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女權符號”：被爭議包裹的波伏娃與她的未竟之戰

我一個學姐，她是一名很厲害的簽派員，她最早把伏波娃的《第二性》推薦給了我們，影響了一些同學和學弟學妹。
那時網上沖浪還沒有這么高強度，那時還流行讀書分享會。
如今伏波娃重新在中文互聯網引發爭議，一方將其視為“女權祖師”，一方稱其為“納粹合作者”或“慰安組織者”將其污名化。
我沒有看過伏波娃的書，但是我向身邊看過她作品甚至喜歡她文字的人做了請教，他們反而看的很開。
他們喜歡的作者現在被吵得不可開交，但是他們居然很淡定，一副習慣的樣子，好像我聽到“飛行員上飛機就開自動駕駛根本不需要動腦子”這種常見謠言的麻木。
我采納了一些他們的觀點，并搜索做了驗證，然后觀看了他們推薦我看的戴錦華老師關于伏波娃的論述。
我對傳播學上的觀察有很強的興趣，戴老師的論述正甚合我意，想做一下分享。
“通敵合作”指控無檔案支持 所謂波伏娃“向納粹舉報抵抗組織成員”“組織女學生慰問德軍”等說法，主要源于其前友人Bianca Lamblin的個人回憶（描述波伏娃稱“不能讓德國人太孤單”并舉辦聚會）。然而： 法國戰后“通敵合作者調查委員會”的12萬份檔案中無波伏娃或薩特的記錄。
歷史學者Julian Jackson（2001）和Todd（2005）分別核查德軍駐巴黎檔案及軍官俱樂部日志，均未發現二人與納粹合作的證據。
波伏娃反而因反納粹立場被維希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1943年被開除教職，罪名是“向學生灌輸反家庭思想”（實為反法西斯思想）。
“美化德軍言論”的語境誤讀 Lamblin聲稱波伏娃贊美“德軍對身體的狂熱令我神魂顛倒”，但這一表述與波伏娃的哲學立場矛盾。她在《第二性》中明確批判“男子氣概”是社會建構的暴力符號，指出男性身體崇拜實為“社會支配的旗幟”。若脫離其整體思想框架，單獨截取只言片語，顯然有失公允。
爭議的本質是歷史記憶的選擇性重構，戰時哲學語境被簡化為道德污名，波伏娃在戰時通過現象學視角觀察占領下的日常生活（如市民麻木、社會異化），試圖揭示法西斯主義對普通人的滲透，而非支持納粹。例如，她記錄咖啡館里“破碎的滑雪板”象征和平的消逝，反思“戰爭如何從恐怖淪為麻木”。這類思考在傳播中被簡化為“對占領者的曖昧態度”，成為“民族背叛”的符號。
其次，女權主義符號的敵意重構，波伏娃主張女性需通過勞動實現經濟獨立，強調“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權利獨立”，其思想根植于馬克思主義對生產關系的分析。但近年中文網絡將其扭曲為“極端女權代表”，甚至與“武漢大學圖書館誣告案”等事件關聯，實質是將性別議題工具化為社會對立情緒的發泄口。
例如，2025年8月多所高校推薦波伏娃著作時，被部分自媒體指控為“女權組織滲透高校”，卻忽略了她對社會主義勞動觀的推崇及1955年訪華時對中國革命的贊揚。
當然，批判網友情緒敘事壓倒事實核查沒有意義，但分析事情至此這樣的原因，是我的一種興趣。
指控波伏娃的輿論并非中國原創，早在2010年英語和法語右翼論壇已出現類似論調，通過對比反法西斯犧牲者西蒙娜·薇依，將波伏娃塑造為“道德反面典型”。這類敘事被中文自媒體本土化后，與反“政治正確”思潮結合，成為攻擊女權主義的彈藥。
根據戴錦華老師所說，波伏娃最初進入中國語境時，并非因其女性主義先驅身份，而是作為薩特的“終身伴侶”被介紹。
主流文化將其塑造為“偉大的男人身后的女人”，甚至早期資料直接稱其為“薩特的妻子”。這種敘事掩蓋了她的獨立思想價值，使其淪為存在主義哲學的附屬品。
例子：七八十年代媒體熱衷渲染兩人“不朽的愛情神話”，卻忽略波伏娃的學術成就。
盡管波伏娃的文學作品被翻譯引入，但在中國“重哲學輕文學”的知識譜系中，她作為文學家的身份被進一步邊緣化。戴錦華指出，這種等級觀念導致波伏娃的文學創作被視為低于哲學的思想載體。
主流文化將波伏瓦塑造為“愛情與事業兩全”的現代女性典范，與居里夫人共同成為遮蔽性別矛盾的符號。戴錦華批判這種敘事實為對父權結構的維護：“波伏瓦成了重構性別秩序的浮橋，而非打破雙重標準的利刃。”
戴錦華回憶，中國知識界最早接觸的是臺灣節譯版《第二性》（僅第二卷），聚焦文學分析而缺失政治經濟批判。這種“斷章取義”使波伏瓦的理論被簡化為文化口號，剝離了其結構性批判的鋒芒。
關鍵誤讀：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被抽離歷史語境，成為抽象的女性差異宣言，而非對性別制度的社會建構論。
與中國女性經驗的“虛假共鳴”
戴錦華分析，80年代中國城市女性在法律平等表象下，面臨的是“花木蘭式境遇”——需偽裝成“無性別的人”才能進入公共領域。波伏娃的“第二性”命名恰與這種“無名的生存困境”產生共鳴，但兩者本質迥異：中國女性缺失的是對社會主義平等體制的反思，而非歐美式的權利抗爭。
對女性主義的工具化
保守勢力利用波伏娃與薩特的關系證明“愛情神話可實現”，而女性主義者則抽取其金句作為抗爭武器。戴錦華犀利指出：“雙方都在消費波伏娃，卻無人真正聆聽她撕裂父權邏輯的爆破音。”
打破“主義”的標簽枷鎖
戴錦華近年強調，波伏娃的終極意義并非提供理論答案，而是展現“破鏡”的勇氣：“女性主義不是主義，而是個人生命困惑的破鏡之旅。” 波伏瓦的掙扎——在學術理性與情感欲望間的撕扯——恰是女性突破社會規訓的縮影。
重構主體性的啟蒙者
在《浮出歷史地表》中，戴錦華將波伏娃與五四女性“我是我自己的”宣言并置，揭示其共同內核：女性從客體走向主體的覺醒，始于對“自我定義權”的爭奪。波伏瓦的貢獻在于將這種爭奪擴展至知識生產領域，挑戰男性壟斷的“真理”話語。
超越東西方的思想坐標 戴錦華指出，波伏瓦的全球意義在于其“未完成性”：她既暴露了歐美中產女性的局限（如對勞工階級的忽視），又以自身生命實踐證明——性別解放需與階級、殖民議題交織。這一洞見為中國女性主義避免陷入本質主義陷阱提供了鏡鑒。
“波伏瓦是一面被反復涂抹的鏡子，我們曾用它照見浪漫幻影，如今要擊碎鏡面，讓棱光照亮所有匿名者的來路。”——戴錦華老師對波伏瓦的闡釋始終是雙重視角的：
解構者：剝離消費主義與男權敘事的層層包裹，還原其思想爆破力；
激活者：在當代中國性別困境中，重拾波伏瓦“成為自己”的未竟之戰。
檔案證據清晰表明：波伏娃并非納粹合作者，所謂“慰問德軍”“通敵舉報”均無實證。對她的污名化，本質是將其簡化為一個引爆民族情緒與性別對立的符號，而這一過程恰好印證了波伏娃的核心理論——“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在輿論場上，她的形象同樣是被選擇性重構的產物。這真是一記響亮的回旋鏢。
比爭吵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如何成為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