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館長拿了：聞鈞天捐獻書畫失蹤案已有回音

聞鈞天山水畫，2024年華中文交所上拍

文/呦呦鹿鳴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一則讀者留言。一個懸疑故事。

這位讀者的消息，來自2011年8月28日 《楚天都市報》報道《聞一多堂弟聞鈞天父子向家鄉浠水贈畫150幅，30年后流失大半 》，以及9月7日《中國青年報》的報道《誰“拿”了聞一多親屬捐贈的畫》。

雖然報道都強調“聞一多堂弟”，但聞鈞天本人是著名畫家，他的畫作曾經在中日建交時作為國禮贈送給日本政府。

結合當時媒體報道，以及后來當事人的敘述。故事要上溯到1981年。

當時，為了“支援家鄉文化建設”，年過八旬的聞鈞天先生用了半年時間，不分日夜，創作了100幅畫，“秋深不知乏，披衣寫秋花。”加上之前存下的，一共150幅畫作，捐贈給故鄉浠水縣 。

聞鈞天之 子 聞立圣說，這是父親捐畫數量最多的一次。見證捐畫的浠水人汪德富后來撰文回憶說， 聞先生的“ 這一行動得到了全國政協、文化部、民革中央以及同行的高度稱贊，中央和我省各大報紙、電臺均報聞老的初衷。”

當時接受捐贈的是浠水縣 文化館副館長朱泗濱、書畫創作干部鄭國寰等三人，然而，第二年，1982年，浠水縣文化局一位領導突然找到朱泗濱，稱“縣里領導要看看這批畫”，隨后拿走了存放在文化館的150幅畫。

此后，朱泗濱再也沒見到這些畫。他找了4任文化館館長，詢問交接情況，但都無法提供交接清單。而且，在浠水縣文化館里，也沒找到關于“聞鈞天”三字的只言片語。

2011年，朱泗濱已經84歲，他開始實名舉報。《楚天都市報》記者陳世昌前去采訪，時任浠水縣文化館館長徐良說，前任館長只向他移交了63幅畫，并稱有些畫“被領導拿去送人了”。

事件曝光后，浠水縣有關負責人表示，該縣成立工作專班，“全力追回流失贈畫”。

隨后《中國青年報》記者王晶晶前往浠水縣采訪。一位浠水縣委工作人員說，已經追回50余幅畫作；專案組牽頭負責人、浠水縣紀委監察局的黃常委說，“案件還在調查中，不便對外公開。”

這就是目前互聯網上所能找到的所有關于這批畫的信息。我反復搜索，找不到這一事件的最終結果以及這批畫作的現狀。

這件事的荒謬在于，從1981年捐贈到2011年曝光，聞鈞天的150幅畫作在浠水30年，一直沉睡在倉庫（63幅）或領導家中，沒有任何一位普通浠水人有機會在任何一個公開場合，欣賞到這位畫家捐獻給家鄉的作品。

昨天（2025年12月25日）晚上，湖北浠水縣政府一位工作人員聯系了我，表示看到了文章中的留言，并提供了一份來自文旅局的《情況說明》，接上了后續：

2011年媒體報道后，“工作專班進駐縣文化館，剛被免職的館長周金林經組織談話，分兩批上交了私藏在家里的聞鈞天、聞立圣父子捐贈畫作。第一次移交63幅，第二次移交51幅，加上縣文化館館內保存的1幅，合計115幅。至此，周金林任職期間流失的畫作已全部追回。另有24幅，在宋愛明（已去世）等任館長期間，已按當時市場價處理，用于彌補《紅燭》辦刊經費不足。此外，縣文化館此前應縣博物館請求，轉贈聞立圣畫作11幅，由縣博物館收藏，繼續保持現狀不變。”

這些畫作“已被逐一登記、妥善封存、安全保管”。就此，我總結如下：

63（前館長私藏）+51（前館長私藏）+1（文化館保存）+24（前館長賣了）+11（博物館收藏）=150。

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是：免除了周金林的館長職務，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浠水縣工作班子向聞鈞天之子聞立圣道歉。就此，該縣文旅局相關負責人認為，“該輿情早在當年已處理妥善完畢”。

這件事終于是有了完整的信息。

浠水縣文旅局相關人士表示，需要通過我這里進行澄清：“我們認為，縣文化館收藏的聞鈞天、聞立圣父子捐贈畫作不屬‘文物’范疇，該報道用詞定性缺乏準確性，而且該輿情早在當年已處理妥善完畢。”

我能理解他們，但也保留自己的觀點。

首先，2011年《楚天都市報》和《中國青年報》的報道時，使用的是“書畫”，是準確的。今天，2025年，可能有個別自媒體使用了“文物”這個詞，但大多數人（包括呦呦鹿鳴留言區）使用的依然是“書畫”。所以，這不是主要問題。尤其，人們真正的關注點，并不是某件東西是文物還是畫作（《江南春》既是畫作也是文物），而是公共機構不透明、拒絕公開，且里面的東西不知去向。

其次，是不是“當年已處理妥善完畢”呢？從我的角度，必須是向社會公布結果，而且這種結果清晰可查令人信服，才是“已處理妥善完畢”，才是回應了公眾關切，也就是說，直到今天，一直搜不到最終信息的我，得到了具體信息，才算是“已處理完畢”。

當然，和昨天陜西省圖書館館長在看到文章后立即聯系劉軍山后人并飛赴海南當面道歉一樣，浠水縣主動提供信息的行為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這是社會積極的互動，是進步的表現。

最后，說一個小小的巧合。

2011年8月，《楚天都市報》記者陳世昌報道了聞鈞天捐贈畫作失蹤的消息；2016年9月，《東方早報》記者陳詩悅發表了《收藏家龐萊臣后人與南京博物院糾紛案調查》，這是目前可見關于龐萊臣后人追問捐贈藏品的最早報道，同年，《東方早報》休刊，轉型為@澎湃新聞 ，2025年12月17日，澎湃新聞記者李梅發表《南京博物院館藏明代仇英 <江南春> 為何現身拍賣市場？》，接力了2016年的報道，并引起全國關注。

我說的巧合是，《楚天都市報》和《東方早報》都屬于“都市報”。

這類“故事”都通過都市報而不是其他渠道進入大眾視野，并不是偶然的。

包括我，通過呦呦鹿鳴首先寫了《愛國學者劉軍山捐獻的2333件碑帖只剩876件？后人發聲》，雖然呦呦鹿鳴與都市報已有本質區別，但實際上我也有幾年都市報工作經驗（2004-2006曾在湖南《瀟湘晨報》工作）。

可以說，這都屬于都市報的“遺產”。為什么呢？因為曾經火爆一時的都市報，如今大多已經不復往昔，很多甚至都像《東方早報》一樣凋謝了。如今，已經是微信時代、短視頻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已經徹底改變。類似事件，還會有人進行高成本的挖掘、求證嗎？會，但恐怕不會那么多了。

之所以是遺產，是因為曾經有一撥人曾經熱切地關注我們社會在公共領域的進步。其中，讓公共機構走向徹底公開、透明，就是一個“母題”，就我個人理解，是一個根目錄問題。這些報道、自媒體文章，就是這個命題下的產物。

一些讀者說，最近看南京博物院事件，聯想起那一個個監守自盜的個案，感覺心情很糟糕，擔憂國寶文物，心疼捐贈人，而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很被動，很沮喪，“這個世界會好嗎？”

我以為，諸君大可不必如此悲觀。從歷史的眼光看，這次“江南春”事件能引起全國關注，進而人們開始關注南京博物院等各地文物機構，以及圖書館、文化館等公共機構，關注里面的“國家財產”現狀和去向，人們熱切地討論，不斷求索，并明確提出應當將藏品通過數字化方式全面徹底公開，上下各方呼應，可以說，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進步，而且是走向現代文明的那種進步。

世界從來不會一蹴而就地好起來或者壞下去，沒有那樣一個時間點，可以讓一個地方在一夜之間煥然一新或瞬間崩潰，進步從來都是一步一步向前的，前面有漫長的鋪墊，后面有繁復的鞏固。

就像是，經過一二十年的發展，中國各地才形成了一批與民眾同呼吸、接地氣的都市報，才培養了一批嗅覺敏銳、勇于突破的記者和編輯，有了接力式的持續關注，然后才有了那么讓人愿意看上幾分鐘的一批文章，才有公眾參與討論。

我們更需要關心的是，在如今這個短視頻占據大多數人注意力的時代，公共的、嚴肅的、挖掘性議題，會不會依然有足夠的機會進入大眾視野。當下一個受委屈的“龐萊臣后人”出現時，他是否能找到足夠的發聲渠道，并與陌生的朋友們共鳴。這是我在《江南春》一案之外的憂心。

旦逢良辰，順頌時宜。愿朋友們一切都好。

呦呦鹿鳴202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