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磚宿舍、中行別業到鳳城二村，銀行老白領的安居“三級跳”

文│姚明強

1950年代，是艱難起飛又朝氣蓬勃的火紅歲月，上海的銀行業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為引領，承擔了革故鼎新、重新布局，為上海經濟建設服務的重大任務。一方面，需要對“四行二局”及更多私營銀行錢莊等作出資源的歸并調整和人員培訓；另一方面，需要積極向社會招募、吸納新生力量。我的父母親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各自經過培訓考核，于50年代初進入人行上海分行工作。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實行了新的執政理念。在陳毅市長的關心下，上海市政府在市級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從1952年起，在當時的滬西、滬東城鄉結合部陸續建設起大批工人新村，形成了影響全國的“兩萬戶”現象。人行上海分行的領導也充分發掘系統內的房源資源，并積極創造條件，參與工人新村的建設，大大改善了行內員工的住宿條件。這些做法，堅持了黨一貫倡導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溫暖了廣大銀行員工的心。我的父親就是當時行內眾多受益者中的一員，受惠于人行上海分行三遷新居。對此，他一直緬懷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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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搬進紅莊集體宿舍

1951年6月，我父親姚來鑑經培訓與考試，被人行上海分行錄用，分配在人事室干部科任甄選組練習員；三個月后，調入新設立的人行上海分行干部訓練班，在人事組任干事，時年23歲。

干訓班創建伊始，辦班地點設在法華路（1965年改名為新華路）315號，這是一幢典型的英國鄉村別墅式建筑，建造于1930年代，建筑面積1725平方米，用地面積2422平方米，尤其是它的花園綠地近2000平方米，中間是大片草坪，四周圍繞雪松、桂花、香樟等樹木，營造了一片寧靜的綠色空間，是法華路、番禺路“哥倫比亞圈”住宅群中的經典之作，處在著名的“外國弄堂”的中間位置。

為了更好開展辦班的管理與服務工作，銀行干訓班領導專為單身員工配備了集體宿舍，地點就在離此不遠的紅莊。

中國農民銀行宿舍（南紅莊）地圖

紅莊是由中國農民銀行出資，于1945至1947年間建成的40幢新式里弄住宅群，用作銀行員工宿舍。其因外墻紅磚的特點而得名，分布在以番禺路為中心、法華路的南北兩側，分別稱為“南紅莊”和“北紅莊”。1949年5月30日以后，新成立的人行上海分行受權陸續統管起上海原各家銀行的業務、資產和人員的整合，自然也接管了紅莊的房產管理。

到新部門干訓班工作才一個月，我父親就申請到了集體宿舍的一個鋪位。他與其他三名同事，高興地住進了位于南紅莊的番禺路591弄55號。他很珍惜這個機會、這份溫暖；當年由地區派出所簽署的戶籍管理“遷入報告書回執”，他精心保存至今。“遷入報告書回執”中所錄的戶主朱文熊，當時擔任上海分行干訓班第一期第二隊的輔導員。

當我探訪南紅莊時，隔壁聞聲走出來的老年居民依舊清楚記得，“這里原來都是銀行系統員工的宿舍”。

南紅莊當年的建筑水準，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也是比較考究的。這里5排或三層或四層的樓房，戶戶是朝南大間，有玻璃鋼窗，打蠟地板，北側還配有面積較大的盥洗室，帶有抽水馬桶和鑄鐵浴缸，煤氣、自來水也一應俱全。這樣的設施對于自小擠在石庫門弄堂房子的后廂房里，一家三代六口只住22平米一間房，且無煤衛設施的年輕的我父親來說，不啻是住宿條件的“一步登天”。

當年與我父親一起入住宿舍的年輕同事許懷遠、徐炳符等人，有的是家在外埠或遠郊的“新上海人”（當時的川沙、南匯、松江、嘉定等郊縣都還是江蘇省管轄的），有的也像他這樣市區雖有家卻住得十分擁擠的“上海人”。紅莊新辟的集體宿舍，是因組織的關心和同事的溫暖為這支年輕的隊伍“雪中送炭”，解決了住房問題，增添了青春朝氣，提高了工作效率，形成了新的凝聚力。

從南紅莊番禺路591弄宿舍到法華路315號干訓班辦學點，只有短短400米的距離。于是我父親因有紅莊宿舍的基本生活保障而無后顧之憂，踴躍參與在晨曦中去法華路上出操的干訓班隊伍里，在夜月下圍坐在315號院子草坪上吟詩唱歌的學員聯歡中。他保存的許多照片，忠實地記錄了干訓班學員在此集體聽課學習、修整場地勞動的情景和休閑輕松的集體活動。

我父親在紅莊的集體宿舍住了八個月，在這里參與了第一期與第二期干訓班的人事管理服務工作。后因校舍不足，難以適應辦班需求，故從1952年5月第三期起，上海分行干訓班遷至蘇州舉辦，我父親也隨干訓班去了蘇州。

1954年6月華東區行撤銷后，市分行干部訓練班改名為干部學校。1955年干校又從蘇州遷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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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家，中行別業喬遷新禧

位于萬航渡路的中行小區，又稱中行別業

我父母親于1955年4月結婚。因婚后無房，向干校提出申請。半年后，組織上落實到房源，將位于梵皇渡路（現為萬航渡路）623弄的中行別業80號10室分配給我父母作為婚房。雖然只有12平方米一間，但畢竟有了兩人的小天地。

中行別業原是中國銀行專為本行員工和家屬建造使用的大型宿舍區，始建于1923年，之后又幾經改建擴建。小區內不僅建有50多幢不同式樣的住宅建筑，還配建了綠化園地。有可舉辦盛大活動和供職員舉辦禮儀的大禮堂，還有球場、乒乓室、小學、戲劇室、圖書館、糧油供應、百貨合作社、食堂、理發室和公共浴廁等公共服務建筑。它被稱為上海近代史上第一個具有社區概念的生活小區。

80號住宅屬于抗戰勝利后為應對大批銀行人員從大后方復員返滬之需而于1946年改建的，因而被稱為“新公寓”。這是拆除原74號樓后，在原址擴建成混合結構的五層樓公寓，分兩排10個單元（71—80號），一梯兩戶，每戶三間，供普通職員居住。當年這批樓房號稱上海滬西地區最高的住宅樓房，在屋頂平臺上可以直接看見外灘的大樓。我父母新婚搬入時，這批房屋的房齡還不到10年。

甫結夫妻，就得到單位分配婚房的待遇，這在當時也是令人羨慕的。我祖父就感慨道，他來上海謀生幾十年，就職過不同的公司，至于家庭住房之事，一直只能靠自己想方設法。解放后，二兒子進了人民銀行，單身時能住進集體宿舍，結婚后還能分到婚房，這樣好的待遇是過去做夢也不敢想的。

中行別業的生活環境很好，各項民生服務周全，而且離延安中路銅仁路口的干校路途也不遠，但因母親產假結束后就要上班，為了能讓祖母代為照看襁褓中的我，父母在中行別業住了不久就搬到文元坊祖父家，擠住在22平方米的后廂房，而中行別業的房子，只能暫時空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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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房，鳳城二村四世同堂

位于楊浦區的鳳城二村

在當時的銀行系統里，關心員工是領導工作的重要內容。我母親產后的居住情況和實際困難也牽動著他們的心。不久，干校副校長潘炯樂了解到市分行在滬東鳳城地區有新建房源待分配，便找到我父母商量，設計出可以兩全其美的調房方案——以中行別業和文元坊的兩處住房來換鳳城二村中毗鄰的兩間房間。這既解決了我母親的實際困難，且滿足了我父親希望與父母同住，以便家中老小互有照應的愿望，又用那騰出的兩處房子滿足了住房困難員工希望住在市中心、方便上下班的愿望。

很快，經過上級審批，一份編號為“難字申請書新17號”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職工遷入宿舍/出租/租賃房屋憑證”開出。1957年7月，我們全家從年已八旬的太婆到剛滿一歲的我，喜遷新居，搬入位于楊浦區本溪路100弄的13號門棟三樓。一家七口，四世同堂。鳳城二村位于滬東地區的城郊結合部，搬到新居后，父母去延安中路分行干校上班的路途要比從舊居去上班遠了二倍，且公交也不太方便，需要幾次轉車；但家庭居住條件的改善和四世同堂的相互照顧之利還是大大抵消了上班路遠帶來的不便。

鳳城二村的住房均為尖頂，磚木結構，木質地板樓梯門窗，朱漆飾成。我家分得的是三層樓房中的三樓東首，南北二間，合約30平方米。每間都有不同朝向的兩扇木框玻璃大窗，采光好，通風暢，房間照得亮堂堂的。樓房周圍遍栽樹木，綠化宜人。夏日我家穿堂涼風習習，在家就能乘涼。

新居里抽水馬桶、自來水和煤氣灶一應俱全。這些在過去只有高檔居住區才有的生活設施，入住工人新村的普通職工在人民政府的關懷下都能享受到了——從此告別煤球風爐、蒲扇、引火柴，告別馬桶“拎出來哦”的晨間“功課”，我母親在回憶錄里由衷感激干校領導：“這是組織上的關心?！?/p>

我的父母只是分行干校的普通職員，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在住房方面得到組織的多次照顧，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并非有什么特殊關系；當年，分行設立住房調配小組，對于員工住房的分配，確實是從實際困難程度出發，作出了“公正、公平、公開”的安排。

據我父親所述，我家所在的13號門棟，是由人行上海分行按每一間住房1000元的標準貼資，由建筑公司統一建設，建成后全部定向交由人行上海分行分配給本系統的職工；但產權性質仍屬公房租賃，由房產公司管理，每戶按時繳納房租。分行不僅集資建造鳳城新村的樓棟，定向分配給行內職工居住，還在房租上給予補貼。1957年時的公租房房租標準為每平方米0.25元。我父親在筆記本中記有當年的房租信息：兩間房約30平方米，月租金為7.51元。其中，單位補貼4.26元（計入工資單），自付3.25元。這補貼的部分約占我父親月薪的9%。

我后來年齒漸長，乃知北京人有“大院”之說，及至形成了“大院文化”。由之來看，我們當年所居住的門棟戶主與孩子兩代也因著市分行的參建與分配的背景，而形成了銀行系統家屬院獨特的亞文化圈。相鄰居住的戶主中，以在楊浦、虹口和黃浦區辦工作的為多，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乃至熟悉；而他們的孩子——“行二代”們，每家少則兩三個，多則六七個，不少都是小學、中學的同班同學，一起在“小小班”溫課，一起在樓外刮刮片、打彈子、跳皮筋、做游戲，還各家串門，過從甚密。這樣的鄰里和諧風氣，氤氳了十年。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