨境結算邏輯，成為多個國家與地區探索清算效率躍遷的關鍵抓手。以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為代表的經濟體，都不會缺席這場效率競賽，誰的金融效率越高，誰能大規模投入商用，越吸引大量資本流入，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搶占先機。

這是數字時代的入場券。穩定幣不僅局限于支付結算，還是鏈接現實與數字世界的橋梁。傳統金融體系低效、渠道窄、割裂、不透明等問題一一可以得到解決。數字金融不是對傳統金融體系簡單模塊化更迭，而是基因、邏輯、生態、價值的重塑。不妨暢想一下未來金融圖景，建立在共識、共享、開源的基礎上：去中心化交易，消除中央對手方，實現真正的點對點交易，逐筆全額結算，不再依賴軋差清算，摒棄凈額交收，大幅提升交易結算效率；分布式賬本，從私有賬本變為公有賬本，信息透明，不再擔心交易對手方欺詐；數字錢包代替傳統賬戶，甚至投資不再需要開戶；；RWA代幣化使現實資產上鏈，并像ETF一樣交易、理財、質押；智能合約會降低信任門檻，實現鏈上資產與鏈下資產的同步轉移，確保交易瞬間達成這種架構革命帶來了顯著優勢，環節大幅精簡、費用顯著降低、效率幾何級提升。以穩定幣為底座的技術在金融、數據管理、供應鏈、游戲等領域大有可為。當然新的風險也會交織出現。各個經濟體押注穩定幣，更大的考量是背后技術以及數字金融時代的入場券。

這是大國博弈的新戰場。穩定幣已超越技術工具，成為大國貨幣影響力的新載體。若不主動布局，本國法幣可能在新興市場被“數字美元”替代。美國依靠穩定幣延伸鏈上美元霸權，為美國國債尋找新買家；非美經濟體謀求尋找“美元”備份，防止被美元霸權和SWFIT系統卡脖子。中國在發展數字金融方面具備獨特優勢，例如龐大的數字經濟用戶基礎、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豐富的應用場景，伴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伴隨大量跨境貿易和投資需求，以實體經濟為依托，穩定幣在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將扮演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可能成為中國數字人民幣尚未覆蓋地區的過渡清算工具，提升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可接入性；另一方面，在應對全球金融“去美元化”與“多元化結算機制”趨勢中，穩定幣有潛力作為連接本幣與外幣之間的數字中介，增強本國金融體系的戰略自主性。

穩定幣作為新興金融形態，應先促發展、后優監管。在技術與場景仍高速演進時，過嚴的前置約束易抑制探索活力、削弱競爭力。更優路徑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開放試點、限定場景，讓市場在實踐中形成可持續模式與技術標準，再逐步完善監管體系。這既保留了創新空間，也為監管積累經驗，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