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發布依法懲治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及相關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來源

目錄

1.被告人張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依法嚴懲有組織提供“賬號解封”等技術支持行為，斬斷“輸血供能”犯罪鏈條

2.被告人鄧某某、王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被告人黃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依法嚴懲利用GOIP設備提供通訊傳輸支持行為，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

3.被告人薛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對行業“內鬼”依法宣告職業禁止，制發司法建議推進綜合治理

4.被告人王某等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依法嚴懲通過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犯罪

5.被告人付某詐騙案——與電信網絡詐騙團伙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6.朱某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綜合認定涉“兩卡”犯罪的主客觀情節，做好行刑銜接

7.被告人高某等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01? 案例一

被告人張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依法嚴懲有組織提供“賬號解封”等技術支持行為，斬斷“輸血供能”犯罪鏈條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被告人張某某伙同王某某、蔡某某（均另案處理）等人在福建省晉江市東石鎮世貿璀璨新城開設“工作室”，開展QQ解封、APP注冊、充值等業務。張某某等人明知“聽聞”“炎對接群”“老宋對接”“掃碼解封”“沈鋒對接”“寶貝對接”“上耗對接”等QQ群的客戶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解封已被封停的QQ賬號。經查，張某某等人解封的QQ賬號中，至少有79個QQ賬號被他人用于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致68名被害人被詐騙1350余萬元。案發后張某某退贓4000元。

訴訟過程

福建省晉江市人民檢察院對張某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向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晉江市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張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宣判后張某某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1.依法打擊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互聯網賬號“解封”等技術支持幫助行為。一些不法分子將即時通訊軟件用作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的通聯工具，及時封禁違規違法賬號是相關互聯網服務提供者落實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的重要舉措。不法分子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提供互聯網賬號“解封”、虛假注冊等技術支持幫助，為他人實施犯罪“輸血供能”，形成黑灰犯罪產業鏈，助推信息網絡犯罪高發多發，應依法打擊，斬斷犯罪鏈條。

2.依法嚴懲組織化、職業化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幫助的人員。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持續高發，組織化、職業化為此類犯罪提供“一對多”幫助的行為成為相對獨立的犯罪環節，對于情節嚴重但尚不構成被幫助犯罪共犯的，依法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懲處，對及時斬斷犯罪產業鏈，防止信息網絡技術被濫用，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具有重要意義。

02? 案例二

被告人鄧某某、王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被告人黃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依法嚴懲利用GOIP設備提供通訊傳輸支持行為，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被告人鄧某某在網上結識了上線“老黑”（身份不明），在明知“老黑”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下，仍接收“老黑”郵寄的GOIP設備并進行調試。之后，鄧某某從被告人黃某處購買了大量電話卡，并邀約黃某一同架設運行GOIP設備，由黃某駕車在四川省成都市市區道路上繞行，為“老黑”實施犯罪提供通訊傳輸支持，二人非法獲利1.6萬元。其間，被告人王某某明知“老黑”利用GOIP設備實施犯罪，仍按照“老黑”的安排聯系鄧某某購買電話卡，并在成都市溫江區、新都區等地架設運行GOIP設備，為“老黑”實施犯罪提供通訊傳輸支持，非法獲利1.3萬余元。鄧某某、黃某、王某某架設的GOIP設備被上線遠程撥打詐騙電話，致多名被害人被詐騙共計30余萬元。2020年8月，公安機關將黃某、鄧某某、王某某抓獲，從黃某、鄧某某處查扣GOIP設備一部、電話卡8200余張及筆記本電腦、手機等作案工具，從王某某處查獲GOIP設備一部。

另查明，2020年以來，被告人黃某在販賣電話卡過程中，通過購買等方式收集公民個人信息，公安機關抓獲黃某時從其攜帶的移動硬盤內提取包含身份證照片、電話號碼等在內的各類公民個人信息6.6萬余條。

訴訟過程

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人民檢察院對鄧某某、王某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黃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提起公訴。成都市溫江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對鄧某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對王某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對黃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一萬元，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查扣的GOIP設備、手機卡、筆記本電腦、手機等予以沒收。宣判后鄧某某、黃某、王某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1.依法嚴懲利用GOIP設備非法提供通訊傳輸支持行為。由于GOIP設備具有遠程操控、偽裝來電號碼、隱匿實際位置和同時支持多張電話卡通話等特點，大量境外犯罪團伙與境內不法分子勾結，使用在境內搭建的GOIP設備撥打詐騙電話，跨境協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危害后果十分嚴重。辦案機關依法嚴懲利用新型網絡設備、技術為他人犯罪提供支持的行為，強化從源頭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2.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電話卡、銀行卡、互聯網賬號等承載諸多公民個人信息，一旦泄露就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量身定制詐騙話術“劇本”實施精準詐騙，或者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危害性大。依法嚴懲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既是全方位全鏈條打擊信息網絡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辦案機關依法保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具體體現。

03? 案例三

被告人薛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對行業“內鬼”依法宣告職業禁止，制發司法建議推進綜合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系福建廣電網絡集團某分公司站長和該公司防范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工作專班成員。2023年2月，薛某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他人辦理電話卡用于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情況下，違反管理規定，為他人辦理24張電話卡。上述電話卡被用于撥打詐騙電話，致被害人黃某某、潘某某等人被詐騙共計9.4萬余元。

訴訟過程

福建省仙游縣人民檢察院對薛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提起公訴。仙游縣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薛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禁止薛某在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五年內從事通信運營類相關工作。宣判后薛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針對涉案電信業務經營者及其工作人員反詐責任主體意識缺失、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仙游縣人民法院向涉案單位提出強化主體責任意識、完善辦卡工作機制、優化考核督導措施等司法建議。

典型意義

1.對利用職業便利或者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實施犯罪的人員，可在判處刑罰的同時依法宣告職業禁止。金融、電信、互聯網等行業的從業人員利用職業便利等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社會危害性更大，對此類行業“內鬼”不僅要依法定罪量刑，還應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依法適用職業禁止，避免其利用職業便利再實施犯罪，同時警示其他從業人員恪守法律底線。

2.在辦案過程中發現有關行業、部門存在工作疏漏、風險隱患或制度缺失的，及時制發司法建議。人民法院把審理案件和加強源頭防范、綜合治理相結合，通過制發司法建議，促推相關單位加強內部監管，嚴格履行法定義務，落實預警監測制度，壓實企業主體責任，督促補齊犯罪防治行業管理短板，助力構建“以案促改、以改堵漏”的源頭防控機制，共同筑牢守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防火墻”。

04? 案例四

被告人王某等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依法嚴懲通過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犯罪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中旬，被告人王某、張某、趙某某為牟取非法利益，共謀通過轉賬、提現和購買虛擬幣等方式為他人轉移犯罪資金。三人分工明確，由王某提供資金，通過趙某某購買虛擬幣交給上線作為保證金，再由王某、張某向他人收購大量銀行卡，提供給上線用于接收犯罪資金。當犯罪資金存入王某等人提供的銀行卡后，上線通知王某等人，王某等人即安排他人在黑龍江省大慶市多個銀行取現，在抽取到賬資金10%-15%的提成后，將其余資金購買虛擬幣轉移給上線。經查，2022年8月5日至14日期間，王某等人為上線轉移資金中有林某某等15名被害人被詐騙資金40余萬元。

訴訟過程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檢察院對王某、張某、趙某某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訴。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判處王某、張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趙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宣判后王某、張某、趙某某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1.依法嚴懲通過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的行為。隨著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打擊力度的加大和金融監管力度的增強，直接通過銀行賬戶、支付賬戶轉移非法資金的難度增大，不法分子轉而通過更具隱蔽性的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加大了追贓難度。依法嚴懲此類犯罪，有助于及時斬斷犯罪資金轉移鏈條，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蔓延，全力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維護金融監管秩序。

2.鏟除周邊黑灰產業鏈，全力遏制關聯犯罪滋生蔓延。利用虛擬幣轉移贓款具有隱蔽性和便利性，涉虛擬幣的詐騙等犯罪高發多發，已形成專門提供虛擬幣“洗錢”等服務的黑灰產業鏈。依法嚴懲此類犯罪，有助于從源頭遏制黑灰產滋生，壓縮黑灰產空間，瓦解犯罪“資金樞紐”，全方位全鏈條打擊治理信息網絡犯罪。

05? 案例五

被告人付某詐騙案——與電信網絡詐騙團伙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付某為牟取非法利益，與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王濤”“吉祥”（身份不明）商議，約定由付某提供銀行卡和支付寶、微信等支付賬戶用于接收詐騙資金，并通過購買虛擬幣將詐騙資金轉移給“王濤”“吉祥”，付某收取1.5%至3%的提成。后付某糾集人員設立“轉賬”“記賬”“買幣”“司機”等小組，安排人員收購大量銀行卡和支付寶、微信賬號用于轉移詐騙資金。經查，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付某為“王濤”“吉祥”轉移詐騙資金共計651萬余元。另，付某還實施了非法拘禁犯罪（略）。

訴訟過程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檢察院對付某以詐騙罪、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訴。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對付某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以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宣判后付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1.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提供賬戶和轉移犯罪資金，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的，以詐騙罪共犯論處。一些不法分子為牟取非法利益，與上游電詐犯罪分子事先商議或者長期合作，組織收購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用于接收詐騙資金，并通過取現、虛擬幣交易等方式將詐騙資金轉移，分工配合實施犯罪，已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構成共同犯罪，依法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2.注重適用財產刑，確保罪責刑相適應。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長、環節多，應根據各環節參與者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正確認定事實，準確適用法律，合理確定罪責，落實全鏈條打擊，實現罰當其罪。對被告人依法判處主刑的同時，還要注重依法適用財產刑，加大經濟上的懲罰力度，最大限度剝奪再犯能力。

06? 案例六

朱某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綜合認定涉“兩卡”犯罪的主客觀情節，做好行刑銜接

基本案情

朱某某明知其老鄉沈某某系“跑分”洗錢團伙成員，為牟取非法利益，將自己的2張銀行卡及身份證提供給沈某某，由沈某某將其銀行卡綁定POS機。后朱某某在沈某某租賃的賓館房間內伙同其他三名洗錢團伙成員，將流入其銀行卡的資金轉賬至上線提供的其他銀行賬戶。經查，2022年5月19日至23日，朱某某在沈某某的組織下為洗錢團伙轉移詐騙資金4.3萬余元，另轉移70余萬元來源不明資金，獲取報酬4100余元。2025年1月，朱某某在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到案，如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并主動退出全部違法所得。

訴訟過程

江蘇省新沂市公安局以朱某某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新沂市人民檢察院經公開聽證，考慮到朱某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資金不足5萬元，且系從犯、有自首情節、自愿認罪認罰、退出全部違法所得等情況，依法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并向公安機關提出檢察意見。新沂市公安局對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處罰款8000元，沒收違法所得4100余元的行政處罰決定。

典型意義

1.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綜合考慮全案情節依法處理案件。對于涉“兩卡”犯罪，辦案機關根據主客觀情況，綜合判斷行為人的責任輕重和刑事追究必要性。對于僅協助、配合組織者轉移贓款，在犯罪過程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卡農”，特別是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人員，經綜合判斷，認為犯罪情節輕微，確無刑事追究必要性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2.堅持系統觀念，積極參與協同治理。非法交易的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洗錢等犯罪的重要資金流轉通道，依法打擊買賣銀行賬戶、支付賬戶違法犯罪活動系打擊治理信息網絡違法犯罪產業鏈的重要環節。辦案機關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強化行刑銜接，通過檢察意見或建議、司法建議等方式，以案釋法并加強落實監督，推動打防管控各項措施落實到位。

07? 案例七

被告人高某等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基本案情

2022年9月至11月，在上海某職業技術學院就讀的被告人高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組織同校學生顧某和某中專院校學生師某（未成年人）等人向他人出租銀行卡，并負責與上家溝通聯絡、現場指揮和支付好處費等。顧某、師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在高某組織下分別出租本人的3張銀行卡。顧某的銀行卡流入詐騙資金34萬余元，師某的銀行卡流入詐騙資金23萬余元。

2022年11月、2023年2月，高某、顧某先后主動投案。2023年2月21日，師某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案發后，顧某退出違法所得3000元，師某退出違法所得2300元。

訴訟過程

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以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先后將顧某、師某、高某移送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對顧某決定相對不起訴，并通知其所在院校，建議對其予以處分，后校方對顧某給予留校察看處分；對師某決定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為六個月，考驗期滿后，對師某決定不起訴；對高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提起公訴。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高某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宣判后高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1.準確把握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群體的刑事政策。對于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要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分層分類處置，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對于具有被他人組織、利用參與犯罪，參與犯罪時間較短、獲利較少，認罪認罰等情節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依法從寬處理。對于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系犯罪的組織者、領導者，或者利用其他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特殊群體實施犯罪，符合起訴條件的，依法提起公訴。

2.加強對重點群體的教育管理和法治宣傳。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往往因社會閱歷不足、法治觀念淡薄，易被誘惑、裹挾參與違法犯罪活動，近年來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兩卡”犯罪案件數量有所增多。學校、家庭是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陣地，對于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犯罪的，執法司法機關應加強與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庭的溝通聯系，督促嚴格管理教育。檢察機關對在校學生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可以建議學校給予紀律處分；對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應加強監督考察，同時委托專業人員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相關職能部門、人員加強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