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巨頭的江南“小城”，靠什么人均GDP四超上海？

文 |田語、唐曉園

編輯 |田語

視覺設計：星船知造

正文共計：7623字

無錫的特殊在于：

其4627平方公里的面積在長三角核心城市中最小，比蘇州小近一倍。其“壯士斷腕”最為猛烈（關停數千家污染企業）、其產業傳承和承接上海相關技術溢出頗為巧妙，最終“用六十分的牌打出九十分”——

●無錫人均GDP連續第四年超越上海。

●在土地面積遠小于蘇州、杭州等城市的情況下，工業用地的產出效率在長三角、乃至全國都是領先水平。同時精準嵌入國家戰略齒輪——成為集成電路等高附加值產業的核心布局節點。

江南“小”城，不追逐灼目的聚光燈，卻在長三角的創新拼圖中，以不可或缺的姿態托舉起整片星群的光輝。

作為先行者，無錫的“小城大業”對其他城市也頗有借鑒意義——

找準自身特色與國家戰略的結合點。

01 低調但關鍵的城市定位

北京，清華大學的實驗室。屏幕上是復雜的氣動模型，工程師調整參數，敲下回車鍵。數據流開始奔涌。在經歷了無數次計算模擬后，國產大飛機與天宮一號終于正式踏上征服蒼穹之路。

承載這些數據洪流的核心算力——在千里之外一座江南小城，一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中。

source：unsplash無錫

長三角的夜空群星璀璨。

以龍頭上海為原點向外延伸，依次是蘇州的外資制造集群、杭州的數字經濟生態、南京的產學研轉化基地——每座城市都在區域版圖上投射出清晰光域。過去，無錫靜立其中，并不起眼。黿頭渚的櫻花年復一年落入太湖，隱于強鄰的光暈下。

今天，太湖西岸，國家超級計算中心。“神威”主機陣列指示燈規律閃爍著，每一次閃爍，都在為中國制造提供最基礎的運算支撐。

超算中心如同一顆星辰，代表著無錫的產業力量已從周邊巨頭林立中蔓生出自己的生態：在長三角的創新拼圖中，以不可或缺的姿態托舉起整片星群的光輝。

根據行業協會統計，2023年無錫集成電路規上產業產值達2400億元，全國城市排名第２；

設計、制造、封測核心三業規模約占全省1/2、全國1/8，分居全國城市第5、第3、第1位，成為全國發展的重要一極、全省布局的關鍵“一核”。

除此以外，無錫在眾多領域均擁有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行業隱形冠軍，技術實力和市場份額均居世界前列

2024年，無錫人均GDP達21.69萬元，位居全國第二，連續第四年超越上海。

可見，在太湖美的表層敘事中，潛藏著一條產業進化路線——這座曾被周邊城市光芒掩蓋的蘇南老城，不知不覺中已回歸新型工業強市的隊列。

它拋掉了舊日的榮光——無錫曾是百年工業老城，是大名鼎鼎的蘇南模式的發祥地。也拋掉了過去的“包袱”——太湖生態危機，規上工業多年在省內墊底，是無錫一度面臨的困境。

那么，拐點出現在什么時候？無錫做對了什么？

02 轉“危”為“機”

無錫轉型成功的關鍵在于，將“生態紅線”轉化為倒逼機制，并結合自身特點，通過精準產業定位（集成電路、超算）和區域協同，在有限的資源下實現了高效配置。

無錫產業和生態園區地圖 source：無錫商務局

2007年，太湖藍藻危機大爆發，國家直接給無錫劃定出生態紅線，削掉了大面積的工業用地。

隨后十年間，無錫陸續清退五千多家高污染企業，釋放空間給高附加值產業，推動綠色制造。

這個過程本質上重構了無錫的土地配置邏輯——在可使用面積有限的情況下，就必須提高產出效率。

無錫關停并轉移市區內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企業（如小化工、小印染、小鋼鐵），將保留下來的、有發展潛力的制造業企業，特別是需要升級的骨干企業，有序搬遷至規劃好的工業園區。這是一場涉及利益格局調整、就業安置、土地置換的復雜的城市手術。

伴隨著大量化工企業的倒閉，2010到2015年間，無錫規上工業總產值在全國和省內競爭力逐年下降，與蘇州、南京等城市差距越拉越大，部分年份直接在省內墊底。

拐點出現在2017年。

這一年，華虹集團響應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與無錫市政府簽署投資協議，建設無錫基地——同時也是華虹走出上海的首個研發基地。

選擇無錫是出于兩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環顧長三角諸多城市，只有無錫的土壤滿足芯片制造的環境要求，可以建設潔凈廠房。這有賴于此前政府斥巨資對化工舊址完成的土壤修復。

另一方面，國家早期布局的戰略在此刻顯效：無錫是集成電路產業起步最早的地區，國內第一塊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就誕生在此。無錫集成電路產業基礎、人才儲備和意識理念主要得益于在“八五”期間國家在無錫實施的國家微電子“908工程”，華晶公司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最早的集成電路產業人才。

這些本土人才成為技術的火種，讓無錫在承接上海芯片產業外溢時，擁有罕見的產業底蘊與操作能力

·1978年，江蘇省政府提出引進集成電路生產線，并建議定點在無錫江南無線電器材廠。

·1990年，在西方技術封鎖的時代背景下，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立項，正式在無錫啟動“908工程”。

工程期間，華晶電子作為國內首條6英寸晶圓生產線的實施主體，在缺乏設備說明書和禁運備件的條件下開展技術攻關。這一過程培養了中國首批半導體技術人才。

·2000年代初，華晶改制重組，技術骨干并未離散，反而在無錫本土催生半導體創業生態。

原華晶光刻團隊創立芯朋微電子，專攻電源管理芯片；設備維護專家組建晶源微電子，提供晶圓檢測設備；甚至廠務工程師轉型成立華潤安盛，解決芯片廠超純水系統難題。

于是，當2005年上海中芯國際、華虹等企業因成本壓力向長三角外溢產能時，無錫憑借產業工人儲備和專業技術管理團隊，成為唯一能接住高端制造環節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以華虹建廠為契機，無錫將集成電路列為重點發展方向，開始向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延展，直到建立起了閉環式的產業網絡。

source：央視網

目前，中國只有兩個城市擁有較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鏈，一個是上海，另一個就是無錫。無錫在產業鏈三大環節的產業規模排名如下——

設計——全國第四（前有深圳、上海、北京）；

制造——全國第三（前有西安、上海）；

封測——全國第一。

從2010到2024年，伴隨著工業用地的減少，是一次次華虹敘事的再現，以及無錫工業產值的逆勢增長。

當周邊城市還在爭奪特斯拉配套廠時，無錫用省下的土地陸續建成了國家超算中心、深海技術實驗室這些高附加值載體。

華虹故事展現了無錫如何以有限資源嵌入全球價值鏈，為中國部分城市工業轉型提供了范本——

在城市面積與人口規模都有限的條件下，如同通過生態倒逼（關閉化工企業）、產業傳承（傳統工業基礎）和區域協同（嵌入長三角）提高產出效率。

source：pixabay

2025年，無錫的集成電路產業規模突破2400億人民幣，其意義已超越單一產業擴張。標志著無錫精準嵌入了國家戰略的齒輪，成為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中的高附加值一環。

如今，無錫在土地面積遠小于蘇州、杭州等城市的情況下，工業用地的產出效率在長三角、乃至全國都是領先水平，原因就在于高附加值產業的布局

以集成電路為例，作為高附加值產業，它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城市土地配置與產業發展的互動關系。

杭州屬于典型的生態敏感型城市，受西湖、錢塘江生態紅線的限制，工業用地集中于蕭山和余杭。

土地稀缺迫使杭州的集成電路產業必須聚焦于設計層面，并緊扣著杭州本土的數字經濟產業優勢。例如矽力杰微電子就坐落在阿里云旁邊，設計智能家居芯片。

合肥作為內陸城市，平原面積占比高。

合肥的集成電路產業就以大規模晶圓制造、代工和存儲芯片為主，并依托國家的大基金支持。例如長鑫存儲在合肥的廠房占地1520 萬平方米，是一個龐大的產業園區，旨在打造一個集生產、研發、配套服務于一體的綜合性存儲產業基地。

與無錫毗鄰的蘇州，在區位、用地成本、產業結構層面都十分相似，但蘇州集成電路的生產效率卻不如無錫。

為什么會這樣呢？

一方面因為蘇州集成電路產業以外資為主導，如三星、英飛凌，依賴全球的技術轉移，利潤外流風險高。長電科技等雖為本土企業，但也主要服務像蘋果這類外資客戶。相比之下，無錫的集成電路發展中本土企業占主導地位，本土驅動使得產業結構更為均衡，抗外部風險能力也隨之增強。

03 “有形的手”和蘇南的秘密

上述產業形成過程離不開無錫政府的積極斡旋和調整定位。早期華虹建廠因資金緊張，工程進度一度停滯，無錫政府協調地方銀行提供了10億元低息貸款，從土地到資金一條龍服務，最終用18個月完成基地的投產。

從更長的歷史線看，無錫的發展模式其實是植根于“蘇南模式”的歷史基因和國家戰略規劃的合力中。

source：unsplash 無錫

蘇南地區自明、清以來就有著發達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基礎，歷來商賈云集，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

與東北重工業或珠三角外資驅動的模式不同，蘇南模式依靠內生動力，形成了“強縣強鎮”的格局，地方積極性高，產業基礎扎實。

時間來到改革開放初期。

國家鼓勵農村工業化，在家庭承包制實行后，蘇南釋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率先開始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無錫是其中的代表，因為毗鄰上海，又擁有發達的交通網絡，率先融入到了核心產業鏈中。

依托上海的技術擴散和“星期日工程師”現象，無錫以鄉鎮集體企業為主體，逐漸形成“多業并舉、一鎮一品”的格局，迅速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source：unsplash 無錫寄暢園

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以小規模、分散化的組織形式，能夠靈活應對市場需求。蘇州的絲綢出口、無錫的五金制造，在80年代都成為了城市外匯創收的重要來源。

彼時，無錫數以千計的家庭作坊、小型工廠并非集中于城市地區，而是嵌入了廣袤鄉村的肌理之中，呈現出一種彌散狀的布局。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企業的治理權與控制力下沉至了最基層的村鎮集體單元，形成了眾多高度自治的微型工業共同體，城市層級的政府更多扮演著環境營造者而非指揮者的角色。

例如，宜興官林鎮的電纜產業起源于村民對上海廢品站舊電纜的拆解翻新，隨后通過家族、鄰里關系裂變出數百家作坊；

錫北鎮的印刷機械產業鏈則由幾個回鄉技工模仿國營廠淘汰設備起步，依靠師徒關系擴散技術，最終在鎮域內自發形成完整分工。

——無錫的早期工業化，是通過無數基層單元的自我驅動與協同，最終拼合出細密的縣域制造版圖的。

1980年代的華晶芯片廠區（運河西路） source：無錫日報

人口少，面積小，是無錫從一開始就在面對的問題。

1980年代，無錫的常住和流動人口加起來大約在400萬（直到今天，這個數字也只有750萬）。

本地市場的有限迫使鄉鎮企業必須向外拓展需求，無錫政府還為出口導向的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和稅收減免，由此奠定了無錫外向型經濟的雛形。

官林鎮的電纜從宜興出發，流經村民們的雙手與千百個小作坊，搭上鐵路，前往100公里外上海的商場，又在1988年的外高橋碼頭搭上輪船，首次出口到新加坡，就此開啟無錫制造業的全球化之路。

當蘇南模式成為教科書范本時，蘇南就不知不覺中成為了巨人的影子——品牌力的缺失讓城市在全球化產業鏈的浪潮中長久地徘徊于中低端水域。進入21世紀，蘇南地區整體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轉型，但脫胎于蘇南模式的板塊經濟格局卻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各個城市發展的產業基石。

轉型從來就不是洗牌重來，而是把六十分的牌打出九十分。如今無錫的幾大特色產業，基本都可以在當年的鄉鎮企業集群中找到雛形或關聯：

錫山區電動車年產量占在全球的占比，其根基正是1980年代洛社鎮柴油機配件廠鍛造的金屬加工能力——當燃油摩托市場萎縮時，鄉鎮技工憑借齒輪鑄造經驗轉向電動車電機研發，捷安特等臺資企業進駐則進一步激活了供應鏈，最終形成雅迪、新日等品牌與上千家配套廠共生的“十里車谷”。

即便是無錫近年崛起的生物醫藥產業，也能在江陰華西村1990年代興建的生物藥廠、以及“星期日工程師”為鄉鎮藥企傳遞的發酵技術中找到前身。如今藥明康德的合成化學技術團隊中，仍有當年從鄉鎮藥廠走出的老師傅擔任工藝顧問。

source：giphy

在無錫產業轉型中，有形的手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與蘇南模式通常一起被提及的還有溫州模式，二者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不同點在于，蘇南模式依賴政府引導和集體經濟，而溫州模式則更強調市場化和民營經濟。蘇南地區的地方政府以高效的政策引導著稱，通過土地、稅收優惠與產業基金，吸引高技術企業與研發機構。例如蘇州工業園區通過“新加坡模式”引入國際化管理經驗。

“863計劃”期間，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由科技部、江蘇省和無錫市三方共同投資建設，“神威·太湖之光”作為重大科研成果在無錫落地。超算產業在無錫的發展，一方面體現了宏觀層面國家戰略的布局節點，另一方面則揭示了微觀層面城市產業的累進效應。

無錫成為國家超級計算中心的基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基礎設施與技術足夠適配——超算核心依賴高性能芯片，無錫擁有全國第二的集成電路產業集群，蠡園經濟開發區的土地資源和電力供應也能夠滿足超算中心的高耗能需求。

其次，超算中心需規避核心經濟區與地震帶。無錫位于長三角腹地但非核心樞紐，相比杭州（沿江流域洪水風險）、合肥（地震帶影響），地質更為穩定。而太湖沿岸區域也便于部署備用冷卻水源系統。

最重要的是，無錫本身就是我國最早布局微電子的城市之一，2009年就被定位為“國家傳感網創新示范區”——超算中心選擇無錫一定程度上是“908工程”的戰略延續。

作為中國首個采用全國產處理器登頂全球超算榜首的里程碑，“神威”的成功研發依托于無錫獨特的國家隊主導、地方打配合的協同機制：國家并行計算機工程技術中心提供核心研發能力，無錫市政府則以土地、資金、工業基礎予以配套。

這種模式在突破“卡脖子”技術上展現出高效性——中國超算在2016年擺脫對英特爾芯片依賴，并持續四年保持全球運算速度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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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以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為牽引的路徑，也完成了無錫產業生態的結構性調整。“神威”系統催生了氣象模擬、工業仿真等領域的創新應用，吸引清華、中科院等在無錫設立實驗室，孵化出二十余家超算相關企業。

2019年，“神威”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高端計算芯片與技術全面禁運，無錫被迫放棄國際排名，轉向非公開技術路線，在氣象模擬、聚變能開發等重大項目中隱蔽地支撐著國家關鍵領域的算力安全。

2024年，由“神威”迭代而來的“太湖之光A+”項目亮相，算力密度國內最高，平均每天支持7000多項程序作業，鞏固了無錫在超算技術領域的地位。

從傳統“蘇南模式”到高附加值產業，無錫在生態與產業的雙重使命下完成了破局之道。類似的轉型困境，中國其它城市也會遭遇，無錫經驗還能帶來哪些啟示？

回到超算產業。除了無錫以外，天津、昆山也建立了超算中心。產業的發展軌跡差異，反映了三個城市各自工業轉型的特質。

天津國家超級計算中心是國家首個超算中心。超算產業推動了天津從傳統工業城市轉型為高科技中心，形成了以國防科技為核心的創新生態。與無錫“神威”的自主研發相比，天津的“天河”系列早期依賴國外芯片，近年雖轉向國產，但自主化進程明顯落后。

天津和無錫均獲得了國家“863計劃”的支持，但無錫依托長三角經濟優勢，吸引了更多市場化的資源，應用場景多樣；天津則更依賴國防科技背景，政策導向偏向戰略安全，應用場景較為單一。

2020年，昆山國家超級計算中心通過驗收，成為江蘇省第二個、國內第八個國家超算中心，地位次于無錫。昆山超算中心依托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擁有“天河”系列超算系統，但其技術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都低于無錫的“神威·太湖之光”。

昆山同樣從蘇南模式轉型，依托其制造業基礎（如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超算以支持本地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無錫相比，昆山的超算產業起步晚，技術積累少，更多扮演著區域性的支持角色，而非全國或國際引領者。

由此可見，無錫超算產業的成功，是戰略規劃、產業融合和自主技術突破的疊加效果。

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既需要政府與市場結合——通過政策引導和超算云平臺推動產業化應用；又離不開區位優勢——促進產業融合與集群發展；還需要采用綠色技術——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特點使無錫在全球超算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同時帶動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本地產業升級，形成了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生態。

無錫產業轉型秘訣就在于化約束為動力——以太湖危機為契機，挖掘本地底蘊，融入區域網絡，連接全球市場。中國其他城市在面對類似轉型問題時，同樣應該找準區域特色與國家戰略的結合點。

04 一個問題

作為轉型先行者，無錫的產業發展也可能率先面臨著聚焦不足的潛在風險。

從布局上看，無錫不是能簡單明了提煉出一個本土標簽產業的城市，即便是集成電路產業，其規模也并未達到足以遮蔽其他產業的程度。

無錫產業格局仿佛是微縮版的“江蘇十三太保”——作為一座相對人口少、面積小的城市，布局集成電路、物聯網、生物醫藥、現代裝備制造、高端紡織服裝等多個賽道——齊頭并進，既協作又分散。

物聯網技術賦能裝備制造、紡織服裝的產業升級；集成電路為物聯網、高端裝備提供基石；生物醫藥的精密儀器需求又拉動高端制造。產業間相互滲透、彼此支撐，形成強大的內生動力和創新網絡。

好的一面是，均衡策略在維持產業多樣性和抗風險能力上具有優勢：

它避免了單一產業周期波動對城市經濟的沖擊。同時多元化的產業生態吸引不同類型的人才，優化了勞動力結構，也進一步促使資本、技術等要素在更廣泛領域的流動和配置。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 對“小城”而言，資源有限的前提下，過于均衡可能導致資源分散、頭部缺失。尤其在技術演進的關鍵轉折點，顛覆性創新往往依賴于對單一方向的持續高強度投入。

數據上看，無錫的技術成本投入強度雖高于全國平均，但與深圳等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且方向也更為分散。

當全球科技競爭進入到需要超大規模資源聚焦才能突破的深水區時，分散化的資源配置機制難以在關鍵領域形成足夠的突破壓強。

對比深圳支持華為、合肥押寶京東方、長鑫存儲的集中投入模式，無錫在單個產業上的“壓強”相對不足。雖然研發投入總量不低，但分散在多個領域，可能影響在最前沿領域，如下一代半導體材料/架構、通用人工智能底層技術、原創性新藥靶點發現上形成絕對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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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登全球價值鏈頂端、塑造全球性城市品牌方面，無錫缺乏類似華為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州的“產業燈塔”，削弱了對全球頂尖人才的虹吸效應——那些致力于改寫技術范式的科學家或野心勃勃的創業者，往往更傾向選擇擁有絕對產業高地和創新生態的樞紐城市。

當長三角一體化加速高端要素向滬、杭集聚時，這個問題就成為了高懸于無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無錫面臨的潛在命題或許并非產業數量或廣度的不足，而是如何在保持多元產業底盤的同時，在關鍵領域構建起足以穿透技術壁壘的標桿企業。在城市治理層面建立更高效的資源統籌機制，在產業層面培育龍頭企業，最終在多極均衡的土壤上生長出引領世界的創新巨頭。

尾聲

長三角的產業星河中，無錫恰似隱秘角落里的星辰。它既抓住了上海的技術溢出，又傳承了蘇南模式的草根韌性——

面對生態約束，它關停污染企業騰籠換鳥，將環保壓力化為產業升級動力。面對極為有限的工業用地，它聚焦高附加值產業，最終精準嵌入了國家戰略的齒輪。手握“蘇南模式”家底，它積極挖掘本地技術火種，避免了斷層式轉型——這種“國家使命+地方智慧”的組合拳，對其他中國城市都有借鑒意義。

主要參考資料：

[1] 無錫市統計局

[2] 蘇州市統計年鑒

[3] 杭州市統計年鑒

[4]《無錫：一座江南水城的百年回望》

[5]《無錫綠色低碳發展報告 2022》

[6]《中國沿海大城市制造業空間集聚研究：以蘇南典型城市為例》

本文基于訪談及公開資料寫作，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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