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與中國現(xiàn)實

當今世界各個角落發(fā)生的事件無不呈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人們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進行觀點的自我表達。一方面，東西方知識分子對于后真相、生命政治、社會結構變遷、人類價值等議題的觀點探討與思想碰撞，似乎建構了一個開放的公共討論空間。另一方面，普通網(wǎng)民則通過網(wǎng)絡參與熱點事件的討論，形成了更加世俗化的公共話語空間。兩個面向本身并無優(yōu)劣，重點在于公共空間是否存在理性的表達和對話，也即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理性”。無論是學理性的討論，還是網(wǎng)絡輿論場的眾聲喧嘩，都對于社會整體思想意識、道德價值觀念的進步與發(fā)展有推動作用，促使人們在普遍關心的議題上達成社會共識，這原本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流的目的，純粹而簡單。

但是，隨著全球民粹主義勢力的抬頭、后真相政治引發(fā)的情緒共振、虛假信息的大規(guī)模傳播等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人們逐漸不再關心事情的真相，理性的聲音被情緒化、娛樂化的表達所淹沒，不同立場的人們陷入無意義的爭吵，而不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全球輿論場的喧囂與話語空間的失序，使人類社會距離哈貝馬斯構想的理想型公共領域漸行漸遠。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需要重新回到哈貝馬斯的思想中，找尋重構和守護理性而有序的公共領域的可能路徑。

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可以看作實體化的空間，也可以看作認知結構上的共鳴；它誕生于私人領域，但是又超脫于私人領域。公共領域存在的前提是公私分明，“公”指的是公眾開放場合、國家機構辦公場所、公共權力機關；而“私”指的是家庭和私人，包括私有住宅、私人財產(chǎn)等。在私人領域和政治權力之間存在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更接近“私人的公眾”，而非政治權力。

因此，哈貝馬斯認可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就是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由市民階層組成。市民階層則由資本家、商人、銀行家等群體組成，而且在他們中間誕生了“文學公共領域”。但文學公共領域在哈貝馬斯看來并非“地道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公共領域，并不與王室的代表性公共領域完全隔絕。文學公共領域存在于城市中的各種場所（如咖啡館、沙龍和宴會等），扮演著從宮廷公共領域向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演進的過渡性角色。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保持著緊密的關系，當公眾的討論從文學領域轉(zhuǎn)入對公共權力的批判時，就產(chǎn)生了政治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認為，文學與政治公共領域已經(jīng)相互滲透，共同塑造了由私人組成的公眾，而作為公眾的私人存在于兩種類型的公共領域中，擁有主體性與公共權力的雙重角色，這是“成熟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主要體現(xiàn)。

然而，哈貝馬斯看到，當資本開始出現(xiàn)壟斷，國家開始干預社會時，公私之間的界限開始融合，社會領域與私人領域走向兩極分化，這一系列現(xiàn)象導致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qū)⑽幕幸饬x上的公眾轉(zhuǎn)為文化消費層面上的公眾，并出現(xiàn)公共領域消弭的趨勢。哈貝馬斯認為，當公眾遠離權力實施和權力均衡時，公共性原則就無法證明統(tǒng)治的合法性，更談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

公眾輿論

哈貝馬斯認為，公眾輿論的概念只能從公共領域自身的結構轉(zhuǎn)型及其發(fā)展維度來定義，也只能在大眾民主的福利國家條件下建立起來。非公眾輿論有三個范疇：一是非正式的、個人的、非公共的意見系統(tǒng)，這是交往領域的最低層面；二是政治的、機制化的權威意見系統(tǒng)，思考諸如戰(zhàn)爭與和平、對安全的渴望等社會震蕩的沉重后果；三是文化工業(yè)批量加工的虛假輿論，由消費者面對的傳媒灌輸或加工的信息產(chǎn)品構成。哈貝馬斯還認為，群體交往過程中由意見領袖傳達的意見，以及陷入大眾交往的意見，不屬于公眾輿論，區(qū)別在于“公眾”與“大眾”不同。

綜上所述，哈貝馬斯認為，只能對公眾輿論進行相對的定義，并有如下四條標準：第一，該意見是否從公眾組織內(nèi)部的公共領域中產(chǎn)生；第二，組織內(nèi)部的公共領域與組織外部的公共領域的交往程度；第三，組織外部的公共領域處于傳播的動態(tài)過程中；第四，通過大眾傳媒在社會組織和國家機構之間形成。因此，只有處于純粹公眾的交往范圍之內(nèi)，面向公眾的非機制化的公開批判意見，才會產(chǎn)生嚴格意義上的公眾輿論。

公共領域理論與中國語境

哈貝馬斯所提倡的“平等、開放、理性”的公共領域理論觀念，能否套用至中國的現(xiàn)實場域？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哈貝馬斯在其公共領域理論中預設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但這并不適配于中國現(xiàn)實。此外，由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非常強調(diào)理性，因而被質(zhì)疑精英主義氣質(zhì)太濃，排斥了邊緣群體或底層群體的參與，忽視了附屬群體的貢獻，排除了情感的功能。

然而，中國的民主協(xié)商和公共話語表達需要個體訴諸情感并產(chǎn)生情感共振。袁光鋒指出，公共領域應當超越“情感—理性”的二元對立邏輯，以便更好地理解公眾的理性交往與公共討論。中國公眾輿論場域中的“情感”邏輯和內(nèi)涵與西方語境有所不同，公眾的情感表達往往產(chǎn)生“輿論倒逼”效應，進而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因而，情感作為一種道德能量和社會資源，既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道德和價值沖突，又是特定政治結構權衡下理性選擇的結果，簡單地將情感視為“非理性”是片面的，輿論中的情緒、偏見、戲謔等盡管具有一定的破壞性，但在特定情形下能發(fā)揮一些隱藏功能，產(chǎn)生“聚合的奇跡”效果。情感理性使個體感性的情感融入社會共同體成員的“公共利益”道德情感，為個體維護公共利益創(chuàng)造契機，進而在商議民主的交流中形成相互理解的理性精神價值規(guī)約。故在中國公眾輿論場中，我們不能把情感與理性、國家與社會看作二元對立的關系，更不應該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套用中國現(xiàn)實，而是要用中國本土實踐來完善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

（本文摘自《西方輿論學名著導讀》）

西方輿論學名著導讀

郭小安 主編

2025年4月出版

ISBN：9787301361900

定價：89.00元

北京大學出版社

編輯：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