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父母、老師就教育我們:“要聽話,要勤苦,要好好學習,對人要有禮貌”,大部分學生也是這樣遵循的。品學兼優的學生自然深受老師、父母夸贊,但有小部分學生依然調皮,不受老師待見。可當大部分人到了四十多歲后,都把人生活明白了,卻突然發現:身邊混得好的,往往是那些小調皮的孩子;而那些品學兼優的老實孩子,往往混得一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老實孩子被儒家思想束縛了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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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最大貢獻就是“三綱五常”,使人從弱肉強食、沒有羞恥感的叢林法則競爭中回歸到一種相對文明有序的生存狀態,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抑制了各種丑陋現象,為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套治國安邦的思想體系。
但儒家思想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嚴重束縛了人的思想和手腳,使得國人長期處于自我克制的狀態,喪失了創新能力。
儒家自從登上廟堂之后,兩千多年以來,就一直沒有被推下過神壇,其思想可以說深深烙進了國人的基因,其文化影響遠達朝鮮、韓國和日本。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指網上大繩。
五常:仁、義、禮、智、信。仁,即仁愛。義,即正義。禮,即禮讓。智,即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信,即言行一致。
其實,“三綱”的核心就兩個字:服從。“五常”的核心就四個字:克己復禮。
這里借用一個活生生的案例來說明“絕對服從”帶來的惡果。
2014年4月16日早上8時許,一艘載有476人(包括300多名學生)的客輪“世越號”從韓國仁川巷出發,在航行到“屏風島”海域時,船體突然發生傾斜,客輪工作人員為了防止學生恐慌,通過廣播告訴學生:原地待命,不要妄動。于是大部分學生選擇了服從,安靜地坐在艙內等待救援;只有少部分調皮的學生未聽從安排,從船艙跑到了甲板求救。殊不知,當“世越號”傾斜無法挽回后,客輪駕駛人員就選擇了逃命,而將那些可憐的學生丟在了船艙,那些學生全然不知。很快,無情的海水淹沒了客輪,無路可逃的261多學生全部葬身船艙,只有那些不聽話的學生獲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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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過后,韓國教育界開始討論學生要不要絕對“服從”。
《孫子兵法》告訴我們:“水無常勢,兵無常形。”就是說,萬事萬物都在隨時變化,哪有一成不變的道理?臨事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如果一支軍隊遭到突然襲擊,那么部隊成員就不能各自逃命,必須沉著冷靜,團結一致,迅速做出反應,否則必將被逐一消滅;而當客輪發生傾斜時,身處深不見底的廣袤海洋之上,此時最緊急的就是各自逃命,而不是集體等待救援。
同樣道理,當我們在學校讀書時,不用考慮賺錢謀生,唯一的任務就是按部就班地學習;當我們踏入社會之后,首先就要考慮如何賺錢謀生,如何謀劃前程,此時,各種危險和機遇交錯存在,這就需要靈活做出選擇了。那些老實孩子習慣了自律,習慣了服從,習慣了被動接受,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局面時,就缺乏突破性思維,創造性思維,不敢輕越雷池一步,任憑機會從身邊溜走;而那些調皮的孩子,從小就敢于打破常規,不愿服從,不愿被動接受,思維靈活多變,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局面時,就能敏銳地抓住機會。所以,當老板的,多是些調皮的孩子;打工的,多是些品學兼優的老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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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工具十分發達的今天,人們可以到達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當我們以“君子”姿勢與那些奉行叢林法則的外國人打交道時,吃虧的往往是我們。我們的謙遜,在他們看來就是愚昧;我們的克制,在他們看來就是軟弱可欺;我們的吃苦耐勞,在他們看來就是“只知道工作而不知道享受”。
儒家的“克己復禮”磨滅了中華民族的血性。自小受到儒教毒害的人,小人就變成了偽君子,死板的人就變成了老頑固,正直的人就變成了毫無威懾的清高君子。當清高的人遇到強大的對手進攻時,要么遁世避禍,要么屈膝投降。就像《紅樓夢》中的賈政一樣,在賈寶玉面前,總是聲色俱厲;但當他見了抄家的官員時,又只有作揖叩頭了。
自然界都會出現滄海桑田巨變,何況是一種思想,一種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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