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 ｜中美貿易摩擦下的經濟形勢：抓住偶然背后的必然

從2025年4月2日開始，中美之間的關稅大戰就演變成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大戲”。美國先是打著“對等關稅”的旗號，對中國商品加征34%的關稅，中國也立刻“以牙還牙”。短短幾天里，雙方的關稅稅率像坐過山車一樣，一路飆升到125%。雖然5月在日內瓦的經貿會談上，雙方暫時“握手言和”，同意把關稅降到10%并繼續談，但這場博弈的復雜和不確定性，依然讓全世界都捏著一把汗。

至于中美這場貿易摩擦到底什么時候能“見分曉”，普遍的看法是，這會是一場持久戰。它不是誰拍腦袋決定的，而是美國和中國已經形成的一種經濟共識?，F在，中國的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美國則鐵了心要“美國永遠第一”。而這兩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除非有一方愿意“退居二線”，否則這場較量就會一直持續下去。有分析師甚至預測，這種激烈的競爭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直到雙方實力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面對如此宏大的變局，中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徐高博士在其混沌課程中，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強調，貿易摩擦雖然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偶然”，但更關鍵的是要抓住這些偶然背后的“必然”。正如恩格斯所言，經濟運動作為一種必然力量，它會穿過無數的偶然事件，推動歷史向前發展。

因此，理解宏觀經濟的必然性，需要我們跳出日常的微觀常識，用正確的分析方法，精準把握宏觀邏輯。混沌君將結合徐高博士在混沌課程《抓住偶然背后的必然》的分享，深入剖析中美貿易摩擦下的經濟形勢，探尋其深層邏輯與未來走向，從而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并應對當前的經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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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的根源與美國的選擇

“對等關稅”的表象與美國貿易逆差的真因

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2日推出的“對等關稅”政策，就是想通過對那些跟美國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加征高額關稅，來把美國的貿易逆差給壓下去。這個政策是根據美國對某個國家的貿易逆差占進口額的比例來算稅率的，而且所有國家都要先加10%，逆差國再額外加。比如對中國加征34%的關稅，就是基于其貿易逆差比例打了個對折。

美國官方給的解釋是，貿易逆差是因為別國對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所以他們要“對等”反擊。但如果我們深挖全球貿易數據就會發現，過去四十年里，全球化進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失衡”：美國幾乎是唯一的貿易逆差大戶。早在上世紀80年代，甚至在中國加入WTO之前，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已經開始膨脹了。所以，把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鍋完全甩給中國，數據上是說不通的。

真正深層的原因，其實是美元的特殊地位。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和黃金脫鉤，美國就有了無限“印鈔”的能力。憑借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慣性，美國可以向全世界“收鑄幣稅”。這種幾乎零成本創造美元、并把購買力輸送到全球的能力，讓美國國內的需求長期都比自己的生產能力旺盛，結果就是持續大規模的貿易逆差。

美元的代價：產業空心化與社會撕裂

盡管美元霸權給美國帶來了巨額的鑄幣稅收入，讓他們能用幾乎沒有成本的符號換來全球的商品和服務，但這特權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最先遭殃的就是美國國內的產業，變得越來越“空心化”。

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24%一路跌到2024年的10%，而金融、保險、地產這些行業卻明顯壯大。這種現象，經濟學上形象地稱為“荷蘭病”——當一個國家擁有一種特別有競爭力的“出口品”時（比如荷蘭的石油，美國的美元），它的制造業往往就會因為資源和人才都流向高回報領域而衰落。美元作為美國最具出口競爭力的“商品”，它的無限輸出，自然擠壓了本土制造業的發展空間。

除此之外，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在美國國內分配得極不公平，這讓社會矛盾變得更尖銳。過去三十多年里，美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企業利潤占比卻明顯上升，這反映出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制造業崗位的流失，以及通過美元輸出獲得的全球化紅利過度集中在少數富人手里，導致很多美國人成了全球化的“輸家”。再加上對外戰爭耗費巨大，對老百姓福利提升的作用有限，這種收入分配不均最終激化了階級矛盾，特朗普兩次當選，就是這種社會撕裂的直接體現。

美國的“上策”與“逆全球化”的無奈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美國其實并非沒有更好的選擇。他們的“上策”有兩點：一是放棄美元霸權，推動發行一種超越主權的貨幣作為全球支付工具，這樣可以更公平地分配鑄幣稅收入，從而遏制美元過度輸出導致的產業空心化；二是推行國內的“共同富?！闭?，比如“全民基本收入”（UBI），把全球化紅利更平均地分給所有國民，緩解收入差距和階級矛盾，讓所有美國人都能成為“全球化贏家”。

然而，美國很難選擇這些“上策”。放棄每年數萬億美元的鑄幣稅收入，以及在一個堅持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搞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都意味著要對現有制度和觀念進行傷筋動骨的調整，這對美國來說難如登天。

比如，特朗普政府的稅改法案，反而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均。所以，既然沒法選擇“上策”來有效應對全球化的挑戰，美國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試圖通過壓縮貿易逆差來解決國內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是他們沒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也標志著過去四十年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走到了一個終點。

中國經濟的挑戰與戰略選擇

鏡像式失衡：中美經濟的互補與沖突

過去四十年，全球化大潮中，中美兩國形成了一種“鏡像式”的經濟“失衡”。簡單說，中國是“貿易順差+低消費”，美國則是“貿易逆差+高消費”。

這種看似互補的關系，曾一度推動兩國經濟共同發展。中國靠著出口，彌補了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經濟跑得飛快。但現在，美國越來越傾向于“逆全球化”，不愿意再當全球的“消費大戶”了，這種鏡像關系自然就遇到了大麻煩。如果中國還像以前那樣，內需不足，產品一股腦兒往外賣，那很可能就會引來更多國家筑起貿易壁壘，讓全球化變得支離破碎。

要搞懂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挑戰，我們得回到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前提。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得有不斷增長的消費欲望。其次，生產能力得持續擴大，這主要靠勞動力增加、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不過，還有一個常常被大家忽略的關鍵前提，那就是有效需求必須持續增加。

“有效需求”可不是簡單的“我想買”，它得是“我想買”和“我有錢買”結合起來，并且真的付諸行動去買。因為大家的購買力是有限的，所以有效需求也必然有限，甚至可能比經濟的供給能力還低，這就導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說到底，有效需求不足，就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產出，也就是總收入，理論上是足夠把所有產品都買下來的。但如果收入分配不合理，讓那些有錢但又不想花錢的主體（比如錢都流向了不消費的投資者）把錢“捂”起來，那購買力就沒法充分變成有效需求。馬克思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理論早就說清楚了，資本越積累，社會財富就越集中到資本家手里，而勞動者的收入相對下降，消費能力受限，最終就會引發生產過剩的矛盾。

在中國，雖然我們的國有資產規模大得驚人，但它產生的巨大收益，真正流到老百姓口袋里，變成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比例卻少得可憐。一直以來，國有資產的回報都更偏重于積累而非消費，大部分都拿去再投資，擴大生產能力了。這在過去確實讓我們的生產力突飛猛進，但也導致了一個問題：國內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一直不高，這直接壓制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讓中國經濟長期都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需求不足下的中國對策：上、中、下三策

面對有效需求不足的難題，中國經濟在中長期有三條路可以走：

上策：消費大轉型，搞個“全民國企持股計劃”。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調整收入分配，讓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這樣消費自然就上去了。比如，“全民國企持股計劃”就是想把國有資產的收益，通過社保體系分給老百姓，讓大家實實在在感受到“國有資產是大家的”，這樣手頭寬裕了，自然就敢花錢了。不過，這項改革牽涉到深層次的制度調整，短期內想看到明顯效果，可不容易。

中策：投資來拉動，基建和地產重新定位。在收入分配結構一時半會兒改不過來的情況下，那就繼續靠投資來穩住經濟增長。你可能會說，這會不會導致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甚至出現“無效投資”？從宏觀角度看，當資源因為需求不足而閑置浪費時，搞一些消費型投資（比如修路、建房）總比什么都不做，讓產能閑置、工人失業要好。這類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不同，它不會直接擴大產能，反而能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

下策：去產能的“苦日子”和惡性循環。如果既不搞收入分配改革，投資端又得不到有效刺激，那經濟就可能陷入總需求不足的泥潭，重演1998-2002年那種長期通貨緊縮的局面。“去產能”聽起來像個辦法，但它可不是短期內能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因為它會引發產能和有效需求的“賽跑式”收縮，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經濟長期低迷。

中美博弈下的市場展望

中國不能輸，市場不能慫

在中美這場激烈的較量中，穩住經濟和市場，已經成了一項特別重要的政治任務。中國手里握著的政策工具和回旋余地更多，尤其是在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上，內需甚至可以“憑空創造”，政策選項也更豐富、更有效。

中美之間的博弈就像一場“懦夫博弈”，你退一步，對方就可能得寸進尺。所以，中國必須展現出足夠的韌性和實力，才能迫使對方做出妥協。任何經濟或市場疲軟的跡象，都可能被美國看作是軟弱，從而加大施壓的力度。

政策展望：中策為主，期待發力

考慮到“去產能”這種下策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消費轉型這種上策又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見效，那么刺激投資的“中策”，就成了今年乃至未來一段時間的主要政策選擇了。這意味著政府會進一步加大財政支出的力度，通過基建投資和出手救助房地產開發商，來修復樓市，提振地產投資。

救助開發商能有效解決期房交付的“老大難”問題，釋放那些被壓抑的購房需求，進而帶動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復蘇。除此之外，刺激消費的措施也可能會加碼，雖然這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消費不足的局面，但多少能給經濟注入一些活力。

市場走勢：底部震蕩與政策預期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股市、債市和匯市這三大市場，目前都處在底部震蕩的狀態。

股市：A股市場有國家隊“托底”，加上中央明確的穩增長態度，大家對后續政策也有期待，所以股市有支撐。不過，在全球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市場很難形成持續上漲的趨勢。雖然金融政策在穩定市場方面效果明顯，但如果實體經濟的景氣度不能明顯回升，股市依然會面臨不小的壓力。

債市： 國內長期債券收益率目前也在底部徘徊。盡管經濟增速相對不高，但利率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已經不大了。這主要是因為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對利率已經不那么敏感了，而且如果資金繼續在金融市場里“空轉”，不流入實體，反而可能吹大金融資產泡沫。未來，如果實體融資需求能回暖（比如房地產開發商拿到錢，或者地方政府加大基建投入），債券收益率反而可能會反彈。

匯市： 隨著美國“逆全球化”政策給美元帶來壓力，美元指數走弱，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壓力也相對可控了。雖然人民幣匯率受很多因素影響，而且從長期看，它對出口的拉動作用有限，但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多次動用“逆周期調節因子”來穩定人民幣匯率，這清楚地表明，央行不希望人民幣大幅貶值。所以，人民幣匯率預計會在底部區間震蕩，隨著美元走弱，可能還會小幅升值。

結語

總的來說，眼下中美貿易摩擦下的全球經濟形勢，真是既復雜又深遠。徐高老師的分析告訴我們，要想看懂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就得跳出微觀常識的框框，從“內生性”、“一般均衡”和“思想”這些層面去把握。

美國因為美元霸權，雖然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但也為此付出了產業空心化和社會撕裂的代價，最終只能無奈地走向“逆全球化”。

面對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中國經濟也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難題，特別是消費和投資的結構性問題。雖然我們有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來實現消費轉型的“上策”，但短期來看，更現實的選擇還是靠投資來拉動經濟的“中策”。

在與美國的這場長期較量中，中國手里握著更多應對挑戰的政策工具，而且穩住經濟和市場，不光是經濟上的事，更是一項政治任務。未來，中國經濟能不能走穩走好，關鍵就看能不能有效落實穩增長政策，特別是能不能把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入給提振起來，這樣才能對沖外部壓力，激活內需，最終在變幻莫測的全球大格局中，抓住那些偶然背后的必然，實現持續穩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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