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了座繡樓，以一座樓安放了她風雨飄搖的后半生，托起了她永不墜落的藝術星辰

1914年的南通港碼頭，人聲鼎沸。狀元郎張謇站在岸邊，目光緊鎖著緩緩靠岸的客輪。當那位皮膚白皙、身材婀娜、舉止嫻雅、懷抱繡繃的女子在攙扶下踏上碼頭時，人群發出低低的驚嘆——誰能想到，這位風塵仆仆、面色蒼白的弱女子，正是名動京華的“神針”沈壽。

01

同治年間，沈壽出生于刺繡氛圍濃郁的江蘇吳縣，原名沈云芝，字雪君，晚號雪宧。父親沈椿在浙江當鹽官，家藏書畫頗豐，文化氛圍濃郁，妥妥的書香門第。沈壽少時聰明勤勉，從小跟著父親讀書識字，欣賞書畫，深受中國傳統藝術的熏陶，這給她后來在刺繡上的藝術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沈壽從小對刺繡情有獨鐘。七八歲時，跟著姐姐沈立繡些花草游魚之類的，待技藝有所成時，便著手以刺繡之技臨摹家中書畫。著名學者俞樾見了她的繡品驚艷不已，賜其“針神”之名，

沈壽繡技高超的聲名響徹蘇州城，“蘇州才子”的余覺被其不俗的藝術氣息深深吸引，隨后便展開了猛烈的追求，二人不久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余覺懂畫理，能設計畫稿；沈壽精繡藝，能將畫稿化為神奇，才子佳人，琴瑟和鳴。

余覺名兆熊，字冰臣，號覺。原籍浙江紹興，也是書香門第，因父親早亡，家道中落，才流寓蘇州。余覺幼時聰明好學，才識過人，善書畫、廣交際”，1902年鄉試中舉。

雖然讀書沒得到太多功名，但書畫方面修養頗深。婚后他悉心將自己掌握的書畫藝術融入妻子的刺繡之中，使沈壽的繡藝脫穎而出，名揚蘇滬。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月，慈禧太后70歲大壽。在朋友推薦下，余覺找蘇州大家顏元畫了一堂《八仙上壽圖》，又經妻子沈壽的精繡，給慈禧獻上了美妙絕倫的錦繡壽禮。老太太觀后大喜，親賜“福”“壽”二字給余沈夫婦，她也因此改名為沈壽，名滿京華。

乘著太后高興，余覺及時上書朝廷建議創辦女子刺繡學校，獲得批準，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公立刺繡學校。在他的提議下，沈壽也被任命為商部繡工科總教習，專門教授繡女。夫妻倆一個長袖善舞，一個身懷絕技，實在是天作之合。

《意大利皇后像》沈壽

為了學習新型的刺繡手藝，后來沈壽去日本學習。西方的素描、水彩、油畫、攝影等藝術為沈壽又打開了一扇大門。她通過對光和影的處理，創造出了舉世聞名的仿真繡。

沈壽指尖翻飛，繡出的《意大利皇后像》曾作為國禮令異邦驚嘆；她繡制的《耶穌像》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摘下金獎，讓世界看見東方藝術之巔。她的前半生，如同針尖上的傳奇。

02

如果說余覺是沈壽少年時的愛情夢，那么張謇便是她最撫慰心靈的知己。

1904年，兩人結婚11年后，沈壽懷孕了。可為了給慈禧太后獻壽禮，為了趕制繡屏，沈壽操勞過度導致早產，身體受到極大損傷，被診斷為“終生不育”。

辛亥革命之后，繡工科解散。沈壽于1912年10月遷居天津，開辦了一所自立女紅傳習所。1914年，張謇（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在江蘇南通創辦女紅傳習所。夫婦二人應張謇之邀，前往南通建傳習所，招生收徒，培養繡女。

張謇是清朝最后一位狀元郎，主張實業救國，教育興國，在南通親手打造出一座近代城市的雛形。他深知，沈壽的價值遠不止于一位刺繡大師，她更是一顆能夠點亮無數女子命運的星火。

他需要一個沈壽，不僅為南通織就一張藝術名片，更想織就一方文化沃土。

來南通后，余覺受張謇之命為公事“時離南通”，夫妻倆離多聚少，更無暇為家庭購置穩定的住宅，沈壽獨身住在女師范學校宿舍里三年。。1915年，張謇辭去總長一職回到南通。這時沈壽開始患病。女工傳習所東側“濠陽小筑”建成后，為方便沈壽就近教學授課和靜養，張謇將小筑一半借出，勸她遷到環境清靜的“謙亭”靜養。

沈壽身體虛弱得幾乎難以下樓，張謇便每日親自登樓探望，細致如父兄。他不僅延請名醫，更在病榻前親自研讀醫書，為她調配藥方。沈壽病重期間，張謇親筆書寫的藥方竟積攢了厚厚一沓。因為沈壽喜詩詞，張謇便收其為徒，還精挑細選了73首古詩，詳作注解，制成專屬于沈壽的《沈壽學詩讀本》。

沈壽亦不負重托。病痛纏身之時，她仍堅持斜倚在繡繃前，用顫抖的手為學生示范針法。身體愈是困在病榻，靈魂愈要在針尖上行走。她將畢生絕學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將西洋光影技法與傳統“仿真繡”融會貫通，開創了“沈繡”一派新風。

在張謇構建的堅固而溫暖的支持體系中，沈壽的藝術生命獲得了第二次輝煌綻放。她的病體或許未曾康復，但她的藝術卻在南通這片土地上扎根、繁茂。當學生們的巧手在南通的繡繃上繡出細膩的花鳥山水，當“沈繡”之名漸成金字招牌時，張謇所期待的“母實業”藍圖，正一針一線地化為現實。

但來到南通后，夫妻倆感情卻有了巨大轉折據說，借沈壽養病，張謇拒絕余覺進駐，余覺只能“余乃避嫌，仍不與妻同居，虛有次家庭之名。”他在《痛史》里描述：“沈壽偶恙，張親伺湯藥，無微不至；沈壽偶而外出，張心急慌忙，動色勸阻，謂病不宜勞；濠陽小筑的后半舍，張辦公于斯，會客于斯，寢食于斯，又辟一便門直達沈壽居室之東屋，經常自由出入。”

《耶穌像》沈壽

也許是出于對妻子與張謇之間萌動的情意而憤怒，或許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困擾，生活本就不夠檢點的余覺邁終于出了那一步。1915年沈壽赴舊金山參加第20屆世博會，以創新的仿真繡法繡制的《耶穌像》榮獲第一金質大獎期間，余覺以妻子不能生育為由，公然納了兩房姨太太。

這對視藝術與情感皆需純粹、身心早已傷痕累累的沈壽而言，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賴以支撐的精神世界與情感依托轟然崩塌。她不僅是失去了一個孩子，更是在丈夫的選擇中，失去了婚姻的意義和作為妻子的尊嚴。

情感的裂痕，在失去希望與身體的苦痛中悄然滋生、蔓延，事業理念的分歧也逐漸顯露。余覺更看重繡品的商業價值與市場運作，而沈壽則全身心執著于藝術本身的精進、創新與純粹傳承。曾經的“神針俠侶”，漸行漸遠。

回想昔日的心靈相通，余覺不是沒有負疚。他在《痛史》中寫道：“妻重違余意，始舍津赴通。余之負疚于妻，寧堪言耶，寧不痛耶！”

1918年，沈壽再度身染重病，因“懼其藝之不傳”，張謇在延請名醫為其治病的同時，提議由沈壽口述，自己親自記錄并整理其刺繡藝術心得，共同完成一部刺繡史上最完整的刺繡工藝和理論書籍——《雪宧繡譜》（1918年完成，1919年由翰墨林書局出版），上海商務印書社將之譯成英文版《中國刺繡術》，與1937年2月印刷發行。

“授繡八年，勤誨無倦。”（張謇語）1921年6月8日，沈壽的生命終如耗盡絲線的繡針，停在四十八歲。她走時留下遺言：愿葬于南通，永不與夫同葬。張謇，這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實業巨子，此刻難掩心中波瀾，全然不顧自己的身份、地位、名聲，撲倒在沈壽的遺體上老淚縱橫。他親自主持其身后事，將沈壽安葬于能望見長江的狼山腳下，墓碑上“美術家吳縣沈雪宦女士之墓”一行字，并為她寫下《惜憶四十八截句》。

張謇為沈壽所題“繡圣”二字，亦非尋常溢美。這簡短二字背后，是他對沈壽畢生成就的最高認可，也凝結著一種深沉而復雜的情愫。

03

沈壽離世后，張謇在寂靜的深夜整理她的遺稿《雪宦繡譜》。燈下，他提筆寫下序言，一句“獨來獨往，不求人知”，道盡沈壽一生孤高清寂的藝術追求，又何嘗不是他自己內心深處的某種投射？那蘸滿墨汁的筆尖之下，深埋著多少欲言又止的言語與情思？

1926年，張謇于南通辭世，他的墓地正對著狼山，與沈壽遙遙相對……

他一生從未對沈壽越禮一步，卻為她創造了最自由廣闊的天地。濠陽小筑的繡樓，是她的庇護所，更是她藝術翱翔的起點；女工傳習所，是她的講壇，更是她精神不滅的豐碑。張謇給予沈壽的，是超越私人情感的、更為深沉的成全——是尊嚴，是價值，是讓她枯萎的生命在藝術和教育中重新綻放光華的可能。

在沈壽靈前，張謇曾悲嘆：“世有欲知吾兩人者乎？視之詩。” 他以詩為證，將那些不便言說、不必言說的萬千心緒，鄭重地托付給了文字與時間。

八年心血，三百多名學子從傳習所走出，她們帶著“沈繡”的技藝與精神走向各地。張謇與沈壽共同點燃的這盞燈，早已照亮了更多女性腳下的路。

張謇曾言：“父教育而母實業。”他對沈壽的敬重與扶持，早已超越了個人情愫，升華為對“母實業”這一宏大理想的躬身實踐。他深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無數雙手共同織就——男人的手開拓實業疆土，女人的手則繡出文化的精魂與尊嚴。

最深切的愛意，往往不是占有，而是默默鋪就一條路，目送所愛之人奔赴屬于她的星辰大海。

南通博物苑里，沈壽的繡作依然光艷如新。針針線線，繡盡繁華，也繡著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里，一個男人以畢生克制所成就的深情。

他以一座樓安放了她風雨飄搖的后半生，更以一座城托起了她永不墜落的藝術星辰。這種情誼，無言卻深重如山，不占有卻成全了永恒。

參考文獻：

余覺《余覺沈壽夫婦之南通痛史》

張謇《張謇存稿》

陳克堅《沈壽的病史、余覺的痛史和張謇的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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